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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污虫

——崇明农场里芝麻绿豆的小事:你幸福吗?(一)

据说前一阵国内有记者或社会学家或准备做政治家之类的人在马路上拉住行人问:“你幸福吗?”答案是五花八门。有人说他最好姓钱,不想姓付。也有人说他“不性福,吃鞭吃茸吃什么也没用”。从1968到1971年,我在农场当知青三年多,那时农场里的人“幸福”还是不“性福”呢?我反正搞不太清楚,还是来讲故事。

一、秦污虫

秦污虫姓秦,有大名,但没人记得,连队里背底下人人叫他秦污虫。上海话把大粪叫“污”,污虫,就是吃粪的虫,北方叫屎克郎。

没有出事前,人们叫他秦医生,他是连队医务室的医生,其实是个卫生员,充其量是个赤脚医生。那可是个好差使,不用日晒雨淋下地干活,天天穿件脏兮兮的白大褂坐在医务室里,闲的时候就跟医务室隔邻的两个托儿所阿姨,还有一个专门卖食堂饭菜票,兼卖香烟肥皂草纸和收发信件的小卖部老板娘嘎嘎山胡(上海话,聊天),于是就要讲讲他是怎么坐进医务室当医生的。

他是上海郊区金山县人,讲话带着重重的金山口音,年龄可能比我大3~4岁左右,那时候24~25岁,已经结婚了,老婆在金山乡下,是农村户口,来不了农场。中国那年代除了有严格的户口制度,老百姓不可能自由择地生活之外,还有一个是否吃商品粮的划线。我们农场虽然也是在农村,但农场是国营企业,有定粮,发粮票,他老婆不在商品粮这个圈子里,要跨进这圈子谈何容易!于是夫妻只能分居,一年之中只有鹊桥相会(那时叫探亲假)的那几天可以在一起,那个年代这样夫妻分居两地的家庭何止是成千上万!

不知道秦早年是不是也是农村户口,但他在58或59年左右幸运地考上了市区的一个卫生学校,属于中专性质,大概读三年,出来的职称是“医士”。照理说,如果他能从那个卫生学校毕业,毕业后分配到上海市区医院也是可能的,如果回到郊区,一般来说,进县城的中心医院绝不是问题,拿工资,吃商品粮,前途真是不错。但三年灾难期间,上海面临很多困难,工业结构,经济比例都失调,很多年轻人失业找不到工作,粮食副食品供应紧张等等,所以当时的市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强令迁出一些地富反坏家庭,发去西北地区,也乘势迁出一些工厂或机构,反正上海在解放后一向有支援内地的任务,秦所在的这所卫生学校就在那时被迁了出去。

去什么地方?青海省某地,我记不起来是不是西宁。不知道他们在青海呆了多久,也不知道到底是因为学校在那里办不下去了,还是因为那个年代青海太苦,他们吃不了这样的苦,反正秦医生和他的很多同学都跑回了上海。回到上海后,当然没有工作,就成了“社会青年”。“社会青年”是那时候上海对失业或失学,晃荡在社会上无所事事年轻人的官方称谓。61或62年,这批人中的相当部分就被动员去了崇明,在刚开垦出来的滩地上建立农场种地。在崇明的农场里,这批人被叫做“老职工”,以区别我们这些68年或以后去的学生。我们连队里有三,五个是从迁去青海的这所卫生学校跑回来的人,甚至我们连队的党员连长老金也是其中之一。

连队需要有医务室,秦医生不管怎样在卫生学校待过,加上出身成份好,这样就做了医务室的医生。连队里,医务室的医生也算是个人物,头疼脑热开个病假都要他点头,加上他结婚了,虽然平时一个人住在农场里,连队也就特别照顾,给他配了一间单人房。

