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以造反为好玩者
对这类人和这种纯为“好玩”而参加政治运动的社会现象，以往很少有人注意。其实这也是大量存在的事实。相当一些人，特别是不少政治意识淡漠的青少年，
参加政治运动并非出于理想、信仰或挨整后的报复欲望，而仅仅是为了“好玩”。因为社会生活的日益政治化，他们越来越多地失去了正常的健康的娱乐条件和机会，从小就只知道玩“捉特务”、“打仗”、“抓俘虏”之类游戏，到“文革”爆发之前，社会生活的枯燥乏味已经达到了极点，稍微好看一点的书和电影、戏剧、美术作品，好听一点的音乐，都遭到了批判、查禁。“文革”造反风起，社会陷入半无政府状态，他们可以“自由”地玩耍了，但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应该怎么玩耍，只会仿照以往从“革命教育”中获得的那点“知识”来满足自己玩耍的天性，于是，他们快活地参加批斗会，快活地参加武斗，甚至快活地参加虐囚、虐俘，甚至“打活靶”（以路上行走的活人为靶子比赛枪法取乐）……
重庆电视台编剧张鲁在《红卫兵武斗忏悔录》一文中回忆了他亲见的一次虐俘活动。这些俘虏并不是武斗中抓到的对立派人员，而是当时一伙“社会上的”（不在任何群众组织派别中的）打架斗殴者。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的红卫兵武斗队以重庆市中心区的治安警察自居，得到群众举报后持枪跑去把那伙正在斗殴的人抓到了学校，然后，“也不审也不问，就说，你们不是喜欢打么？就打嘛。于是命那两拨人就在大操场扯开架势打。哪还敢打？就说，不打？老子好久没打了，今天倒要看下子你们是咋样一个打法的，也算过个瘾。那帮人还是不敢打。就又说，好嘛，不打群架，那就单练。就将两拨人一边喊出一个来，发了刀刀棒棒，单练。还是不敢。就喊其一趴下，令另一举棒打去。这一位不敢打重了，看起没劲，学生中就有一人悠悠从观战者一群中走出，伸出两指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从此人手中要过棒棒，拉开过去衙门打板子的架势照趴着那位一顿痛打，打毕，把棒棒交回站着的人手上，伸出两指推推鼻梁上的眼镜，悠悠回到观战者一群，活像体育课被老师叫出队列投了一回篮又回到队列。就问那人，这下学会没有？那人连连应声，会了会了。举起棒棒要打。但有人说，打学会了，该学挨了。于是就换了趴着的那位起来，命这位趴下，趴着的那位自然将这顿痛打的怨气全发泄在这位身上，棒棒舞得比眼镜更圆。于是这两拨人打了又挨挨了又打，直把个重庆市第二十九中学大操场打得来噼噼啪啪妈啊娘的响声连天。这还不算，又有人想出点余兴来，叫这两拨人‘大联合’合二为一列成方阵表演当时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流行歌舞《车水忙》。直到此时我才觉得这伙五大三粗的汉子真正可怜，他们五大三粗五音不全身带棒伤还要学女学生扭腰摆臀载歌载舞：‘车水忙，车水忙，脚踏水车喜洋洋，水过清渠哗啦啦响……’”[49]
笔者也曾于1967年秋听一个从重庆跑到成都的反到底派武斗人员，一个中学生，讲他们如何逼八一五派的俘虏跳《车水忙》的事：不跳的，或者说跳不来的，就用棍子打脚，逼得其非跳不可，俘虏中有一人是跛脚残疾人，“自报节目”说跛脚不好跳，唱一个歌给你们听要不要得？获准后，那跛脚俘虏便临时根据“文革”前的流行歌曲《亚非拉人民要解放》编了个讨好的歌曲《反到底人民要解放》唱起来：“反到底人民要解放，革命烈火越烧越旺，烧得那个伪革联心惊胆战。从军工井冈山到西师八三一，从造反军到财贸九二一……”把反到底派的知名组织都编进了歌里。于是得到赞赏，免遭“触及皮肉”。我至今还能记得那中学生讲述这一虐俘活动时乐不可支的样子。
（九）趁火打劫者
这类人，在任何一场大的社会动乱或政治运动中都不可避免地会有。就像阿Q听到辛亥革命的消息时便想跑到赵太爷等大户人家里去“革命”发财，抢一点“元宝，洋钱，洋纱衫”及“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一样。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居然认为阿Q的这种行为也叫“革命”（这与毛泽东充分肯定并热情赞颂湖南农民“痞子运动”是一个道理），毛泽东曾在讲话、谈话、报告和著作中多次提到“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的事，“教育全党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要准许别人革命”[50]。因为毛泽东反复使用这个不伦不类的例子，一般人也就习惯于认定阿Q抢东西也是“革命”，“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是不对的。
“文革”中，1967年1月20日新华社向全国播发的上海《文汇报》1月14日社论《沉舟侧畔千帆过》中，就以此为例说：“那种相信没有他们就不行了的人，除了自己不敢造反外，还不准别人造反。这是《阿Q正传》中的假洋鬼子作风。在文化大革命已深入开展的今天，新假洋鬼子们可以休矣！”
《人民日报》也在多篇文章、社论中以此为例来教育造反派要“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如《人民日报》1967年6月21日发表的《团结——批评——团结》中就说：“在那篇《阿Q正传》里，鲁迅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有个留过东洋的地主少爷叫假洋鬼子，他不准阿Q革命。阿Q想到假洋鬼子那里参加‘革命党’，却被他扬起哭丧棒赶了出来。其实，阿Q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抢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也还是不准。我们革命的无产阶级，难道能够像假洋鬼子那样吗？”
既然毛泽东都认为像阿Q这样的“抢点东西”也叫“革命”，那么在“文革”中这种人也就自然不会缺少了，进城参加武斗的农民中这类人较多，为了得几个工分，得几块钱，或是在打砸抢中顺手牵羊发点小财，他们有的人就把命丢在了城里。
