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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革研究中的“造反派情结”(3/5)

尽管如此,除了王友琴在《文革受难者》中的数百个案研究和丁抒的一篇长文以外,至今并没有以清队为重点的研究专著问世。同时,我还看到另一个现象:很多文革研究著作中提到清队时都说:虽然造反派代表和军代表、老干部代表一起进入三结合的革委会,但真正有权的是军人;造反派不但无权,而且军代表还和老干部一起借这个运动的机会迫害造反派。例如,周伦佐称这个时期为“军人掌权时期”,“从这时起直到‘文革’结束,北京及全国所有大专院校发生的迫害知识分子事件和制造的冤、假、错案,主要责任人不再是造反红卫兵,而是‘工宣队’和‘军宣队’。”周伦佐承认,在革委会中造反派代表的比重并不小: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初常委以上成员名单显示,群众代表约占百分之四十一;四川西昌地区(周所在地)革委会中造反派代表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四。但是,周伦佐说,造反派代表很少能成为有决策权的核心小组成员,革委会主任一般也由军代表担任。[16]据此,周伦佐开脱了造反派在清队运动中的责任,并将造反派与“红八月”中的施暴者加以比较,认为“红卫兵运动中只有保守派残酷迫害弱势人群,造反派冲击的却主要是官僚阶层”。[17]

在对文革造反的性质的判断上,陈益南与周伦佐的说法类似,即民众反抗官僚。[18]但他对造反派在清队运动中的角色的讨论却更接近现实情况:各级革委会刚刚成立时,正在执行“支左”任务的军人的确权力很大,所以,革委会主任多半是军代表;在这个初始阶段,老干部代表由于刚刚挨过批斗,心有余悸,处于弱势;造反派群众组织人多势众,那时还得到中央的肯定和支持,所以在临时权力机构中有很大的发言权。在多数单位,这种格局一直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才开始被打破:九大以后,处于瘫痪状态的各级党组织逐步恢复,老干部的势力渐强,造反派被逐渐挤出权力机构(上海除外),有些造反派领袖在持续开展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和1970年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整肃,造反派短暂的掌权阶段也就随之结束。陈益南的结论是:“‘造反派’掌有权力之时负有历史责任的主要事情,大概只有一件。那就是1968年间全国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19]

我同意陈益南的这个结论:造反派手中有权的阶段虽然不长,但恰好包括清队高潮期,所以对清队应负相当的责任。当然,由于各地各单位文革发展的不平衡,有些地方造反派的某一派占压倒优势,清队的开展就不会像1968年夏天出现“百日大武斗”的清华大学那样受影响,而像北大、清华这样派性纠纷激烈的单位,清队运动的高潮就会来得晚一些,在毛泽东接见五大红卫兵领袖、工/军宣队进校之后。但如果说北大和清华的造反派领袖聂元梓和蒯大富就因此对清队没有责任,恐怕也不符合事实。例如,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中记载1967年11月30日深夜被抄家,那正好是在江青讲话三天之后,应当是清队的开端;季羡林和很多北大同事在1968年6月18日被批斗,那也正是在清队期间。

在我父亲任教的北京农业大学,没有能同造反派组织“农大东方红”竞争的对立面,所以清队期间一直是造反派掌权,“东方红”头头冯兴旺从1967年到1970年一直任农大革委会主任(文革后编的农大校史称他为校长)。因为没有武斗的干扰,农大的清队是按部就班地进行的,高潮是1968年春末夏初。清队期间被迫害致死的有16人,4、5月间自杀的人最多。我家第二次被抄(第一次是1966年的“红八月”期间),我父亲被带走隔离审查,是在1968年4月12日深夜。冯兴旺执政期间,农大革委会里自然也有军代表和老干部,也许军代表比冯兴旺这个学生权力更大。但是,清队任务的具体执行者,即“专案组”成员,包括来抄家的人、审讯逼供的人、参加外调的人,都是造反派组织的成员。所以,即便革委会的大权握在军代表手中,军代表是外来人,对学校或企业事业单位的情况完全不了解而且人数很少,不可能参与很多具体的专案工作,这些工作基本上都是造反派红卫兵做的。在我母亲任教的农大附中,情况也如此。据我了解,北京大部分的学校也是这样。所以,即便造反派没有多少权力,对清队运动他们仍然难辞其咎。

在近期的一些造反派文革研究著作中,与回避清队责任的倾向相关联的,还有另一个现象,那就是一方面批评官方史学和官方宣传过分强调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苦难,一方面着重描述造反派如何受迫害,甚至把造反派说成是文革中受迫害最重的群体。例如,秦晖说:“绝大多数的文革冤魂,不是死在造反派存在的‘乱世’,而是死在造反派被剿灭的过程中和剿灭后造反派不复存在的‘新秩序’下;不是死于武斗中的双方‘内战’,而是死于‘有领导有计划’的专政机器对全无反抗能力的弱势者的大规模虐杀;不是死于党政在‘造反’中瘫痪的‘无政府状态’下,而是死于‘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的有效控制下。一句话,他们不是死于‘造反派’之手,而是死于‘维护秩序’和‘重建秩序’的文革前军人和官员主导的政权——当时的‘革命委员会’名义上是‘军、干、群三结合’政权。”[20]

