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阴盛阳衰的历史命运相对应的，是一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故事。所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并不意在对自身作为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和不自信，而是对自身作为具有一种坚定的信念，即便不为命运所认可，也情愿将自己奉献出去，交付给天下，交付给历史。中国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了晚近历史成为一种相当悲壮的生命体验。历代精英们谁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能够做到哪一步，但谁都毫不犹豫地向前跨了出去。
考察一下曾国藩那代文化精英的横空出世的背景，人们可以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曾国藩们既不来自江湖，也不起于庙堂，但曾国藩们又既以江湖为背景，又以庙堂为渊源。也即是说，曾国藩们步入历史的姿态是介于江湖和庙堂之间的，同时又统括了江湖和庙堂二种内空的；我把曾国藩们这种步入历史的姿态命名为社会的崛起。如果说在中国历史上，社会的出现是从晚近历史开始的，那么这社会的出现乃是以曾国藩们的步入历史为标记的。
纵观自秦汉以后的中国历史，人们可发现曾国藩一代精英的崛起乃是一种奇迹。每每在一个王朝走向没落的时候，天下纷起的英雄不是曹操式的，就是李世民式的，乃至朱元璋式的。一般文人学士，即便怀有青云之志经世之才，也总是成为某个枭雄帐下的幕僚或军师，如张良、孔明、刘伯温等等。象曾国藩这样的一介儒生直接扮演整整一个时代的“主公”，可说是史无前例的。当然，中国知识分子和这种机缘与其说在于中国历史本身的运数，不如说是由于西方文化之于中国历史的刺激。西方理性文化的入主中国，首先激活了这个国家中的头脑阶层。因此，曾国藩们作为社会形象的崛起，与西方头脑文化的进入，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或者说，是一个历史过程的二个方面。不管人们如何强调曾国藩们所立足的中国传统文化立场和所基于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但他们登上历史舞台的机缘却是由西方文化的入主中国所提供的。正如慈禧太后是中国历史的必然命运，曾国藩们是西方文化的天然盟友。因为头脑文化即便在一个缺乏头脑传统的国家里也必定以其头脑阶层为支点。明了曾国藩们与西方头脑文化的这种对称性乃是解读曾国藩们之于中国晚近历史的意味的首要前提。
有关这一历史－－文化前提，有必要阐明的是，曾国藩们与西方文化的对称性在根本上是孔子与西方文化的同构性。因为曾国藩们所面对的西方文化不是以赫拉克利特为传统而是由亚里士多德所奠基的。这种文化的特性不在于内心的修炼，而在于头脑的发达。正如与以内修为特性的赫拉克利特相对应的是老子标记的中国文化传统一样，与以头脑的发达为特性的亚里士多德相对应的是孔子标记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传统具有两个不同的层面，一个是以老子为标记的内修传统，一个是以孔子为标记的伦理传统。孔子的伦理文化传统虽然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文化传统或曰逻辑文化方法论文化传统，但这两种文化传统都是理性的，处在生命的头脑层面上的，彼此之间有着天生的亲和力。虽然以孔子为标记的文化传统经由宋明理学和陆王心学分别流向生命的身体层面和内心层面，但作为这一传统的血缘承继者，即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一代经世致用的儒生，一旦面对由亚里士多德奠定的西方头脑文化，便不由自主地将对方引为知己，定下了“记大德，忘小怨”的交往原则。