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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革研究中的“造反派情结”(5/5)

我这里要讨论的不是类似个人对未来所抱的美好愿望的那种理想,也不是与冷漠、犬儒相对,有志于改变现实、改善现实的那种崇高的理想情怀,而是可以成为某种“主义”的理想,或等同于某种意识形态、从某个所谓“科学”理念演绎出的人类发展蓝图。在西方语言中(以英文为例),理想(ideal)、观念(idea)、理想主义(idealism)和意识形态(ideology)同源:希腊文“看见”(idein),进而引申为意象、观念、柏拉图的理念、超验的概念、原型、完善的品格、理想等等。名词后缀–ism 起的作用一般是将前面的具体概念抽象化,所以,理想(ideal)加主义(ism)在我所说的这个语境中的意思就是以某一理想为基础而形成的理论或信条,它本身是中性的,关键要看什么理想。在这个意义上,理想主义这个词很接近意识形态。但由于人们习惯于将理想浪漫化,不把它与丑恶的东西连在一起,所以理想主义好像总是正面的。意识形态这个词却很不一样,多有贬义,也许是因为历史或使用习惯,也许和这个词的构成有关:这个词由“观念”(ideo-)和“逻辑”或“话语”(-logy)组成,其字面意思是从某一观念或某一套观念作出的逻辑推演。因此,可以说,意识形态即某种具体的理想主义。比如从公有制/共有制(common,commune,communization,communism)和阶级斗争(即马克思认定的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primitive communism和科学共产主义社会scientific communism之间的漫长历史阶段中社会的基本冲突和发展模式)的概念演绎出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或从优生学/种族主义(eugenics,racism)、民族主义(nationalism)和社会主义(socialism)的概念演绎出的国家社会主义或纳粹(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缩写)意识形态。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共产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思想(意识形态)并没有明显区别,对于纳粹党人来说,国家社会主义既是意识形态也是理想,不是吗?这基本上是二十世纪的现象,在此之前,有传统的皇权统治(如中国)、封建贵族统治(如早些时候的欧洲)、种姓制度(如印度)、共和制度(如美国)等等。同样是专制,二十世纪之前的专制只控制人的行为,而二十世纪诸如纳粹德国、斯大林的苏联、毛时代的中国、红色高棉时期的柬埔寨这样的专政不仅控制人的行为,还控制人的思想。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要同领袖信仰一样的东西,这就是极权主义。在极权社会,理想主义和官方意识形态是一回事。在毛时代的中国,能成为主义的理想,除了共产主义以外还能有别的吗?极权制度与以往的专制制度的最明显的区别就是思想意识形态控制。纳粹德国和苏联还需要秘密警察,而毛时代的中国,尤其是文革时期的中国,意识形态统治已经如此彻底,毛泽东思想已经如此“深入人心”,形式上的秘密警察已经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它已经内化: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有一个秘密警察。

文革时代的中国民众,经过多年的教化,多半都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但却很难想象纳粹德国的大部分民众也是理想主义者。为什么不是呢?共产主义者相信,消灭了所有的阶级敌人以后,无产阶级就会创造一个完美的社会;纳粹相信,消灭了所有劣等民族和残疾者以后,雅利安人也会实现人类的乌托邦;这两者之间在逻辑上有本质区别吗?共产党人说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要为人民服务,个人必须服从集体云云;纳粹说人民就是一切,个人是微不足道的(据统计,Volk,即“人民”或“大众”,是希特勒最常用的词之一,连第一辆大众牌汽车Volkswagen都是按希特勒画出的样子设计的,希特勒说这种车必须便宜、省油、能载五人之家,所以称它为“人民/大众的车”)。这两个“人民”都是以同化个性、排除异类为前提的。