秦晖描述的造反派被“剿灭”的情况具体是指1968年中央关于广西武斗的“七·三布告”发布前后广西自治区第一书记韦国清同广西省军区部队和相对保守的群众组织“联指”对造反派组织“四·二二”施行的血腥镇压,甚至导致多起吃人事件,有八万多人死于非命。秦晖的结论依据大量的八十年代“处遗”档案资料,属实。但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广西文革期间的情况比较特殊(韦国清也是同等位置干部中唯一的不倒翁),秦晖关于造反派被“剿灭”的结论并不适用于其他地区。在全国范围内,“绝大多数的文革冤魂”也不是造反派的亡灵。在文革期间受迫害最深,时间最长的群体并不是造反派,而是那些既不是造反派,不是保守派,也不是当权派,什么派都不是,而且什么派(包括造反派)都想躲开他们的政治贱民,即被视为阶级敌人的所谓“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和家属,就像纳粹德国的犹太人一样。在清队运动中,他们也是受迫害的最大群体,而且从1946年黑龙江元宝村土改开始,这个群体就一直是最软弱、最受欺凌、最被人不当作人、最没有话语权和代言人的群体。其实,在秦晖提到的广西惨案中,非正常死亡人数中有一半以上是这个群体中的人,更不用说完全以这个群体为打击对象的“红八月”北京昌平惨案、大兴惨案和1967年夏季湖南“乱杀风”和道县惨案了。

谭合成的《血的神话》是关于道县惨案的专题报道和研究,其中有一个场面很形象地显示了当时各个“人群”的自我认同、社会角色和相互关系:在47军6950部队刚进入道县制止“乱杀风”时,一些“黑五类”政治贱民为躲避屠杀从“保守派”群众组织“红联”(毛泽东思想红战士联合司令部)控制的道县农村逃进县城,向以道县二中为指挥部的“造反派”群众组织“革联”(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改联合指挥部)求救。这个事件的背景是:“红联”与“革联”两派都自称革命造反派,互相称对方为“红老保”和“革匪”,为夺权而武斗不止。“革联”抢了县武装部的武器弹药,占据县城;“红联”则占据周围的农村,要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此时突然有谣传“黑五类”要造反,还有造反纲领,于是“红联”与地方武装部和基干民兵合作掀起杀人风,并成立了很多“贫下中农最高法院”作为裁决机构。在道县有4519人被杀害(包括道县在内的零陵专区死亡人数高达9093),只有少数“黑五类分子”侥幸逃入县城。但造反派“革联”将这些可怜的人拒之门外,因为他们不愿被人指责“同情阶级敌人”。所以,“黑五类”在县城的处境依然困难:农村有“保守派”的围剿,城市有“造反派”闭门羹,自己只好在街上搭些简陋的棚子避风雨,可又没有吃的。好在军队还做了些好事:救济难民一点粮食或护送他们乘公共长途车逃出道县(军人随车,以保证愿意外逃的难民在沿路的关卡上不被屠杀或者劫持)。[21]军人是否真同情这些难民,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军人是在执行命令。6950部队听命于47军军部,47军是野战军,直接听命于北京,而北京的领导人恰恰又是把这个人群打入另类的决策者,阶级斗争的始作俑者。哪有这些可怜人的出路呢?

同床异梦:造反派、新左派与西方“文革毛主义”理论家兼及其他外来理论资源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是一个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造反的年代,在中国有造反派,在很多西方国家也有。当时在西方各国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反体制、反文化运动,力争民权(种族平等)、女权、性自由、个性解放,以及同性恋者权利。国家机器、官僚体制和精英政治受到严重挑战,造反有理和大众民主的呼声此起彼伏。但西方国家的群众造反与中国的有本质区别:西方国家的造反是在民主制度下群众的自发行为,而中国的造反是在极权统治下奉旨听令的,被“运动”的;前者抨击的目标是自己社会的体制和文化,而后者的既定目标是强化自己的极权体制,或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然而,由于当时中国处于封闭状态,外界对中国了解甚少,也由于以1968年5月巴黎学潮为标志的西方文革比中国文革爆发晚了两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便在世界范围内成了造反的样板。在西方左翼阵营中的激进派看来,苏联因推行官僚政治、精英政治,已经背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以发动群众清除政权内部资本主义因素为口号的文化大革命则标志着世界革命的新发展。对于世界各国的热血青年来说,文革造反精神正与自己内心积郁已久的叛逆感和理想主义共鸣,他们在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传闻中得到了灵感、启示和动力。当时许多国家都有学生造反,成立红卫兵之类的群众组织,占领校园,串联社会。各种外文版《毛主席语录》畅销一时,不少学生都以“毛泽东主义”的信仰者自诩。