因为彼此之间不仅同处一个生命层面，而且有着天然的互补意味：孔子文化是道德论的，不具备方法论性质；而亚里士多德文化又恰好是方法论的，没有道德论的意味。西方文化的道德意味是由基督教提供的，而中国文化的方法论性质又是从老子哲学中化解出来的，诸如以柔克刚之类。当然，以柔克刚又与其说是一种方法，不如说是一种修为，它可以成为一种生存策略或生存技巧，但它绝无任何科学意味和理性意味。
当人们说孔子和老子互补的时候，这种互补是限于生命层面的，或者说是同一种文化在不同层面上的同构；唯有当人们发现孔子文化和西方亚里士多德文化的互补性时，他们才认识到了在同一生命层面上的文化同构性和互补性。孔子文化不管具有多少理性传统和头脑传统，在本质上却与老子一样是生命的，唯有亚里士多德所奠定的文化传统才是科学的。这种文化传统的科学性使之带有与生俱来的阳刚气息，这股阳刚之气又正好补足了曾国藩那一代文化精英在生命底气上的匮乏，从而催生了这代精英，催生了一个文化的春天。
在此，顺便提一下，相比于中国历史上的阳刚时代，西方文化的这种阳刚意味更加纯粹，更加天然。同样一个富有开创性的绝代帝王，秦始皇的征战于一派阳刚气势中掺杂了申韩之术那样的阴柔之道，而亚历山大的征战却纯粹得好比二千多年之后美国作家笔下诸如汤姆·索耶或哈克贝利芬那样的孩童历险。因为工于心计，秦始皇阳刚得老于世故；因为科学和理想，亚里山大阳刚得天真烂漫。由此可见，亚里山大死于风华正茂的青春时代并非偶然，因为如此天真如此阳刚的帝王是不能长大的，不能象秦始皇那样老奸巨滑的。尽管西方文化的这股纯阳之气之于中国历史－－文化的滋补至今不曾为人们意识到和研究过，但我认为有必要在此特意提及，以待他人发掘其中的深意。
西方文化和孔子文化传统的这种渊源关系，这种互补特性，如同天地阴阳之气的相互交会，给中国历史－－文化带来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个由先后四代文化精英组成的文化季节和历史气象。我以曾国藩这个象征性的人物命名这个时代，从先后四代文化精英的功德业绩和心路历程描述这样的季节和这样的气象。这即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曾国藩时代，由一个同样完整的历史－－文化的春夏秋冬所组成：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为历时性标记的历史－－文化季节是春天，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共时性标记的历史－－文化季节是夏天，以孙中山、宋教仁、章太炎为区域性标记的历史－－文化季节是秋天，以胡适、陈独秀、周作人为理念性标记的历史－－文化季节则是冬天。这样的季节标记和比喻性描述，不仅可以展示曾国藩时代的晚近历史面貌，而且也呈现出了该时代整个历史文化兴衰的轮回轨迹；诸如从历时到共时、从地域到理念这些见诸各个时期的不同特征，相当明确地标画了整个时代的一个个横断面。从历史的角度说，文化是有生命的；从生命的角度说，历史又是完整的。所谓轮回，就某种意义而言，只是对历史的历时性所作的共时态的描述而已。正如共时态的景象唯有被置于历时性的背景才显得棱角分明一样，历时性的过程往往被诉诸共时态的鸟瞰才得以历历在目。
以曾国藩那代文化精英为象征的文化春天，来自一个十分泥泞的历史季节。历史的这种泥泞一方面在于气象上的阴沉，一方面在于内心之于身体的失控。不管后人如何评介清兵入主中原的王朝更迭，但满清王朝比明朝更有生气更具活力却是任何历史学家都无以否认的事实。所谓康乾盛世，其景象几近盛唐。然而，这景象到了曾国藩们崛起的时候，已经完全衰落了。康乾时代的阳刚之气从庙堂中飘散出去，在江湖上胡乱行走，转化为纷至沓来的身体叛乱，“盗贼峰起”。太阳落山之后，朝廷内一片暮霭沉沉，致使一旦面对西方列强，挺身而出的不是康熙式的帝王，而是钦差大臣林则徐。这种朝中无人的局面，一如后来在太平天国的叛乱面前，朝廷不得不依靠曾国藩那样的封疆大臣。从林则徐到曾国藩，可以看出朝廷的中央集权一步步削弱和散失到地方的历史变迁的轨迹，也可以体味到宫廷中那股曾经阳刚一时的王气的日趋衰竭，从而给阴沉的“婆婆”亦即慈禧太后的出场作好了某种铺垫。