我们连队在刚刚建立的时候,造了三幢二层的楼房,一幢是办公楼,还有二幢是联排房的家属楼,家属楼的设计是按照上海市区有些工人新村的样式,一门一户原本是给一个家庭使用,楼下一大间是客堂,背后一小间是灶间,灶间里砌一个可以烧柴火的江南式灶头,楼上分南北大小两间,南间是给夫妇用,北小间不到10个平米,是给孩子用。当时这样的房子对吸引人们来农场很有诱惑,以为在农场里结了婚就可以分一套。但二幢楼总共十来套,后来再也没有多造,随着结婚的人多起来了,哪里够分!只能原来的一套住上三家,秦医生占了楼上的北面小间,有个独立空间,比起住在人挤人的集体宿舍里,不知道要舒服了多少!加上后门进出,私密性也好,但哪里知道日后竟成了祸根之一!

就像所有的社会结构,农场里也是有一个个的小团伙,而凝聚这种小团伙的起因常常是一块儿吃喝,就像是今天我们所讲的party聚会,起了让人们抱团走近的最重要“馊学儿”功能。农场里日子苦,但也不妨碍大家找些小乐子吃吃喝喝。比如二周一次的场休日,约个五六个人一块儿去“拷浜”。什么叫“拷浜”?就是找段排水渠,每隔十来公尺长挖泥筑坝,把几十米的一段排水渠再分隔成好几个小段,然后二个人各执大粪桶的一端,站在坝边合力往外舀水,这活很累,得轮流替换着干,直到把一段渠里的水全部舀干,就开始抓鱼。

一段一段“拷”下来,虽然很累,但每次抓个十几二十多斤鱼是普通的事情。我有一次与人一起“拷浜”,在一段渠道里截住了一公一母两条大黑鱼,水“拷”到快到渠底时,其他的鱼早跳了,但这两条大鱼却静静地潜伏着,当我们看到水草下有一段大腿般粗,黑黄绿相间花纹的东西在慢慢滑动时,有人惊叫,还以为是一条巨大的蟒蛇!最后费尽力气把这一对鱼抓住一称,分别是7斤和9斤!这样大的黑鱼,不知道每天要吃掉多少其他的小鱼!最后还是到了我们肚子里,吃得那才叫一个痛快淋漓!

还有冬天去崇明的老乡家买头山羊来吃。那时候活羊才卖二毛五到三毛钱一斤,一只四五十斤的山羊,也就是十元钱出头,可以出十来斤肉。我们七八个人每人出块把钱,再出个10斤左右粮票(粮票虽然不能买卖,但一斤粮票抵一毛钱,是当时公认的价),就能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美美地吃一顿羊肉大餐。

我们这些知青新职工聚餐吃喝,大家都正儿八经,最多讲些比如时事新闻,珍宝岛坦克反坦克之类的事情,但是老职工们聚在一块儿,你能想象他们会吹什么牛皮,扯什么八卦了。秦医生有一次与人一起吃喝,大概他喝高了,平时又喜欢显摆,那才是真正叫做“祸从口出”,不知道是怎么一个讲女人的话题,他爆出一句来,说“连队里最骚的女人是刘桂英”。当时座中有人还清醒,“将”了他一句:“你怎么知道的?”他知道自己失言,搪塞了几句,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哪里知道,恶梦才刚刚开始。

席间就有一个人,“好奇猫害死人”,对秦医生的这句话“好奇”了,一定要去探个究竟。

于是就要先讲讲刘桂英是谁?刘桂英也是个老职工,原来是上海市区的社会青年,63或者64年来到崇明农场,我印象里她很开朗活泼,瘦瘦的身材,大大的眼睛,很好的一个人。69或70年那会儿,她年龄也是有二十四五岁了,反正比我们老高三还大好几岁。听说,她结婚了,嫁了个崇明当地农村的人,而那个男的正在当兵。他们二人怎么认识的,怎么结的婚,那个男的家在崇明岛上什么地方,我们连队里好像没有人清楚。那她为什么要嫁给一个显然和自己没有太多交往,不大可能建立了很深感情的从农村去当兵的人呢?后来听别人说,她太想跳离农场了,实在不想一辈子在大田里干农活,大概那个男的承诺她,自己今后可以提干,然后接了她离开农场,从此就可以不再干农活,于是她就嫁了。

