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缺乏公民意识和法制观念
因为在“文革”前长期生活在不讲法制、《宪法》形同虚设的社会环境中，造反派与当时的官员和民众一样缺乏公民意识和法制观念，缺乏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在这方面，造反派与1957年的许多右派相比，思想上矮了一大截，首都三司著名的口号“誓做中央文革的铁拳头”、“誓做中央文革的铁扫帚”，就跟“文革”前宣传的要做“党的驯服工具”、要做“革命的齿轮和螺丝钉”有异曲同工之妙。
造反派普遍的行为准则是毛泽东讲的话，《毛主席语录》，以及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中央首长讲话”。本来造反派都反对“血统论”，但只要中央文革小组一宣布遇罗克的《出身论》是“大毒草”，造反派马上就群起而攻之，积极查封发表《出身论》的《中学文革报》，“各个小报、组织不仅仅限于文字的围剿了，原来零星的砸、抢变成了大规模的行动，谁越过分越显其‘左’得‘可爱’。”[55]本来临时工、合同工的造反组织与其他造反派是“并肩战斗”的“战友”，但中央文革小组一宣布临时工、合同工组织“全红总”是在搞“反革命经济主义”，首都三司马上出动人马对“全红总”进行围攻、抄砸。几乎没有什么造反派把《宪法》当作行为准则。即使是在建立群众组织方面，也不是依据宪法而只是依据中共中央的有关规定。一旦毛泽东和“无产阶级司令部”不让群众组织存在了，造反派无不纷纷表示拥护，自动撤销总部，解散组织，还自认为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毛主席是舵手，造反派跟着走”。
在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两个不同时期的女学生的思想。一个是“反右派”时期的四川大学生物系学生冯元春，一个是“文革”时期的四川大学数学系学生江海云。冯元春被打成“右派”的主要罪名之一，是她对中共党内的“高饶事件”提出了质疑。她认为，根据已发表的材料观察，高、饶的罪名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冯元春说：“党中央和毛主席有缺点难道就不能反吗？这不是出于个人崇拜，还会是什么？”冯元春的观点是，高、饶没有反人民，他也没有和暴力集团联系，而毛主席却以暴力逮捕他，这是违反宪法的。[56]
比冯元春晚将近十年的川大校友江海云，“文革”中著名的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的“政委”，在1967年“二月镇反”中因“冲击成都军区”等罪名被公安机关抓捕，4月里获释后，她在群众欢迎大会上的讲话中控诉说：“在狱中，他们对我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我们甚至没有学习毛主席语录，捍卫毛泽东思想的自由！”“我原来就想不通，为啥子要抓我呢？现在才搞通了，因为我要革命，要革资产阶级的命，他们就要镇压。这些道理都是毛主席早就告诉了我们的，我也饱饱地尝到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味道，深深地懂得了，如果不经过这次文化大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要变成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57]冯元春能站在公民的立场来看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作为是否合法。而江海云则完全是按照毛泽东灌输的那些教条在看待社会。
（三）“大民主”与不民主
“文化大革命”中宣称实行的是“大民主”，是“资产阶级国家”的人民所不可能享有的最大的民主。其实这只是一种“民主”的假象，所谓的“大民主”是没有法制保障的虚假民主，只是毛泽东“运动群众”的一种手段——毛泽东从来就认为民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由于长期接受的是历次政治运动的教育、影响，长期接受的是“阶级斗争”教育，被灌输的是“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和“宜将剩勇追穷寇”、“痛打落水狗”、“反对折中、公允、调和”等思想，造反派普遍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民主。因此在大字报、传单、小报和广播中经常出现捕风捉影的“小道消息”、不负责任的危言耸听或对批判对象进行人身攻击、乱加罪名无限上纲的内容，在批判时总是要剥夺对方的发言权、辩护权，甚至施以武斗或私刑，随意抓人、抄家。
有人认为造反派进行的是“争人权”的斗争，实际上当时的造反派根本就没有现代意义的人权意识。造反派大多在“文革”前或“文革”初期遭受过迫害，但在起来造反后往往会对批斗对象进行变本加厉的打击迫害，丝毫不会认为对方也有“人权”。比如众所周知的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斗争王光美（逼其穿上旗袍，戴上乒乓球串成的“项链”进行丑化），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斗争彭德怀（先后七次将彭德怀打倒在地，致使其前额被打破，胸部两根肋骨骨折，肺部受内伤），首都军事院校造反派斗争罗瑞卿（将跳楼自杀摔折了腿的罗瑞卿用箩筐抬进会场），以及煤炭部部长张霖之、山西省省长卫恒等被批斗整死……造反派普遍不懂得宽容，不能容忍不同意见，对“保守派”批判当权派，造反派总要称之为“假批判真包庇”，对当权派的检查，造反派总要称之为“假检查真反扑”。
也正因为如此，造反派内部往往因一点小小的意见分歧就会上纲为“原则斗争”，就要“炮轰总部”，甚至拉出人马分裂为势不两立的派别。造反派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除去早期的基层组织外，也大多不是真正通过“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选举产生的。后来进入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造反派群众代表，更不是民主选举产生的。这些头头们的重大决策，也经常不通过民主程序讨论表决。一些重大行动往往就是一两个或几个头头作出决定后便调动人马付诸实施。
重庆反到底派的一号勤务员李木森回忆了当年他们两个负责人秘密决定搞一次卧轨抗议行动后，就把成百上千的群众用汽车拉到预定地点去，而这些群众对去干什么毫不知情……他还回忆了一个很有趣的细节：在四川两大派为省革筹小组的两位干部刘结挺和张西挺应该打倒还是保卫（“打刘张”和“保刘张”）争得你死我活的时候，重庆反到底派举行“保刘张”的大游行，他所在工厂有老工人不辞辛苦走很长的路跟着参加了游行，但事后有人问起刘、张是男是女都不知道。[58]这类事例在派性冲突中数不胜数。
（四）暴力倾向
