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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地狱人生

1963年的秋天“职工”中沸腾、喧嚷开来啦,说的是全川(在劳改场所的)摘帽右派,全部到永川新胜茶场集中等待处理。

顿时,各劳改场所的留场就业“职工”,听到这么一个好消息激动万分;自去年突然宣布解除劳教,这该算是苦苦熬煎了四年,争取改造、重做新人的那一天不是就来到了吗。

在这里,我首先要向许多局外人解释,什么叫“留场就业职工”。以他们内部的解释,凡属未改造好的犯人、劳教人员,安排他们留场就业,继续改造思想,以免他们回归到社会破坏治安秩序。呜呼哀哉!就是这个“留场就业”让老右们从一个陷坑爬起来,又跌入另一个更深更大的苦海里,那就是给四川右派们留下的永恒记忆——地狱人生!

本来在1958年,被送到415修铁路就够艰苦的了,他们过着牛马不如的劳改生活,死亡者无数;因施工设备极其简陋,隧道连连垮塌,一个组一个组的人被活埋在里面。土石方开挖中野蛮施工,因放炮、塌方等造成的死亡人数更是无法统计,能够等到今天的都应该算幸存者,你说留场就业的老右们怎不欢呼雀跃!兴高采烈地被集中到了永川新胜茶场。

这次不是调动,确切地说是要还我老右的原来面貌。有新胜茶场党委易副书记讲话为证。集中后,开了一个大会,易副书记的第一句话就称呼:“同志们……在这个集中期间,你们要复习一下原来的业务……先学习一段时间再说吧。”一个地委级干部,已经把我们集中原因定了调,还有什么说的?各自开始编织未来心弦中的畅想曲吧。每天上午学、下午学,学什么?只有摆龙门阵。还没摆多久的龙门阵,风云突变,指导员笑容可掬的样儿说:“整天坐着学习也怪累人的,我们研究了一下,让你们学习半天劳动半天,怎么样?”好像还挺民主似的。

这个气象预报,给我们头上布了一层厚厚的乌云。不是要我们“复习原来的业务吗?”难道背起茶背篼是我们原来的业务?开始在茶山上梦游般地去学采一芽一叶、一芽二叶……收工时还要过秤,都只采了二两、三两的,队长发火啦:“犯人一天都要采二三十斤,你们才学,说少点,也得采它个七八斤吧。”中队长拉长了脸,怒气冲冲地说:“从明天起,每人半天至少要采8斤。”忽然风云突变,这是为什么?

据一个老右的家属来探亲时说,原来是刘少奇建议,他认为这些右派帽子也摘了,应该让他们回去工作。以后毛泽东不同意,所以右先生们又要老老实实的夹着尾巴去做人下人!我被分配到四大队四中队,距场部约1公里,地名王家坡;在半坡上开辟了一块平地,修建起一座一楼一底的干打垒楼房,是我等老右住的地方,但干警们习惯喊它叫监舍,他们没有改口的必要。监舍的前面是一个小院坝。那就是我们开饭的饭场,也是我们集合开大会、每天早晚集合点名的地方。监舍的对面,就是我们的大厨房(中间就是院坝),再往里走,便是小厨房。那里面是我等老右垂涎三尺的“御厨”所在地——那里面是朱门酒肉臭的小王国。在院坝的上方,又开辟了一个与下面同样宽度的平地,在那至高无上的位置,修了一座平房。那就是日夜操劳管理、镇压我们的公安干警所住的宿舍、办公室。老右们不得随意上去,上去必高声呼“报告”。

中队长身高1.78米,腰围1.12米,基本上接近1:1的方型体态,体重90公斤。都叫他赵胖子。但我等老右只敢背地里这样称呼,当着他面,你若没站好跟他说话,当心对你横眉怒眼口出污言。比方他的口头禅:“你妈的个皮”,“你狗日的”等等。他抓生产,绝对是把好手。对于如何压榨我们的血汗,黄世仁与之相比,绝对逊色三分。第一次见面的第一句话,就先埋下伏笔:“你们都来自铁路、煤矿,那些都是重体力劳动,我们这个采茶,是妇女们干的活,对你们来说就算不了什么,今天你们第一次搞这个劳动,不给任务,让大家熟悉熟悉再说。”赵胖子那张脸,完全跟瓷器罗汉一模一样——皮笑肉不笑,满脸虚伪,隐蔽着阴险毒辣!