那么这只“好奇的猫”干了什么呢?说来也真是匪夷所思,十冬腊月天,这家伙居然去秦医生的住所外守夜蹲点!崇明岛的冬天,海风凛冽,冷透骨髓,我们宿舍里的毛巾一夜下来都可以冻得像冰带鱼冰黄鱼那样竖立起来。但这只“猫”不怕冷,阶级觉悟高,一心一意学习雷锋同志做好事,在没有上级任务没有任何报酬奖励的情况下,荒天野地里半夜三更待在屋外守着,实在是精神可嘉!功夫不负有心人,有一天谜底终于被他揭开,他“等”到了他想等的那个人!那时候不是人人都有手表,这只猫的“胃口”实在好,他的“侦探破案”具体细节中,还包括跑到食堂去看那里的一个破电钟,记录下了刘桂英“进场”和“退场”的时间。一切清楚后,第二天他将自己的发现偷偷地报告了连长老金。

要说老金和秦医生在青海也有一段患难之交,但面对这样的群众揭发举报,他也不敢徇私舞弊,于是悄悄地再安排三个人去守夜蹲点,并再三关照,“目标人物”进去后,千万不要闯上去,而是必须先去通知他老金。果然,某天半夜,“目标人物”又被他们“盯”住了,于是先去把老金叫起床。老金慢条斯理到了现场后,几个人催着说,“动手吧”!他们显然是想看好戏。但老金却是一点也不着急,反而发一圈香烟,让几个人抽烟解闷。几个家伙耐不住,说是“捉贼捉赃,捉奸在床”,哪能如此坐失战机的?老金还是不紧不慢地说:“人家最后一次快活,大家就成全成全吧!”你说这领导水平高的!

终于角儿“退场”,几个人这才闪出亮相,请去了连部办公室,然后再上楼,唤上秦医生,一起去连部“谈谈”。当然,当夜二个人就全撂了,第二天早上,二个人继续到连部办公室写交待检查。

二个“苦主”在连部办公室写了几天检查交待,直到写得再也挤不出什么牙膏了,下面就是等候处理。刘桂英本来就在大田里干活,已经到了最底端,没有再下降的空间,所以仍然回大田里去干活。秦医生呢?反正医务室是不能再坐了,医务室本归连队的后勤组,所以就先到后勤的蔬菜班去监督劳动。医务室里本来有一个帮忙的女生,她气喘病很严重,一发作便喘得要昏死过去的那种,实在没法干其他农活,平时只管管给女人开例假不能下水的条子,现在就自然提升成了医务室的医生。

怎么处理?连队领导当然要研究,那时候的最高指示是“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群众有发言权,他俩的犯案情节,检查交待内容在“革命群众”中很快就传遍了。不知道刘桂英小学有没有毕业,反正她的检查都是抄报纸,什么“要学习南京路上好八连,拒腐蚀,永不沾,警惕糖衣炮弹”,什么“要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斗争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当然也说“自己受资产阶级思想腐蚀,这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等,最后写“自己以后一定要认真学习什么思想什么主义的,抓革命促生产,让我们团结起来去争取更大的胜利,打倒刘少奇!万岁万岁万万岁!”于是大家都知道,反正这一切都是万恶的资本家资产阶级不好,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罪过,只要毛选学好了生活上就不会再搞腐化。

秦医生文化水平高多了,他当然是通篇都为自己辩解,把自己说成可怜得一塌糊涂。说自己当初一念之差,于是就好比从此欠下了高利贷,一辈子也还不清。“催租婆”三天两头上门逼债,搜肠刮肚,“一光”“二光”,常常“三光”政策,苦不堪言。当时我们有个高中生同学笑着形容说,这简直像是词曲里那样子了:“蚊子肚里哪有脂油可刮,鹭鸶腿上再无精肉可劈,亏姑奶奶还下手!”当然,秦医生是在装可怜,搏同情,想减些个罪名。

