中国有个四川省，四川省有个乐山市，乐山市有个峨边县，沙坪县有个远近驰名的劳改集中营——四川省峨边沙坪国营农场。这个劳改农场现在已经出卖给私人经营。埋葬在这里的，有数千名右派难友的尸骨；游荡在上空的，是数千名右派难友的冤魂。在沙坪劳改集中营里，10000 多人的劳改犯竟然饿死了6000 多人，毛泽东镇压迫害本国的右派分子的残酷程度，远远超过了德国法西斯希特勒对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的犹太人的屠杀虐待。
大渡河畔的沙坪农场
沙坪农场前有巨浪滔滔的大渡河，后有八百里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平均海拔2500 米以上。与甘肃省武威地区的夹边沟右派劳教农场相比，这里的环境之恶劣与镇压之残酷，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因很简单，当年的“西南王”李井泉，比甘肃省的当权者更加专制野蛮，也更加惨无人道。
李井泉，江西人，是毛泽东豢养在大西南的一条恶狗。早在延安时就紧追毛泽东，其后在山西武装割据，以整人杀人闻名于中共晋、察、冀根据地。由于他不顾人民死活一味效忠于杀人恶魔毛泽东，几年时间就从一名省委书记跃升为中共西南局书记，再跃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据官方公布的数字，1959 年至1961 年，四川省共饿死1250 多万人。按照更加真实的文献资料来推算，实际人数应该超过2000 万。李井泉的飞黄腾达，是以牺牲2000 多万四川人民的生命换来的。真可谓“大吏封疆加朱绂，皆是苍生血染成”。
沙坪农场一年四季气候恶劣，野兽横行，阴风怒号，霜剑冰刀，是一座天造地设的人间地狱。150 多年前，太平天国领袖石达开，率领几十万大军也没有能够逾越天堑，在这里全军覆没。到了20 世纪50 年代末期，大陆中国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因为响应毛泽东及共产党的“整风”号召而沦落为“阳谋”圈套中的贱民囚犯。他们与当年的石达开军队一样，死后无一具棺木，而是几个、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人埋葬在一起。埋人最多的一个荒坡几年后种上南瓜，秋后南瓜竟然长得又肥又大重达百斤，一下子变成闻名遐迩的“南瓜山”。我为此专门赋诗一首：“千万尸骨化肥水，育出南瓜满山花；冤魂绵绵归不去，啼血声声在谁家？”
随着被囚于沙坪农场的劳教右派以及其它各种“反革命分子”的大量死亡，不少受难者家属四处告状，农场场长梁村夫因此被当作替罪羊判处有期徒刑7 年。到了1963 年，我因“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案”一度与梁村夫关在同一间牢房，他谈及此事竟然面无愧色：“我是共产党员，公安干警，执行上级指示是我的天职，至于饿不饿死人，与我何干？”
梁村夫个子高瘦，一副永远正确的样子，即使坐监也整天抱着“马列著作”，读得津津有味。同样是囚犯，他每天的囚粮比我们多一两。我们是“二三三”，他是“二三四”。在那个年月，多一两囚粮等于多了一两血，毛泽东喜欢用民众的血汗供养刽子手，于此即可见一斑！
沙坪集中营的由来
1949 年12 月，四川以所谓“和平解放”的方式落入共军手中。为了彻底摧毁旧政权的残余势力，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凡国民党的军（排、连长以上）、警（所长、分局长以上）、宪（宪兵以上）、特（国民党的“军统”，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和“中统”，即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委员会的成员）、政（县长以上），以及国民党和三青团的骨干分子（区分部书记和支队长以上）和乡（镇）长、保长、保队副、帮会头目等等，均属杀、关、管、斗的专政对象。不足70 万人口的成都市，先后逮捕了数万之众。
毛一贯的政策是团结95%的群众，打击5%的“阶级敌人”。当时四川总人口有5000 多万，遭受打击的人数就应该是250 万人，其中被杀、管、斗的人数不少于150 万。这150 多万除被杀掉之外，大约有100 万人关押在被称为劳改队的劳改集中营里。他们是世界上最廉价的劳动力，在枪杆子押解下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不仅参加成渝、宝成铁路、川藏公路、青藏公路的修建，还到最为边远的马尔康砍伐过森林，此外还为不少政府机关、学校、医院修建办公大楼，就连当年中共西南局庄严巍峨的大礼堂，也是由劳改犯人参与建造的。廉价的劳动力，最低的管理成本，人员不够的情况下还可以再来一次政治运动，又会有5%的人补充进来。所以毛泽东要不断地搞阶级斗争，其效应是既可以驯化本国人民，又可以起到杀一儆百的恐怖威慑作用。这就是毛泽东的治国之道，也是中共强化共产专制的独裁权术。
