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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的叶剑英(3/4)

三、1966-1967:叶剑英在“文革”中的重要地位

毛泽东在“文革”期间主要是依靠林彪,但林彪一直以“养病”为名远离政治漩涡,躲在外地,所以毛泽东最为倚重的军队领导人实际上是叶剑英。因此叶剑英从“文革”前几乎投闲置散的角色变成了北京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

1、从负责“首都警卫工作领导小组”到进入政治局

“文革”前夕毛泽东决定撤销公安部队,因为罗瑞卿曾长期担任公安部长,毛对公安部队不放心。1966年2月22日,毛泽东在南方召见叶剑英、杨成武,指示撤销公安部队番号,统一整编为解放军。如此重要之事,毛并未通报林彪。几天后中央书记处开会,“决定撤销公安军这个军种。……撤销后,分别划给各军区管辖。”参加会议的军队领导人只有叶剑英、杨成武、萧华3人,林彪并未参与。应当说明的是,杨成武与萧华都参与倒罗活动,告过罗瑞卿的状。1966年3月中央军委召开各总部、公安部、军兵种、各大军区会议批判罗瑞卿时,负责组织会议的就是这3位,叶剑英为会务组组长,萧华、杨成武为组员。

1966年5月15日,“文革”的序幕拉开了,毛泽东在回到北京发动对刘少奇的进攻之前,要确保对首都局势的控制。于是,毛泽东发出了“保卫首都”的指示。据此周恩来与叶剑英联名提出:组成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的“首都警卫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首都工作组”),负责保卫首都安全,直接对政治局常委负责,实际上就是直接对毛泽东本人负责,杨成武负责协调工作。当时叶剑英对新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的吴德说:“在北京的秩序、安全工作没有搞好前,毛主席不能回来。”[53]“首都工作组”指示北京军区调了两个师到北京,归北京卫戍区建制;同时,北京公安总队改编为警卫师。这样北京卫戍区的建制便由1个师扩充成4个师。[54]调进北京的这两个师正是杨成武的老部队。

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召开了旨在打倒刘少奇的“八届十一中全会”。

8月4日,毛又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扩大会议”是毛泽东的常用手段,需要谁为他出阵,他就将谁“扩大”进参会名单当中。在这次会上,叶剑英被“扩大”进来为毛助阵。毛在会上正式对刘少奇发难:“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55]当叶剑英说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林彪没出席这次全会。8月4日晚,他打电话给中央说,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投赞成票,却不打算到会。[56]后来在周恩来的建议下,林彪于8月6日赶到北京参加了延长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由于叶剑英在“文革”发起阶段所起的重要作用,“八届十一中全会”时毛将叶剑英提拔进了中央政治局。

2、在“揪军内一小撮”以及“杨勇事件”中的角色

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化名肖力)在《解放军报》社夺权。次日,《解放军报》发布社论“一定要把我军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彻底”。社论提出:“在我们军队里,确实有那么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把军队的无产阶级‘文革’搞彻底”,并公开打出了“揪混进军内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叶剑英紧跟毛泽东的部署,主持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决定。[57]由于平时林彪不出席军委会议,所以通常由叶剑英主持军委常委会议。

现在的官史提到叶剑英在“文革”中的作用时,说他当时“拍案痛斥江青、张春桥等人指使造反派揪斗军队高级干部,盛怒之下,把右手掌骨震裂。”[58]叶剑英拍桌子拍断了手掌骨是事实,但那并不是笼统“反对江青一伙搞乱军队”、更不是因为反对“揪军内一小撮”。叶剑英发怒一事发生在1967年1月,起因是与“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就批判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一事发生争执。这场争执其实是个误会,因毛泽东对萧华的态度一变再变而造成了江青和叶剑英的分歧。

当时,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刘志坚已先后被打倒,叶剑英并未出面保护这两位军队的老干部。江青要求林彪同意点名批判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萧华,被林彪拒绝。但是,1967年1月19日毛泽东却批准了在军委会议上批判萧华。林彪知道毛的意见后采取消极态度,拒绝出席军委会议,只让夫人叶群去会场表个态。叶剑英心里或许对批判萧华有所不满,但他并未打算保护萧华,他参加了这次军委会议,会上预定当晚召开万人大会批判萧华。然而,毛泽东突然改变了原定批判萧华的想法。军委会议开到一半,毛把周恩来和叶剑英召去,结果军委会议只得暂时中断。周、叶见过毛之后回到军委会议的会场宣布,毛泽东指示说,对萧华还要保。