但秦医生不懂的是,事情不能过分,讲过头了,物极就必反,他当然也不会懂“危机公关”这样的高深学问。首先是刘桂英的几个好朋友闺蜜们看不下去了,不讲其他,人家刘桂英毕竟是个女人家,你把她说成这样,叫刘桂英今后在连队里再怎么做人?你秦某人还像不像个男人,一个大老爷们怎么就没有半点担当呢!连队里其他的男人也愤怒,你秦医生享得这等快活好事,不是明明白白“沾了便宜还卖乖吗?”原本就是个西门庆,怎么装成了杨白劳?于是,连队的革命群众一致认为,对秦医生一定要严惩不贷!怎么叫做严惩?要知道,秦医生的罪名大了去,这叫“破坏军婚”,官司三年没得商量!

这样的舆论一出,在蔬菜班里监督劳动的秦医生扛不住了,吃三年官司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三年的苦日子且不去说,出来也是个“刑满释放分子”,那时候这种人的官方称呼叫做“坏分子”,就是“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中的老四,自己永远晒不到“红太阳”不算,还要祸及全家老小一辈子都不得翻身!

于是,接下来发生点什么事就很逻辑了。后来据蔬菜班几个在现场的人是这样子描述的:那天大家正在一起干活,不知道怎么回事,秦医生嘴里嚷着,“不活了,不活了”,一边就拿起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农药瓶子,仰头就喝,随后就“咣当”一声倒地,大家发现马上围过来时,只见他已经眼睛上翻,口吐白沫了。顿时,蔬菜班的所有人都慌得不知所措,不知道该怎么办,如何才能救他!去叫医务室那个顶班的女生吧,人人都知道她什么也不懂,没有用的。打电话叫场部派医生来救人呢?场部只有一辆解放牌汽车,汽车班管那车的一伙人个个都是大爷,没有几个小时不可能来人,这样等到场部的医生来,这边的人大概早就梆梆硬,可以去“铁板新村”了(上海土话,去火葬场的意思)。

怎么办呢?真是“自古高手在民间”,不知道是谁出主意:“赶紧让他把喝下去的农药吐出来啊”!那怎么才能让秦医生吐呢?有人说,“办法太简单了,灌大粪啊”!救人要紧,十万火急,好在蔬菜班的菜田里就有粪缸,取来不费吹灰之力。此时的秦医生也许是听到了即将对他的救援措施,想要挣扎,就已经太晚了,众人按头的按头,压脚的压脚,有人不知道用什么东西撬开他的嘴,一大勺粪汁就硬灌了下去。结果当然是可想而知,秦医生是吐得“一佛出世,二佛涅磐”,死去又活来!但不管怎样,他的“命”在众人的协心努力之下,终于是被救回来了。为了防止他再“自杀”,当晚开始就不让他再睡在原来的单间里,而是搬到了集体宿舍,这样终日都有人严加看管了。

秦医生闹自杀的事件,连队里无疑又掀起了一轮风浪,怎么样的说法都有。有人说,他喝农药是假的,农药作用哪有那么快,一口下去就“咣当”倒地?那是女人“一哭二饿三上吊”的招数。也有人辩解,说可能是真的,他喝了以后自己快吓死了,神经上吃不消,倒地很自然,不信您也试试?到底喝了没有,只有秦医生自己知道。但不管农药喝了没有,那一勺大粪是肯定喝了,大家还是为了他好,以救命的名义灌的,给人灌大粪是站到了无产阶级革命人道主义的制高点上,想想真是够惨烈的!