重庆市文联当时的业务组组长杨世元（后为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离休干部）回忆，1967年2月，在重庆市文联造反、夺权的作家罗广斌被对立的八一五派绑架后，一伙“文革”前的业余作者和业余文艺活动骨干打着“四川省工农兵文艺兵团重庆团”的旗号到文联来进行第三次夺权（第一次是市委工作组夺文联党组的权，第二次是罗广斌、杨益言为首的文联造反派夺权）。来的人当中，就有人主要是想找“禁书”，而且主要是想找原版《金瓶梅》，甚至在私下里声言：“要骚大家骚！”[51]
以上所提到的，只是当时占造反派主体的几种较为常见的类型。这些类型也不是各自孤立的，它们相互之间常有交叉，有的人同时兼有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类型的身份，在有的造反派群众组织中，此一类型人物占主导地位，而另一些造反派组织则可能是彼一类型人物占主导地位。各种类型的人物在不同部门或地区的造反运动中所起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不可一概而论。此外，对于在那样复杂的历史环境中出现的历史人群，必定还有其他一些千奇百怪的类型混杂其间，也还有一些作为造反派基本群众的“随大流者”，但是他们都不可能在造反派中起到主导性的作用。
◇ 造反派的时代烙印
造反派这个出现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史无前例”的特殊群体，虽然其组成人员形形色色，加上因“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而显得全国各地千差万别，但是毕竟同属一“派”，而且生活、成长于同一时代，不能不在思想、行为等方面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体现出强烈的时代烙印。不正视这些时代烙印，就很难正确认识和评价造反派。
（一）“怀疑一切”与个人迷信
“怀疑一切”是对“文革”前日益强化的思想禁锢的反弹，是社会政治生活从“听话要听党的话”突然变成“自己解放自己”的大转折时期必然出现的现象。“怀疑一切”思潮在造反派形成之初达到顶点，当时造反派最常引用的一条“毛主席语录”就是：“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因此，造反派敢于对许多权威进行怀疑，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几乎都遭到造反派的怀疑和“炮轰”，甚至连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成员，连周恩来都难逃被怀疑、被“炮轰”的命运。
但是，造反派的“怀疑一切”并不是什么都不相信，并不是真正的“反权威”，因为他们同时又非常迷信毛泽东的绝对权威。清华大学东方红南下革命战斗队所写的《革命的“怀疑一切”万岁》（1966年9月7日）一文中说：“怀疑一切，就是用毛泽东主义检验一切。”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的《论“怀疑一切”》（1966年10月11日）中也说：“‘怀疑一切’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去观察一切、分析一切、检查一切。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相信、就拥护、就支持；凡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就批判、就斗争、就坚决打倒！！”[52]
为什么会有这样矛盾的表现？造反派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的。这个历史时期的一个重大特点就是对毛泽东狂热的个人迷信。造反派深受时代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其中的青少年，更是在个人迷信的教育中成长起来的，这方面的思想烙印更深。因此，造反派从诞生之日起，就以“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为己任。而且在以后的发展演变中，往往在个人迷信方面表现得比一般民众更加狂热，更加极端。重庆造反派的两大派，八一五派一开始就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后来分裂出去的反到底派，也有一个更加响亮的口号：“为毛主席而战，完蛋就完蛋！”（反到底派还专门设有一个影响极大的“完蛋就完蛋”广播站）。四川大学八二六战斗团的学生领袖江海云，在1967年“二月镇反”中被抓进监狱后，她在向公安当局抗议时宣称：“我生是毛主席的红小兵，死作毛主席的红小鬼！”在狱中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出狱后在群众欢迎大会上说是“毛主席救了我”，要大家“一千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53]。
从当时不少造反派新改的名字也可以看出这个特点：“卫东”、“卫红”、“永红”、“继红”、“红兵”、“文革”、“造反”、“反修”……都是当年红卫兵、造反派甚至普通民众中常见的名字。湖南湘江风雷（“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湘江风雷挺进纵队”）的领袖叶卫东，原名叶冬初，长沙市第一中学教员，共青团员，为表示“保卫毛泽东”的决心改名叶卫东（后曾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武汉“钢二司”（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学生领袖杨道远，原名杨树贵，武汉测绘学院航测系学生，“四清”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预备党员，因受那段流传甚广的有关这一代青年人“任重而道远”的“毛主席语录”影响，改名杨道远（后曾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广西有位工人造反派、柳州铁路局“工机联”的负责人王某，为表示“紧跟毛主席反修防修”而改名王反修，在1968年7月25日中央首长接见广西来京学习的两派群众组织部分代表和军队部分干部时，周恩来曾质问他：“你叫王反修？你真反修还是假反修？……你不是王反修，是忘记了反修，是忘反修！”[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