三天后,每人每天工效仍然停滞在10斤以内。赵胖子原形毕露了:“你们这些狗日的右派分子,只晓得过寄生剥削的资产阶级生活,连犯人都不如。你们去问问五大队的犯人,别人一天最少要采30斤,你们还是国家职工,就这么没有自觉性,从明天起,每人每天采不了30斤不准下班。”赵胖子就这么明目张胆的辱骂“国家职工”!非但如此,每天干警必须“两点三清”。“两点”,是早晚集合点名。“三清”,是上下午在工地清点一次人数,半夜到监舍查看一次人数。这跟对犯人有何异?

我们的粮食定量每月每人仅有35斤,每人每天仅能吃到1.1斤(还要劳动10个小时以上)。早、中午各吃四两,晚饭只有三两。因为晚餐吃了不劳动,就可节约一两。为每月给国家节约三斤粮食,我们长期处于饥饿状态之中!每个中队都有一个蔬菜组,完全是由犯人满刑留场就业的人员组成。地里全是高产蔬菜,另外有一人专管一小块菜地,那种的是高档蔬菜,是供小厨房选用。蔬菜组还管理一个猪圈,圈里常年保持100条左右大小猪。每周要杀一条肥猪,说的是就业人员每人半斤肉,实际每个碗里二两都没有。

那么多肉跑哪儿去啦?当每周杀猪时,场部的干部以及他们的家属纷至沓来,将杀猪的现场围得水泄不通,就像西藏人举行天葬礼节一样。当喇嘛将尸体在一个高山的平地上铺开后,老雕们将尸骨团团围住,一个挤一个,跃跃欲试地在等待喇嘛把法事做完,它们就一哄而上,抢夺尸体,然后腾空而去,飞在空中炫耀它们的收获。一只100多斤重的大肥猪,哪经得起这么多人包围?抢剩下的全是泡泡肉、项圈肉。

难怪在每逢打牙祭(吃肉)那顿饭,承担分菜值日那个老右是最头疼的。蹲在地上围拢来就是一桌。10个人就有9双睁得大大的眼睛,死死盯着你那分菜的铁勺。不时还有人吼了起来:“哦、哦,你那个手不要抖嘛。”分菜的说:“我不抖咋个分得开交。最后要不够,拿你的来添?”我们吃的菜更是百味俱全:从菜地里砍下来的菜,送到大厨房洗菜的大水桶前,过了秤,菜上泥沙都还有,就由炊事员拿起两尺多长的大砍刀,放在木板上一阵乱砍,长的有一二十公分,短的就只有用微米来计量了。然后倒入大水桶里用木棒搅它几下,捞起来准备下锅。不放油,100来斤菜怎么下锅炒?炊事员有办法,先烧一大锅开水,然后将菜倒入锅中,待咕嘟咕嘟沸腾后,用大漏网将煮得象猪饲料般(已成黑色)的新鲜蔬菜,捞进大木桶里,几大勺盐巴洒进去,这就是我老右每天必不可少的“热能资源”。我们给它起名为“水煮盐香大杂烩”。为什么要加“杂烩”一词,是因为里面除了泥沙还不时出现肥咚咚的蛆虫,这是天赐“牙祭”!

说起每周那叫人望眼欲穿的牙际,哪怕它不是猪身上的正品,我等仍然视它为佳肴。为了这餐牙祭,费了不少心思。那不足二两的肥肉屈指可数,炊事员只有多加些菜叶混进去,试图增加分量。这样一来,适得其反,苦了分菜的老右。在洗脸盆大的菜盆里,首先将大大小小肥肉选了出来,以大小搭配的政策,一筷子一筷子的征求围观者们的意见:“把这块搭进去行不行?”我在一旁骂开了:“别人糟蹋你,自己还有必要糟蹋一下自己?!”轮到我分肉,也先把肉挑出来,我才不用筷子一片片的分,还是用铁勺放开手的分下去,但我特别把自己的这份分得少一点,大家即使有意见,也只有忍了。还有煮肉的汤,竟成了这场戏的主角。炊事员也太着急了,分肉的节目还没表演完,就把肉汤抬了出来。