但是历史已经显示: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在二十世纪给人类带来了几千万生灵涂炭的灾难,因为这两种革命理想主义的“首要问题”都是辨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决不手软。这里的敌人和战场上的敌人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战场上的敌人也是人,但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把自己的敌人定义成为了实现其理想而必须消灭的异类或非人。于是有了用于敌人的诸如犹太猪、寄生虫、毒瘤、细菌、牛鬼蛇神、狗崽子、害人虫之类非人化的指称。假设人对同类都有恻隐之心,对同类施暴被看作恶行。然而,一旦敌人被非人化,不再被视为同类,而且被认为是通向理想道路上的障碍,向他们施暴,甚至杀戮,就有了正义性,是革命行动,施暴者不会有任何顾虑。因此就会有像1938年冲锋队向犹太人施暴的“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1966年红卫兵对所谓阶级敌人大打出手甚至杀害的“红八月”和以1968年为高潮,造成遍地“牛棚”、遍地冤狱的清队运动。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的结果显示,这些受难者几乎全部是无辜的。在纳粹统治时期,欧洲有近六百万犹太人被杀害,多半死于集中营。文革期间,有大约一百七十万所谓的阶级敌人死于非命(或被杀害,或被折磨死,或自杀;死于派性武斗的人占的比重并不大),他们中的大多数死于“群众专政”,也就是杨曦光文章中多次提到的、取代国家机器和官僚体制的理想权力机构,与“公社”同义。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但德国的三十年代与中国的六十年代却有很多相似之处,这就是为什么在文革中能够侥幸读到内部发行的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中译本的人受到很大震动,从而开始反思中国的文革。

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是两种反人道的理想主义。了解了这两种思潮的具体内容以后,我们就会看到“反人道的理想主义”并非自相矛盾的说法。这样的理想主义的确会让信仰者迷失人性,甚至失掉对生命的敏感。我想以《中国向何处去》中的一个细节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如前所述,作者在文章里推崇林彪的10·24讲话,在不同的地方提到过四次,想必是认真读过的。林彪讲话实际上是听47军军长黎原和省革筹小组成员汇报湖南局势时的插话,并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数位高层领导人在座。汇报的内容包括1967年夏末秋初的道县惨案,在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有九千多无辜百姓,多半是所谓黑五类分子及其家属和子女,在湖南道县及周边地区惨遭屠杀,对此林彪和谢富治在听汇报时均有评论。在场的黎原是个关键人物:他是军人,否则林彪不会出现;他还是直接过问道县及零陵专区“乱杀风”的高级将领,“乱杀风”就是他派遣的47军6950部队去制止、平定的。况且,47军是野战军,在执行支左任务的时候,与保守的省军区及其下属的地方武装部相对,是相当同情造反派群众组织中较为激进的一派的。尽管如此,杨曦光仍从他的极端理念和派性意识出发,将他认同的“极左派”造反派等同于“人民”,强调“旧省委与旧军区与广大人民的矛盾,47军内走资派与广大人民的矛盾,根本没有解决,新官僚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根本没有解决,只是以省无联和‘新政权’的矛盾这种新的表现形式出现”,完全不考虑47军在稳定秩序,保护生命,制止“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之类“群众专政”残害生灵等实际工作中所起的作用,似乎道县惨案受害者的生命完全在他的视野之外,在“人民”之外。

人命关天!也许二十世纪的历史给我们最沉痛的教训就是:我们曾被某种理想主义误导,为了某种貌似高尚的理想,我们可以去牺牲自己,也可以去杀害他人(因为他们被看作我们实现理想的障碍)。

从噩梦中醒来以后,我们应当保持高度警惕,守住底线:人的生命和人的尊严不可侵犯,不管你是什么阶级、什么种族、什么信仰、什么派。

【注释】

[1]徐友渔:《形形色色的造反——红卫兵精神素质的形成及演变》(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9)。

[2]《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1966年8月8日通过),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三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2013)。下文中有关中共中央文件及文革期间毛泽东指示的引文均出于此文库。

[3]王希哲:《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王希哲论文集》(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1980)。