此时也正是西方后现代各路左翼文化批评理论的形成期,某些理论家的思想明显受到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影响,并成为毛式文革的拥护者和辩护士。例如,美国文学理论家弗里德里克·杰姆逊,在文革真相已经广为人知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仍以热情的笔调赞美文化大革命,说“新中国未完成的社会实验……在世界史上无与伦比”,在那里,“人作为集体对自己的命运有了新的把握”,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客体世界”。[22]杰姆逊对毛泽东未将自己亲手发动的“群众运动”进行到底颇感惋惜。尽管如此,毛的文革理论仍旧是六十年代“最丰富、最具革命性的伟大思想体系”。[23]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阿里夫·德里克认为中国的文革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革命不同,在中国文化没有变成商品,而是用作教育群众的手段,“为新社会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以对抗政权本身的官僚主义,建立一个理想的社群,所以,中国的文化革命是真正的革命。德里克还说,毛泽东作为革命家,其独到之处就在于他竭力阻止革命成功后难免出现的“非激进化”(deradicalization)倾向,以“政治挂帅”对抗经济主义(即苏式“现代化”理论),以文化领域中的不断革命推动社会主义的进程,防止在中国出现苏式社会主义的官僚体制。他把毛的晚期思想称作“文革毛主义”,并认为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24]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在中国知识界出现的新左派,与这些西方左翼理论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从师于这些左翼理论家的中国学者(如崔之元、刘康、张旭东)认同老师的看法,另一方面,国内的学者(如汪晖)受中译理论著作的启发并感到了共鸣。总之,新左派是借西方理论家的“慧眼”重新发现自己经历过的文革的。在九十年代初,人们对文革灾难还记忆犹新,为文革涂脂抹粉的话还不好直说,所以刘康只得或借用些西方文化批评的语汇在理论上兜圈子,讲什么“文化霸权”和“重建”,或以历史比较为名,把葛兰姆奇、阿尔图塞、福柯等人的主张与文革理论并提,搞出一套“谱系学”,以英雄所见略同来抬高文革和毛泽东的身价。[25]张旭东将1949年以后包括文革在内的三十年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相对照,称前三十年的中国社会是“激进的民主社会”。据他的观察,“改革派官僚一直在密切注视和防范任何重提或挪用毛泽东有关大众民主和参与观念的企图”,同时,“所谓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文革和大众民主的继续不断的批判以及他们对专家政治的默许更加强了官方的各种反民主措施。”[26]他还认为,西方文化霸权和全球化使中国失去了自我认同,而毛以文革来创造“社会主义新人”是重建自我认同的尝试,可惜目标过于高远,“高处不胜寒”,失败了。[27]崔之元吹捧文革最不着边际,称文革有诸多“合理因素”,并说“今天,我们应把毛泽东所谓‘文革七、八年再来一次’制度化为定期的全国性普选,这才是‘人民民主专政’或‘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28]有中国新左派领军人物之称的汪晖认为中国民间及官方否定文革是对六十年代理想主义的背叛,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政治被他称作“去政治化的政治”,也就是不再有六十年代的目标、价值和意义的政治。[29]习近平提出不能以中共执政的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不能以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听到这一主张以后,汪晖好像改变了自己过去的看法,把六十年一锅煮,煮出一套中共“自我纠错机制”。[30]可是他“沉痛悼念”戚本禹的花圈却好像在说,他仍旧心系文革。

与西方文革派和中国新左派相比,造反派并没有什么理论,也没有全心全意地赞美文革。但在某些思路上和对文革的一些具体判断上,造反派和新左派并非完全没有联系。例如,周伦佐就认为西方六、七十年代反体制、反官僚的造反学生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都与毛泽东的“非制度化个性行为”共鸣。“后现代主义与造反派看似有相同的解构冲动,但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对象是艺术文本,造反派的解构对象是政治权力。”他还说:“曾在‘文革’中被毛泽东邀请到北京一同检阅造反大军的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认为‘文革’中毛的非组织化异举和民众的反官僚行动,是存在主义的伟大实践。萨特目光所及,显然是毛与广大青年造反者共有的非制度化行为。”[31]萨特同毛一起检阅造反大军的消息是误传;让-保尔·萨特登上天安门检阅游行队伍的时间是1955年国庆节。但文革期间萨特的确瞩目中国,希望中国的造反成为巴黎学生的灵感。由于这个原因,他力排众议(包括《现代》杂志编辑部所有成员和他女友西蒙娜·波娃的意见),拒绝在他主编的刊物上刊登彭述之访谈录,因为这位旅居巴黎的中共元老在访谈中涉及文革真相。[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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