然而,舆论的转机也是来了。人们冷静下来想想,秦医生真够可怜的了,好好的一个医生,现在弄得这么惨!医生没得做了,单间房没有住了,落魄到蔬菜班里干起苦力,还要被监督,名声也臭得一塌糊涂。不就是干了那件破事儿吗?老职工里那些结了婚的“过来人”,自己吃香喝辣每天温柔乡里度日,也就有点同情起这对可怜的人儿了。谁让他俩各自都结了婚,青春年华正当时,却都长期夜夜守空房呢?年轻人熬不住,出了轨,不难理解。

这样的舆论之下,这时候连队里又有了一种听起来很理性的说法,有人说这是从连长老金那里传出来的。这说法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像是抓住了矛盾中的主要矛盾:“谁是这个事件中的受害者?”毫无疑问,谁都知道,是那个当兵的,是他的老婆被人睡了,他应该最痛苦,受到的伤害最大。但他知道吗?他不知道啊!他娶了个上海城里的女人,梦里正幸福着呢!有必要让他知道吗?连队里没有人知道他人在哪里,他崇明的老家在哪里,那时候又没有现代的通讯手段。那么让他永远不知道不是很好吗?好像没有必要把秦医生的事弄得声响很大,把人铐走,走公安这条路,然后让公安下判决书,到处去张贴,弄成满世界知道,传到那个当兵的那里去,再让他去痛苦,让他保卫祖国也分心,何必呢?至于对秦医生,连队里,农场里,不是也对他采取了专政手段,监督劳动,他付出了必要的代价。

连队里的一般革命群众心里还是认同这个说法,毕竟秦刘二人没有招谁惹谁,大家也不怎么同情那个农村当兵的,你自己村里找个知根知底的小芳小花去结婚不是挺好,干嘛非要找到农场里来呢?

但连队领导会不会公开提出这样相对低调的处理办法呢?连长老金是个老江湖,他才不会呢!他即使暗里要帮一把秦医生,也不会明说,“一切都在研究中”,“我们也上报了场部,场部也在研究中”,“等上面的决定吧”!等等,等等。那时候中国很多地方的官场,小到一个螺蛳壳农场连队,大到冠冕堂皇的市委部委什么委,什么事情需要过过场面,装装门面,什么事可以打打太极拳,糊弄几下八卦掌,当官做干部的个个门儿清,谁都知道就是那么回事!

打鸡血般热闹了一段时间后,连队里的一切就又恢复了正常。小车不会倒,吱吱呀呀还在继续推。刘桂英好像一点没她事,平时在食堂里排队买饭时,仍然和她的女伴们说说笑笑,女人常常比男人能扛。但秦医生一般是见不到他的面了,他从不在开饭的高峰时间去打饭。农场里平时大家各忙各的,不在一起下田干活的人,见面最多的机会也就是在食堂里打饭的时候了。

这个事件发生后,革命群众里不知道是哪只“促狭短命鬼”开始不再叫他秦医生,而是叫他“秦污虫”,这个绰号后来居然还被其他的广大群众所接受,一时间背后人人都这样子叫了。

我们几个老三届高中生抽调回上海的那天,原本说场部的那辆解放牌一早就来送我们去南门港码头,所以我们早早就打好了行李在连队的篮球场上等,结果汽车到了上午九点多才来,这时候连队生活区里基本都没人,大家早下大田里去干活了。车子离开连队时,经过了生活区边上的菜地,蔬菜班的一伙人正在干活,我们就和他们挥手告别。车开出连队后,蔬菜班的人就又蹲在菜地里忙活了。车开出很远很远了,我再回头遥望连队时,却还能见到秦医生一个人撑着锄把,一动不动,木呆呆,孤零零地站在那里,而这一个画面也就永远地定格在我的记忆里了。

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脑子里闪出一句古诗来:“白发老农如鹤立”,那个老农应该是“久旱盼雨”或是“久雨盼晴”吧!我想,秦医生会盼着什么呢?天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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