这还了得,正用双目凝视分肉那把菜勺的老右们听到汤拿出来啦,撒腿就向厨房门口跑去。像一群饿狼扑食般,将大水桶围得严严实实。

这个时候,就要比身高手长啦。谁抢到铁勺,就可以在汤桶里大捞特捞汤里的鲜菜叶。因为那个为数不多的菜叶是绿色的,只不过是炊事员顺手甩了几把菜叶在汤里又洒了几把盐,那菜汤怎能不让我老右们视同鸡汤般的珍贵?桶里仅有四把铁勺,这人抢过来,那人又夺过去,铁勺碰铁勺,铁勺碰木桶,铁勺在汤里翻腾,乒铃乓咙之声如同现代打击乐,加上抢夺铁勺的咒骂声,真是一首绝妙的《铁勺波尔卡》。这场“演出”让执行“导演”赵胖子,在(我们上去要呼报告的地方)藤椅上坐着,看了非常满意。不时发出爽心的笑脸“这些狗日的寄生虫,就是该这样改造。”

生产任务如芝麻开花——节节高。采茶指标不断飙升,一天一个“价”。按规定采摘方法采(一芽二叶的标准),每人每天在八小时内以最快的速度,只能采25斤。要说放高产,我等老右在大跃进就学会了的本事,何必谦虚。把十八般功夫拿出来后,赵胖子笑得来嘴都合不上啦;过秤的记录员向他汇报:“报告赵队长,(哪怕是国家职工,也要跟犯人一样的称呼干警),今天最高工效是周明杰,112斤破百斤大关!”“狗日的干得好,喊猪儿房杀条猪,再喊写个喜报!”

杀条猪,我等老右也没拣到什么便宜,只不过是提前了两天闻到猪肉的香味,仍然在我们的牙祭指标之内,他的算盘比黄世仁还多一“桥”。

这百斤大关是怎样破的,那就要在茶树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虽说破了百斤大关,这是用肉当机器来完成的。常言道十指连心,要用肉指去跟树枝剧烈磨擦十几个小时,可想而知,那十根手指每天要被老、嫩茶梗,勒上数十万次。那十根手指勒出了道道血痕。收工回去当手浸入水中时,能让你钻心地疼。我不忍心多看他一眼,手指上那绽开的裂痕,记录了对右派毫无人性的压榨。

不久以后赵胖子发现,日采破100斤大关的茶棚上如镰刀割过,那下一批嫩芽又从什么地方发出来,气得他吹胡子瞪眼,在晚点名时足足骂了一个多小时。从此他规定每天“吃了晚饭就给我出去义务劳动一个小时,劳动回来再学习。每人开二分荒地种包谷、红苕,你们要吃肉吧,猪没粮食吃咋长得肥。”那我们每月节约的三斤粮食给狗吃啦?已经足足10个小时的劳动,现在吃了晚饭还要出去,说的是一个小时,实际上两个小时都不止。回来再学习就要推迟睡眠,但第二天的起床时间是无法推迟的。

说起晚上这一个小时的政治学习,雷都打不掉。学什么?每日“三省吾身”。没有完成任务的,就得接受批判。总之知识分子要牢记,不能翘尾巴。经常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一无是处,就是不翘尾巴,接受改造的起点。

文化大革命开始啦,刘少奇被打倒了,在老右中引起骚动、紧张,但都不敢轻易表露。唯独“钟楼怪人”按捺不住(这是老右们给他取的一个绰号。从外形看,他身高约1.8米,体态有点伛偻,走起路蹀躞(diexie)摇晃,一张毫无表情的大脸,右眼还斜着看人,真令人有恐怖之感。他少言寡语,不与人嬉笑)。

这天,他居然一反常态,独自在开饭时抒发胸中的不满,高声朗诵:“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好了,他成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揪出来批斗的反改造分子。以后又斗林守元。这些被扭曲了灵魂的右派分子们,真不知他们喝了什么样的迷魂汤,把自己受难同胞斗得死去活来:“他不交代,拿个尿桶来给他挂上。”真的就有这么些帮凶,跑去拿了一只装了半桶粪便的桶来,七手八脚的蠢猪们,给林守元把粪桶套在颈子上,还叫他把头埋下,刚好闻到粪桶里的臭味(林守元应该闻到这世界有多臭了吧!)还不解这些蠢猪的恨,要他双臂张开,坐喷气式飞机。

据说这是北京才发明的富有中国特色的斗人新招,此新招很快就传到偏僻的茶山!一直斗到深夜,批判会才结束。我看出林守元愤怒的脸色,在散会的人群中,我有意与他擦肩而过,轻轻地劝慰他一句:“你一定要挺住啊!”不料,次日清晨,发现他已经乘着夜色悬梁自尽了。

他们对蔡瓯北进行斗争之后,把他关在武警关猎犬的石屋里。这石屋是为狗修的“宿舍”,仅有1公尺高,人在里面完全不能直立,不是临时关一两天,而是整整关了半年。试问当局者,这种骇人听闻的反人道主义行为,在我们这个国土出现,您不觉得对中国人来说是个极大的讽刺!