因为长期接受的“阶级斗争”和“革命传统”教育，造反派信奉“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酷”，因此在语言和行为上都带有强烈的暴力倾向。“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都是当年造反派的流行口号。很少有哪个造反派组织没有参与过打、砸、抢活动，虽然打砸抢不是造反派的发明，而是从土改时的“贫农团”，三反、五反时的“打彪队”直到1966年“红八月”制造“红色恐怖”的早期红卫兵之类历次政治运动积极分子那儿一脉相承传下来的，但却被造反派毫不含糊地学到了，用上了。造反派两大派之间的意见分歧很容易就发展为暴力冲突，甚至升级为真枪实弹的“全面内战”。在武斗中，都把对方称作“匪”（就像国内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互称为“匪”一样），而把自己的武斗行为说成是“剿匪”，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因此在武斗中许多地方都有虐俘、杀俘之类事件发生。电影导演陈凯歌还对这种暴力倾向作出了另一种反思，他认为当时许多人使用暴力是出于恐惧：“‘文革’就是以恐惧为前提的群氓运动。……无限制的暴力愈演愈烈，同样出于害怕落于人后的心理。”他还坦率地回忆了一次在游泳池参与中学同学对一个“流氓”进行群殴的事，“我尝到了暴力的快感，它使我暂时地摆脱了恐惧和耻辱。久渴的虚荣和原来并不觉察的对权力的幻想一下子满足了……”[59]
当然，造反派的这些时代烙印，有的（如个人迷信、缺乏公民意识和法制观念、不民主、暴力倾向等）在“保守派”以及当权派那里都可以看到。只是表现形式及内容各有不同特点。时代的烙印决不会仅仅青睐同时代人中的一部分。此外，这些时代烙印也并非“文革”时期的赐予，而有更为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对这方面的问题需要作另一些探讨。
通过上述回顾与分析可知，把造反派这个复杂的历史概念简单化，无论是称之为“社会渣滓”还是“人权斗士”，都是不科学、不准确、有违历史事实的。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比如，对各省、各大城市、各大地区主要的造反派群众组织的形成、发展、演变和消亡，对其主要的代表人物（两大派或三派的头头，进入各级革命委员会的代表，出席中共九大、十大的代表，出席四届全国人大的代表）的个人情况，对各地重大的造反事件的发生背景和来龙去脉等等，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更进一步，还可以深入调查造反派的代表人物都是些什么人，他们的年龄、性别、民族、籍贯、文化程度分别是什么，他们中有多少共产党员，多少共青团员，多少转业军人，多少劳动模范或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他们中不同年龄层次的各占多大比例，他们中有多少人在“文革”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什么时间加入的，什么人介绍的（比如，湖南省著名的工联负责人胡勇，就是由华国锋和支左部队一位领导人介绍在“九大”前夕“突击入党”的[60]），他们中有多少人在“文革”中就已被判刑入狱，有多少人在“文革”后被开除中共党籍、撤销党政职务，有多少人被判刑入狱，有多少人被定为“三种人”，他们的具体罪名是些什么，他们在“文革”中和“文革”后被定的罪名有哪些不同，这些罪名涉及的史实如何，他们中有多少人后来在新的领域做出了成绩，等等，等等。
总之，对造反派，还需要有更多、更全面、更深入、更具体的研究。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不会像盲人摸象那样，只摸到一根象尾巴或象鼻子，甚至可能只是象腿上的一团烂泥，就急着下结论说：这就是大象！
【注释】
[1]王年一2006年1月7日致笔者信。
[2]《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592—593页。
[3]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1966年6月27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 2年出版。
[4]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出版。
[5]陈毅对外事口运动的指示，1966年6月25日。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6]《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118页。
[7]刘振德《我为少奇当秘书》，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一版283—284页。
[8]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88页。
[9]清华附中红卫兵《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1966年8月24日《人民日报》。
[10]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载《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87页。
[11]这句话是毛泽东亲自“加写和改写的”文字之一。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212页。
[12]见王友琴《文革受难者》上册，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年版18—21页。
[13]安文江《我不忏悔》，见《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10月版93页。
[14]中共武汉市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共武汉党史大事记（1919—1987）》，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年10月第一版323页。
[15]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党校《中国共产党新疆历史大事记（1966·5—1991·12）》下册，新疆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7页。
[16]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四川历史大事记（1950—1978）》，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版298页。
[17]郭德宏、林小波《四清运动实录》，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378页。
[18]陈凯歌《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柳萌主编《在劫难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第一版140页。
[19]陈凯歌《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柳萌主编《在劫难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第一版139页。
