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学会用口述史材料去把握历史的多面性
在中国的舆论中，“红卫兵”、“造反派”已经成为一种宽泛的符号，往往与“批斗走资派”、“打砸抢”、“破四旧”、“武斗”等负面行为相联系。这两个群体已经被整体妖魔化了。其实，每一个参加过“红卫兵”、“造反派”或其他群众组织的人，都有具体的心理动机和行为逻辑。口述历史可以帮助当事人恢复对当年事件的记忆，研究者再把这些记忆经过鉴别后作比较分析，便能从当事人的观察中部分地复原当年的真实情境，从而避免对历史现象和社会群体作概念化的简单判断，学会作比较深入的剖析。
这里，我想举两个例子。例一涉及到对“老红卫兵”的认知。我曾经采访过《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的前任主编李大同，请他谈谈他的“文革”经历。他是个干部子弟，而他的“文革”经历却不同于比较典型的“老红卫兵”。
李大同的父亲1938 年到延安，属于“整风”中被“抢救过”的干部，曾是胡耀邦在川北工作时的助手，胡负责团中央工作时担任过团中央宣传部部长。李大同是1967 届初中生。1966 年7 月他参加了“老红卫兵”的组织，但他又很保守。他反对“血统论”，反感对老师的暴力行为，没有参加“打砸抢”之类的行动。“文革”初期的一天晚上，李大同向他父亲提了10 个问题，对当时种种过火行为表示不能理解，把这张纸放在父亲的桌上。团中央得知后如获至宝，认为当时全国到处都在“造反”，竟然还有这样的一些保守看法存在！于是，李大同写的这些内容很快就刊登在1966 年下半年团中央的内参《团的情况》上，其引语是：一个14 岁的学生李大同向其父亲提出10 个问题………。后来，李大同的父亲被“红卫兵”把腿打断了。
半年后，“老红卫兵”失势，多数“老红卫兵”已经没有“血统论”支持下的士气。在“红卫兵”的分化时期，李大同属于第一拨被分化出去的干部子弟。1968 年以后，中学“红卫兵”从整体上看已经边缘化、逍遥化了。一部分人无事可做，在街上打架斗殴、“拍婆子”，而李大同选择的是强身和读书。他与一些伙伴们跟着学校的军代表学习擒拿、格斗，和其他干部子弟交换禁书。他回忆说，要说我们干部子弟有什么特权，那就是信息特权。我想，他说的信息特权还不完全是指上层消息一类，更多的是指他们家能获得当时社会上公开及内部发行的各种书。李大同回忆说：“我们同时还在接受伪历史、伪知识，它们也在消蚀着我们的想法。”但那时的“阅读特权”毕竟多少造就了这一批人的怀疑精神。今天反思的彻底性就与这种阅读有关系。对李大同来说，他既是“红卫兵”，又是思考者；他当年的思想逻辑和今天的追求是一脉相承的。
例二是一位外交部老干部对“造反派”的看法。何方是早年到延安的老干部，曾经长时间担任张闻天的助手，1959 年被外交部定为“张闻天反党宗派”的重要成员。他在“文革”中支持过外交部的“造反派”，对抓“五·一六”持否定态度。
何方在口述史中谈到，“文革”一开始，外交部领导就指定了35 个批判重点，这些人大多是在过去的政治运动中挨过整或有什么历史问题的人。他的体会是：每次运动一来，从上到下的各单位领导常用的手段是，赶快找几个或者一批人当打击重点，先抛出去，一方面表示自己积极推动了运动，一方面又保护了自己。
他说：“‘文革’初，以干部子弟和一些工人家庭出身的普通干部组成的红卫兵如毛泽东的亲戚王海容、李一氓的儿子李世滨等一批人，带着红箍，开到了我家。把我所有的书，往几个大木箱里装，加上封条。还把我的笔记本都收走了。”
他说：“‘文化大革命’这个期间，我的倾向性很明显：第一，我支持‘文化大革命’；第二，我支持打倒‘陈、姬、乔’（陈毅、姬鹏飞、乔冠华）。我为什么有这样的思想呢？因为我对革命队伍里的一些现象不满意，我真的以为毛主席要扫荡特权和官僚主义。例如，姬鹏飞、乔冠华凭什么一年到头抽‘三五’烟？‘三五’烟国内根本就没卖的，都是从国外搞来的，是大使们拿公款给部长们送的礼，我对这类现象极不以为然，认为他们确有错误。而且那时打倒是比较普遍和随便的现象，并不意味着真的打倒，主要含义还是批斗和拉下马的意思。后来外交部‘造反派’上来了，以干部子弟为代表的红卫兵成了‘保守派’。‘造反派’闹腾了一两年曾得到‘文革小组’支持，他们反对当权派，打击面太宽，犯了不少错误。但运动还比较文明，也一直没有夺外交权。随着支持外交部‘造反派’的王力垮台，‘造反派’在批极左抓坏人的运动中被彻底整垮，一些头目被抓了起来，很多人后来又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得到周恩来支持的、同陈、姬、乔和各级原领导结合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起来，成了外交部‘文化革命’的主流派，一直再没倒。外交部整‘五·一六’分子，是周恩来亲自抓的。因‘五·一六’罪名被整人数有2 千人，有些司几乎二分之一（个别司甚至更多）的人被打成‘五·一六’。把一些很有水平的人打成‘五一六分子’，同时又是找垫背的，把‘文革’的罪过推到这些人的身上。邓小平、陈云在这些问题上有派性，处理得不好。至今没有给为时两年多、上千万人被整被抓的‘五·一六’运动这一冤案平反，官史根本不提这件事。”[8]