这种时代气象上的变化，又以人文景观上的蜕变为补充。按说，与康乾盛世几乎同步呈现的中国历史文化的全息图象《红楼梦》业已标记出了始源的内心传统的复归趋势，然而遗憾的是，由于西方头脑文化以列强的暴力形式的入侵，阻断了整个人文结构在内心和身体之间的历史性联接，从而一方面将头脑的确立变成远比内心的复归更为迫切的历史课题，一方面使身体的叛乱和欲望的泛滥在列强的坚船利炮的刺激下成为可能。当中国人在为林则徐的虎门销烟举众欢腾的同时，洪秀全的造反在几乎同样的地域即两广地区具备了应有的心理前提。这是一个极其合乎逻辑的过程：因为朝廷软弱无能，希望寄托在了林则徐式的民族英雄身上，一旦民族英雄也无能为力，那么整个的庙堂权威的没落便成全了江湖势力的崛起。与此同时，原有的庭院秩序也遭到了顺理成章的摧毁，正如林则徐抗击外侮充分体现了民众的爱国激情一样，洪秀全的颠覆朝廷必然以推倒孔子牌位为补充。洪秀全的推倒孔子牌位并不意味着精神上的胜利，而是标记着身体之于内心的胜利，标记着欲望凭借着江湖力量的泛滥。江湖是一个自由的空间。在江湖上可以自由吟唱，可以静心修炼，也可以造反作乱。历史上的暴动往往与江湖相关联，暴动一旦成功，便使朝代得以更换。朱元璋曾经这样由江湖而庙堂，完成了明王朝的构建。李自成步朱元璋之后尘，可惜功亏一篑，在最紧要的关头，那股气势因为庙堂在手皇座在位而松了一松，结果将江山转让给了满清王朝。历史就这么兜来兜去，此时轮到了洪秀全坐庄。一把骰子掷下去，掷出了一个太平天国。一面踏倒孔子，一面假手西方的教会形式连同上帝的名义。如同以往历代身体叛乱一样，洪秀全的造反所聚集的依然是欲望的能量。
王气衰落，江湖崛起；纲常瓦解，欲望高涨；内里一片败絮，外临列强虎视。整个时代呈现出一派王朝末年的景象，犹如自然节气走到了残冬时节。然而，这样的景象又使专制集权治下的国土变得松软了，不再象康乾盛世那样铁板一快。也即是说，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一代书生有了崭露头角的可能。从某种气象上说，清季有如汉末，王朝气衰，江湖气盛。汉末有曹操之辈，清季有曾国藩一代志士的兴起。除了外强之外，两者背景极为相象。而曾国藩只消在野心和权势上向前跨出一步，他就成了当年的曹孟德。然而，不仅时代毕竟不同了，而且人文气运也已相去甚远。正如曾国藩可以扮演曹操一样，曹操却绝对成不了曾国藩；尽管两者的心胸都不可谓不博大，但相对于曹操的“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曾国藩的胸怀在于：“倚天照海花无数，高山流水心自知。”同样的权势，同样的心胸，但曾国藩所求的不是天下归心，而是心付天下。由此，曾国藩显示了远过于曹操的内心修为和人格力量，从而不再象曹操那样仅仅成为改朝换代的一代枭雄，而是标记出了一部全新的历史。
当然，这部历史不在于道德伦理上的更新，而在于整个内在结构上的再度构建。作为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历史人物，曾国藩不仅迥异于曹操式的乱世英雄，而且有别于与他同时代的林则徐那样的民族英雄。虽然林则徐是因为外患而大显身手，曾国藩是由于内乱被委以重任，二者同样以朝廷的衰败为建业的前提；但林则徐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只是岳飞、文天祥、史可法之类忠君爱国传统的一个逻辑延伸，而曾国藩则标志了整个中国历史的一个划时代的转折：从古老的天下，变成现代文明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