[20]徐友渔《蓦然回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2月第一版90页。
[21]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出版。
[2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209页。
[23]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出版。
[24]《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247页。
[25]以上中央文件当年均公开发布，现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2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305页）。
[27]以上中央文件当年均公开发布，现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28]1967年4月30日周恩来、陈伯达等接见福建群众代表时，周恩来讲话中说：“对姜观有很多材料说明确实比较严重，所以不要马上作结论。台湾的报纸喜欢他的东西，说明他是在被敌人利用，他的问题还待查明，一般应立即释放。”“姜观的问题是存在的，我们将继续研究，将来还派人去，再把意见提供给军管会。”见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29]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385页。
[30]“七二三布告”与“八二八命令”当年均在全国公开张贴、宣传，家喻户晓。现载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31]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74页。
[32]徐海亮《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香港银河出版社2005 年5月第一版130页。
[33]《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10月第一版210页。原文中“那是我17年以来全部的教育……”里的“17年”为“17岁”，应为排版错误。
[34]见《革命的外国专家、外国留学生大字报、发言稿选编》1页，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教学批改组、外国留学生工作批改联络站、首都红代会北京语言学院红旗兵团编印，1967年6月。
[35]武光《不是梦——对“文革”年代的回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61页。
[36]廖伯康《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载《当代四川要事实录》第一辑，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209页。
[37]张鲁《红卫兵武斗忏悔录》，载《红岩春秋》杂志1995年第一期。
[38]《毛泽东思想的一曲凯歌／记我们身边的麦贤得——董继平同志》，载《8。15战报》第42期，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庆大学红卫兵团八·一五战斗团主编，1967年10月1日出版。
[39]《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319页。
[40]《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1月第一版115页。
[41]吴思《陈永贵沉浮中南海》花城出版社1993年2月第一版89—98页。
[42]周孜仁2006年1月2日致笔者信。
[43]一丁《试析河南省文革的几个特点》，载华夏文摘增刊355期·文革博物馆通讯172期，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2003年4月8日出版。
[44]邓自力《坎坷人生》，四川文艺出版社2000年4月第一版236—237页。
[45]《胡耀邦传》第一卷（1915—1976），主编张黎群、张定、严如平、唐非、李公天，唐非撰，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398页。
[46]《陶德坚回忆录》，见《五柳村》（陶世龙个人主页）。
[47]《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10月第一版201页48]遇罗文《我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81页。
[49]张鲁《红卫兵武斗忏悔录》，载《红岩春秋》杂志1995年第一期。
[50]徐中远《读鲁迅著作》，载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9月第一版188页。
[51]杨世元回忆、何蜀整理《“文革”风暴中的重庆市文联》，未刊稿。
[52]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出版。
[53]《坐牢杀头何所惧 誓死保卫毛主席——江海云同志在热烈欢迎我非法被拘捕战友胜利归来大会上的发言》，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红卫兵川大支队主办《八·二六炮声》第六号，1967年4月14日出版。
[54]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02年出版。
[55]遇罗文《我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98页。
[56]谢泳《一九五七年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言论活动》，载《谢泳居》网页。
[57]《坐牢杀头何所惧 誓死保卫毛主席——江海云同志在热烈欢迎我非法被拘捕战友胜利归来大会上的发言》，四川大学东方红八·二六战斗团、红卫兵川大支队主办《八·二六炮声》第六号，1967年4月14日出版。
[58]李木森《亲历重庆大武斗——重庆反到底派一号勤务员自述》，李木森回忆，何蜀整理。未刊稿。
[59]陈凯歌《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柳萌主编《在劫难逃》，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第一版157—158页。
[60]叶长青、陈益南《文革中湖南的群众组织之概况》，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网站。
写于“文化大革命”爆发四十周年、结束三十周年前夕
2006年3月16日第二次改定
2006年3月31日第三次改定
（摘自《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宋永毅主编，2007年出版，香港田园书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