1957 年的“反右斗争”，四川省共揪出了10 多万右派分子（官方公布的数字是64720 人，实际人数应该超过12 万人），其中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有4、5 万人。如何安置这些“阶级敌人”，就成了当权者的一个难题。重修监狱耗时、耗工；放在城里工厂又要添置设备且难以管理，最好的办法是让这些人用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
据说在省公安厅的一次会议上，劳改局负责人嘿嘿一笑说：“这还不好解决！四川有的是荒山荒地，办它几个像雷马屏一样的农场，别说4、5 万，就是几十万人也能安置得下来。”于是当场拍扳，由劳改局派出局办秘书李志昂和赵功到四川偏远县份雷波、马边、屏山、峨边等地实地勘察，最后选定在位于小凉山腹地汉彝杂居的峨边沙坪设立劳改农场，作为右派分子的“自新”之地。
自1957 年10 月起，源源不断的右派分子在枪杆子的押解下，从四川各地到这里“脱胎换骨”。其中包括教师、作家、画家、诗人、记者、工程师、律师、技术员、干部、军官等等。中国人残酷迫害中国人的沙坪劳改集中营，由此建立。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勘察寻址的李、赵二人，不久也被打成右派押送至此，应了中国民间的一句俗话：“木匠作枷，自作自受。”
可怕的饥饿
1956 年我读过印度作家钱拉·菲德甫描写1942 年孟加拉国大饥荒的小说《饥饿》，结尾有这么一段话：“饥饿，可怕的饥饿。1942 年孟加拉国的大饥饿，不仅夺去几万条孟加拉国国人的生命，还改变了孟加拉国国人固有的传统与性格，母亲不再爱儿子，子女不再敬父母。饥饿，可怕的饥饿……”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我家虽然世代穷苦，却从来没有饿过肚子，所以我当时认为这部小说言过其实。自1957 年被划为右派，同年12 月28 日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我才体会到钱拉·菲德甫对于饥饿的描写并不十分深刻，因为他自己并没有真正挨饿。
我所在的沙坪劳教农场白夹林中队，一共有200 多名右派，住在两座新搭起的大草棚里，上下左右两层通铺，中间是过道。新垒的泥墙四处透风，刺骨钻心的山风无孔不入。每晚点名排班，不少人都顶着被子站在空旷的山洼坝子里，乍看就像一群俘虏兵。我们的粮食月定量是22 斤，不是白米而是苞谷糁，没有任何副食品。除去干部小伙房卡油和厨房炊事员层层克扣，每天吃到嘴里的不足七两苞谷。七两苞谷用水煮成稀汤盛在碗里，上可见“四海翻腾云水怒”，下可观“五洲震荡风雷激”，假如倒在石板上，流动的速度连狗都追不上，真是名副其实的“快餐”！
每到开饭时间，盛满苞谷汤的木质大黄桶在坝子里一字儿排开，四个大组每组一个桶。大家排成长龙，由大组长掌勺，按人头一勺。在给第二勺时，如果碗里没有净空就没份。于是，大家训练出一种特殊的吃饭技巧：一不用筷，二不动勺，三不管烫，一边排队一边拼命“喝饭”，再辅以风卷残云的舌头将碗底舔得精光。这一切全是为第二勺作好净空准备。
当勺子再舀不出黄桶里的苞谷汤时，大家便蜂拥而上，有的用手抠，有的用勺刮，有的用指醮，不停地往嘴里送。只见“帽子与手臂横飞，嘴巴共苞谷一色，胸襟汤汤一遍，斯文饿鬼一槽”。
吃着这样的稀饭，却要干着牛马一样的重活，每天开荒定额0.12 亩（80 平方公尺），完不成任务就批判斗争。在这种环境中，谁还有羞耻？谁还有尊严？
无论再黑心的地主和资本家也懂得不吃饱肚子不能干活的道理。然而，共产党偏偏不给右派分子吃饱肚子，并且要强迫右派分子去干重活，正应了拿破仑的一句名言：“饥饿加大炮，是统治人民的最好方法。”
生命回归“自然”
“回归自然”是时下的流行话语，只是早在1957 年前后，我们这些右派劳改犯就已经在劳改集中营里面“回归自然”了。
我们小组15 名劳改犯是清一色的右派，平均年龄不足25 岁，正是充满理想而且身强力壮的美好年华。悲哀的是，每天需要解决的只是如何获得温饱问题。一是拿钱买（那时托挑粮的搬运难友，在沙坪县街上可以买到糖饼之类的东西）；二是写信向家里要。买和要必定有限，最好的办法还是“就地取材”。我们在开荒中常常挖到白嫩嫩的鱼腥草，俗名折耳根，四川叫猪屁股，其药用功能是去毒开胃，健脾消结，也就是越吃胃口越好。把它用泉水洗净，截碎放在脸盆中以盐渍上，到了晚上九点钟下学习，便取出脸盆盘腿坐在各自床铺上，一撮一撮往嘴里送。人人如是，个个一样，那牙齿撕裂草根的嚓嚓声，细听去就像蚕房蚕儿在啃吃桑叶——你说，这是不是回归自然？
感谢“英明领袖”，逼着我们学到了牛羊的本领。除用鱼腥草，便是寻找能进口的块状植物，这得有神农辨百草的本领。假如误将半夏等有毒物质吃进肚子，就会弄得嘴胀、脸肿、头麻、体硬，难过得要死。
面对如此酷烈的情况，也有“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胆大之人，当面向干警提出质问：“共产党是讲革命人道主义，为什么不给我们吃饱？”
干警板着脸粗声回道：“没有杀你们就是人道。粮食定量是国家政策，给多少吃多少，谁叫你们去反党反社会主义？告诉你们，改造的第一关就是生活关！要想吃得舒服，就得拼命开荒种粮，秋后丰收了日子便好过，人民政府不会拿粮食白养你们。”
大家不敢抗辩，知道这里是专政机关，吃不饱也得干，只好把希望寄托在金秋八月。饿就饿吧，反正劳教时间不会很长，咬紧牙关扛过去！谁知道有好多人注定是扛不过去，最终埋骨于这个惨无人道的劳改集中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