可是,就在军委会议中断期间,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离开了会场、回到了军区。由于杨勇不知道毛泽东突然改变主意,所以在北京军区内部透露了刚才军委会议决定批判萧华的情况。恰巧当日军委会议后,有人偷看了参会的总政治部副主任袁子钦的会议记录本,于是会议曾经预定批评萧华一事外泄。总政文工团和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的“造反派”只听说毛同意批判萧华,却不知道毛后来又改变主意要保萧华,他们“立功”心切,所以当天半夜抄了萧华的家。[59]仓皇中萧华从后门逃走,欲去徐向前家暂避,但徐家门口有两卡车群众组织的人;于是萧华又跑到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家,坐傅钟的车到了北京西山的叶剑英住处。叶剑英白天应召面见毛泽东时,已知毛改变主意要保萧华,便收留了萧华。徐向前很快知道杨勇透露消息一事,于是便打电话给杨勇,杨勇立即认了错。

第二天军委继续开会。杨勇到会场时萧华还未来,江青问:“总政治部主任怎么不见了?他躲到哪里去了?”萧华来后讲了昨夜被抄家之事,于是徐向前拍了桌子,叶剑英也接着拍了桌子,致使手掌骨远端骨折。叶当时说:“在昨天半夜跑到我那里去了,是我把他留下来的。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承担!”[60]此事发生后毛泽东反诬杨勇,声称是杨要“打倒萧华”。2月3日毛会见外宾时说:“打倒萧华是北京军区司令部的人提出来的,不几天自己就被打倒了。”[61]袁子钦也因被诬要“打倒萧华”而遭打击。叶剑英完全知情,他不但不为杨勇和袁子钦解释辩诬,而是与聂荣臻、徐向前一起,以“干扰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罪名,指示北京军区副司令郑维山逮捕了北京军区司令杨勇。[62]又过了3个多月,毛泽东出尔反尔,又要打倒萧华了。[63],这一次叶剑英一声不吭,他不保萧华,但仍然把杨勇关在牢里。1968年10月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周恩来说过,逮捕杨勇是叶剑英等人下的指示。1971年林彪死后毛泽东故意在一次座谈会上问道:“杨勇是怎么一回事?”叶剑英装糊涂说:“当时我也不清楚。”毛便顺手把责任推到死者身上:“杨勇这个事情是林彪支持搞的。”[64]

3、1967年的“2月镇反”

1967年2月上旬,毛泽东在一份文件上批示:绝不允许右派群众组织冲击部队……部队可以开枪自卫,但仅限镇压带头闹事的右派骨干。[65]林彪将毛的批示转给叶剑英,叶剑英将毛的指示带到全军各总部和各军区首长的会议上宣读,于是全军上下都得到了可以镇压“右派”、抓捕造反派的许可。1967年2月17日,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发了封公开信[66],要求他们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解放军。叶剑英修改成都军区政委甘渭汉起草的镇压群众的传单,并用飞机大量散发。据周恩来说,“抓了10万人,还说少。……黄新廷和李井泉勾结在一起,来了一个镇反运动。于是万县就开了枪,一次打死170多人,其中还有小孩子,这事叶剑英也是有责任的。”[67]

紧接着青海省发生了军队屠杀群众的事件。2月23日,青海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宣布对《青海日报》社军管。由于“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动员其支持者守卫报社,赵永夫谎称“八一八”开枪,遂派军队进攻并占领了《青海日报》社。在此过程中军队打死平民169人、打伤178人。[68]赵永夫当时还调去了一个喷火器班,由于“八一八”没有武装,无力还击,进攻报社的军队未使用喷火器,否则报社以及大楼内的1千余人都难幸免。

事后赵永夫通过电话向叶剑英报告:占据报社的人开枪寻衅,军队反击,胜利地平定了“反革命暴乱”。叶称赞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69]有叶剑英的撑腰,赵的胆子更大了,次日再次出动军队,武装镇压青海民族学院的师生,打死打伤12人。[70]在赵永夫“平定反革命暴乱”期间,青海全省“仅逮捕、拘留、看管和软禁的即达10,157人,其中逮捕4,131人,拘留2,522人,看管和软禁3,504人”。[71]由于毛泽东本人对赵永夫处理青海事件“持肯定态度”[72],叶剑英便把赵永夫召到北京,安排他在“军级干部会议”上数次讲话,介绍如何“反击冲击部队的右派组织”,吹嘘其“平定反革命暴乱”的经验。[73]叶剑英让赵永夫介绍“镇压反革命”、抓捕造反派的经验,在全国范围造成了极大后果。这一波“镇压反革命”全国共逮捕数十万人,叶剑英应负首要责任。对此事周恩来后来是这样说的:“赵永夫……镇压群众……打死三百多人,叶剑英还打电报祝贺,说他们打了胜仗。……2月开军以上干部会,叶剑英还把赵永夫找来介绍经验。”[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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