在“文革”的大部分岁月里，何方在外交部其实只是个旁观者，他早早被“专政”，连当“造反派”的资格都没有。但他的口述有助于我们对外交部的“造反派”有更真切的了解。何方认为，周恩来在外交部打击“五·一六分子”，有报复之嫌。外交部的“五·一六分子”被逼死、逼疯、打伤的不计其数，“造反派”就这样全被打下去了。这一点从马继森的《外交部文革纪实》一书中也可得到证实。宋永毅提出，“造反派”和“三种人”的历史真相亟待澄清，此言甚是。
四、口述历史是不是信史？
口述历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近年来，史学界对口述历史的价值日益关注，但也有很大分歧。人的记忆力是有局限的。口述者的记忆偏差和有意回避，往往使口述史的真实性程度受到怀疑。有些学者对口述史不仅抱持怀疑的态度，甚至有些鄙夷。这就引出了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口述历史是不是信史？口述整理的文本，在史学研究中能不能采信？
《中国知青口述史》的作者刘小萌是口述历史的实践者，他对口述历史的价值是肯定的，但对口述史的真实性程度有所保留。他认为：“口述中包含各种不真实成分，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因为时间久远，受访者记忆出现偏差，如记错了时间，人物张冠李戴、事件因果关系错乱等。而受访者站在今天的立场回溯历史，犹如戴着一副变色眼镜去眺望远处的山景。[9]”
其实，口述史是不是可信，不可一概而论。它的历史真实性既取决于口述者对历史的态度，也取决于采访者对历史的态度。如果双方都有一种求真务实的治史精神，口述历史完全可以成为信史。如果口述者有误记和避讳，采访者通过追问和考辩，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口述者的缺陷。但如果双方都没有求真务实的精神，主观上对治史与传奇就不加区别，或者出于商业目的炒作，或者为了发泄私怨，当然不可能产生信史。同样，依靠文献治史，如果无意求真，也会让历史走样。
中国民间的学者独立修史很困难，历史事件的当事人以独立的立场写作、出版回忆录也很困难，但官方却不断地推出官修史书和回忆录，特别是那些前党政军要员近年来纷纷出版回忆录。他们有专人专款，组织了专门的写作班子，比如彭真的回忆录、传记的写作班子就多达40 多人。这些官修史书和回忆录的作者按照中央定好的调子写；有时调子变了，回忆录的说法也跟着变。这些回忆录出版时虽然由个人署名，其实与官修史书并无二致，某些回忆录甚至是有组织的欺骗或有意识地造假。有些人的子女为利益驱动，也直接干涉写作班子的工作，提出“这些事可写、那些事不能写”之类的要求，不但按其需要取舍历史材料，甚至伪造史实。如此治史，即使参考了大量的文献记载，也不一定可靠。何方先生是《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一书的作者，深谙中共党史学界的内情。我与他探讨过当前出版的回忆录之可信度。何方说，他看过迄今为止不少高官要人的回忆录，对得起历史的资料不多；他们不但对自己不光彩的一面有所避讳，而且往往没有超越个人恩怨的眼光和胸怀。
从历史的经验看，正史未必是信史，野史未必不是信史。在当今中国的语境下，官方组织撰写的高干回忆录，不论是否归入正史，其价值往往低于口述史。曾经担任中央文献研究室负责人的金冲及说过：“我觉得口述历史往往讲得比较自由，假如让他写回忆录，有些情况可能不会写进去，比较谨慎。口述时，讲话脱口而出，把真的情况包括他自己的感受、周围的气氛都说出来了。[10]”高级干部都养成了保密的习惯，也深知人际关系的利害，所以越是要害处越要保密，下笔时越要回避；然而，访谈中脱口而出时反而会口吐真言。因此，与回忆录相比，口述史有更接近真实的可能。
口述史不仅具有史料意义，也可以成为史学研究本身。当事人除了回忆自己的经历，也可以提出问题，发表看法，可以追溯历史事件的原因，提出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史学的要素，不论是史述，还是史论，在口述历史中都可以体现。