[4]郑义:《历史的一部分——永远寄不出的十一封信》(香港:万象图书公司,1993)。参见萧喜东:《“两个文革”,还是一个文革》。

[5]刘国凯:《人民文革论》人民文革丛书卷四(香港:博大出版社,2006),页9。

[6]徐贲:《群众和“人民文革”》,《记忆》2009年第五期(总第十五期)。

[7]郑义:《趁机造反——纪念文革爆发40周年》(2006),华夏文摘·郑义华夏文集。

[8]罗四鸰:《“六四”后监狱里创作出的〈毛时代的爱情〉》,纽约时报中文版2016年4月7日。

[9]周伦佐:《“文革”造反派真相》(香港:田园书屋,2006)。

[10]周伦佐:《“文革”造反派真相》(香港:田园书屋,2006)。

[11]毛泽东:《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月11-12日),宋永毅等编《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2)》(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13)。

[12]徐友渔:《“两个文革”说:权力斗争还是社会冲突?》(在“中国近代史研讨会”上的发言),爱思想网站。

[13]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香港: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

[14]同上,页14。

[15]丁抒:《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三千万人被斗,五十万人死亡》(2004),华夏文摘增刊,第408期。

[16]周伦佐:《“文革”造反派真相》(香港:田园书屋,2006)。

[17]周伦佐:《文革中造反与保守的根本区别》,《记忆》2009年第五期(总第十五期)。

[18]陈益南:《〈青春无痕〉韩文版序》,《记忆》2009年第五期(总第十五期)。详见陈益南:《青春无痕——一个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6)。

[19]陈益南:《文革中地方基层政权的变动情况与历史责任》(2004),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网站。

[20]秦晖:《“否定”并未彻底,“真相”仍待揭示:从文革中的清华与广西谈起》,孙怒涛主编:《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上册)(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页20。

[21]谭合成:《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1)。

[22]Fredric Jameson,The Ideologies of Theory:Essays 1971-1986,Volume 2:The Syntax of History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8):188-207.

[23]Fredric Jameson,Postmodernism,or,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1):29.

[24]ArifDirlik,“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The Perspective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The New Centennial Review,Vol.3,No. 2 (summer 2003):241-270;德里克:〈世界资本主义视野下的两个文化革命〉,《二十一世纪》,1996年10月号,页4-15。

[25]Liu Kang,“The Problematics of Mao and Althusser:Alternative Modernity and Cultural Revolution,”Rethinking Marxism,fall 1995,8:10;刘康:〈全球化与中国现代化的不同选择〉,《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6年10月号,页145;刘康:〈全球化“悖论”与现代性“歧途”〉,《读书》,1995年7月号,页105.

[26]Zhang Xudong,“Nationalism,Mass Culture,and Intellectual Strategies in Post-Tiananmen China,”Social Text 55 (Summer 1998):118,138.

[27]张旭东:《重归总体性思考,重建中国认同》,《社会观察》,2011年第9期。

[28]崔之元:《发挥文革中的合理因素》,《亚洲周刊》,1996年5月26日,页47;崔之元:《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4年8月号,页7。

[29]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多重构成与六十年代的消逝》,《开放时代》,2007年第2期。

[30]汪晖:《自主与开放的辩证法:关于60年来的中国经验》,《21世纪经济报道》国庆特刊,2009年9月。

[31]周伦佐:《“文革”造反派真相》(香港:田园书屋,2006)。

[32]高达乐(Claude Cadart):《法国式毛主义的类别与兴衰:1966—1979》,《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6年10月号,页24 –31。

[33]Fredric Jameson,The Ideologies of Theory:Essays 1971-1986,Volume 2:The Syntax of History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8):188-207.

[34]徐贲:《群众和“人民文革”》,《记忆》2009年第五期(总第十五期)。

[35]杨继绳:《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6)。

[36]密洛凡·德热拉斯著,陈逸译:《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页62。

[37]省无联一中红造会钢三一九兵团夺军权一兵:《中国向何处去?》,宋永毅等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第三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2013)。

[38]刘国凯:《“造反派”公案未了,杨曦光,你不能走》(2004),华夏文摘增刊,第390期。

[39]郑义:《纪念自由的呼唤者杨小凯》(2004),华夏文摘·郑义华夏文集。

(本文曾以《“造反派情结”的缘起、延伸及影响》为题首发于《思想》季刊第32期。本刊发表的是作者做过部分修改、补充的新稿。——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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