阶级斗争的这根弦绷得愈紧,赵胖子越兴奋。他那张脸拉得愈长,污言秽语更多,给我等老右的压力就愈大。

生产任务不断飙升,劳动时间无限延长。老右们躺上了床就似一具僵尸——“四面皆空”矣!我们小组有个老右,名叫左俊。原在森林工程处下属的一个单位当会计科长。他在改造中真是一步一个脚印,一直任劳任怨,一心只想早日脱胎换骨回去与亲人团聚。他由于极度疲劳,义务劳动时他在悬崖边好不容易找到一块空荒地,准备多开点地,不知怎的,头一发晕,一个跟头栽下悬崖,当时就昏迷不醒。立刻送医院照X光,多处骨折及脑部充血。地区医院喊赶快送成都。但茶场一定要把伤者的善后处理交给家属来承担。于是拖延了治疗时机。到第三天,家属才赶到,茶场这时才认定将左俊放回家,主动给他办理了清放回成都的户口、粮食关系,这意味着左俊摔伤后,一切恶果均跟茶场无关,把自己应有的责任推得干干净净!

以后,左俊成了一个植物人。昼夜24小时都需要有人监护,苦了孤儿寡母一家人。

1978年5月的一天,茶场突然又吹来一股风,说胡耀邦要给右派平反啦!这消息不胫而走,整个右字号的群体躁动,就像热锅上的蚂蚁,窜队之风骤起。窜队是专政机关最忌讳的事,然而这股风,却把这个对右派继续施行专政的机构,吹得温和而宽厚了。干部们装作没看见,听其自然。凡是右派中队都处于停工状态,这是在专政机关中从未发生过的事。来自全国各地(尤其是北京)的信件陆续传到老右手中。(78)字第55号文件《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将立即下达,其中谈到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工作,恢复工资待遇等。从此,重视、敬慕右先生,在茶山上蓦然成风。

1978年的秋天开始,被释放的一批批右派,脱离劳改队回到各自单位。回到原单位后,仅发了一份“改正”通知书,就算结束了长达22年的地狱生涯!难道我们在漫长的8030天的日日夜夜里,付出的血和汗,仅值二指宽的一张纸条?!难道我们付出了人生最宝贵的黄金年华,就用“改正”二字打发了事?!在那22年的88个春夏秋冬里,我们对国家所做出的贡献不胜枚举,如全国人民正在享用我们的劳动成果:内昆、成昆、广旺、成纹这四条铁路,都有我们流下的血和汗,还有无数的右派为此付出了生命;多少劳改农场现在生产出的粮食、水果、茶叶……都是我们在最低粮食标准的饥饿状态下,在高额生产任务中,一锄一锹开垦出来的,为开垦农场饿死的右派不计其数。这22年中我们无偿地为着“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为着“脱胎换骨、重做新人”,糟蹋到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如同乞丐一样。能如此简单地了结这桩地狱般的血泪史吗?!

闹了若干年的“右派索赔”,至今仍以敷衍塞责、推脱耍赖的方式,企图把我等耄耋老朽,拖死一个算一个。值得一提的是我等老右中,竟有个别人好了疮疤忘了痛,说什么:“有那么点退休工资就算不错的了,何必去节外生枝。”甚至对积极要求“索赔”的右派给以藐视,认为他们仅仅是为了要回几个“臭钱”。在此,我郑重表明我的观点:“我等要求索赔不仅仅是为了讨回应该补发的那22年的工资,更重要的是讨一个公道、公平:其一,反右斗争是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桩冤案,为何不是‘平反’而叫‘改正’?其二、一定要通过索赔来纠正‘反右斗争是必要的,只不过是扩大化而已’的不当之辞,这种说法阻碍平反这桩冤案的彻底性,并有故态复萌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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