唐德刚在谈自己的口述历史工作时，讲到胡适、顾维钧和李宗仁的不同情况。胡适本身经过学术训练，对于言出无据的事十分慎重。顾维钧自己每天都有日记，他们的口述本身比较严谨。但李宗仁没有经过学术训练，讲话有信口开河的成分，唐德刚就要靠自己掌握的历史资料加以校正。这几种不同的对象都有采访的价值。与胡适那样的口述者合作，固然容易达到信史的要求；与李宗仁这样口述者合作，经过认真努力的考证，也可以成为信史。退一步讲，有些往事的真相一时难以鉴别，或有歧义，可先以忠实于口述者原意的方式记录下来，供别人比较鉴别，不论证伪也好，证实也好，总是推动史学研究的契机。
例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口述历史》（第一辑）发表了傅光明关于老舍之死的一组口述。3 个口述者都说自己给老舍收了尸，但他们又不承认别人给老舍收尸，这3 个口述起码有两个是假的，甚至可能3 个都不是真的。采访者傅光明没有其他资料来判断谁真谁假，只好将他们的说法同时展示给读者。这本身也是历史研究的一个方法，或者说是一个环节。对这种一时不能定论的情况，我认为先发表出来也是一种办法。研究是一个环节，采信和定论属于另一个环节，这是历史研究过程的不同阶段。若遇到口述史文本有不确之处就求全责备，乃至否定口述史方法本身，就是把这两个环节合而为一了。由此想到余汝信的文章“口述史的局限：以吴德《十年风雨纪事》为例”，他对此书的质疑颇见功力，但“文革”研究界仍然十分重视此书的价值，因为吴德是“文革”10 年始终处在高层领导圈内的历史当事人，书中披露的某些正史回避的重要细节具有填补史学空白的意义。
余汝信认为：“口述史的整理，目前存在着两种意见、两种办法。其一是口述者怎么说，整理者就怎么记，对原始素材不作任何加工改动，以期保留口述的‘原汁原味’；其二，是整理者对照文献档案，对口述的失真失实处、记忆的偏处，或征求口述者意见后作出改动，或由整理者自行做出适当的校正性注释。笔者赞同后一种办法，因前一种办法得到的往往并非是信史，而吴德《十年风雨纪事》所用的恰恰却是前一种办法。以本书的整理者所处的位置，其实有相当优越的条件可以将口述素材与历史档案相互印证，即使如吴德自己坦言‘我的记忆不行’整理者也可用注释加以补救，使其口述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阶段的真实，可惜，整理者没有这样做。而以前一种办法所得到的口述纪录，对科学的历史研究所能起到的作用毕竟是非常有限的。[11]”余先生希望口述史整理者用第二种方法，达到信史的目标，想法固然很好，但在目前中国的语境下，前一种方法整理的口述史，发表出来进入公共视野，未尝不是好事。况且，据我了解，对吴德的口述采访者，并不是没有查阅文献史料，他们用很多史料才激活了吴德的记忆；吴德本人也保存了一些文字记录，他在口述的过程中经常要独自到里屋核对自己当时的笔记本。如果不是当时做了这项抢救性的工作，吴德去世后，他的笔记本就被中央有关部门收入档案了。
当前“文革”研究的主要障碍是权力的遮蔽。在普遍遮蔽的环境中，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呈现历史的线索。那怕一时做不到精确和完美，也是有比无好。这就是我对口述史在“文革”研究中的意义的基本理解。
【注释】
[1]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 年9 月版，第43 至45 页。
[2]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180 页。
[3]出处同注[1]。
[4]高文谦，《晚年周恩来》，明镜出版社出版，第130 至131 页。
[5]邢小群，“高层会议亲历记——聂元梓访谈”，《往事回声》，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 年5 月出版，第222 至231 页。
[6]出处同上。
[7]邢小群，“我所了解的胡乔木——郑惠访谈”，《往事回声》，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 年5 月出版，第30 至31 页。
[8]此段话录自笔者与何方2006年2月25 日的交谈，文字已经何方核定。
[9]刘小萌，《中国知青口述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年），第13页。
[10]“专家学者谈口述历史”，《文汇读书周报》，2005 年10月7 日第14 版。
[11]引自“余汝信文集”。
（摘自《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宋永毅主编，2007年出版，香港田园书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