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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领袖“驾崩”时

1976年初秋,我新婚燕尔,在呼市西郊孔家营子居住。9月9号下午四点,我从果园回来,远远听见哀乐声响起,周而复始地在空中回荡。快走到供销社时,突然看见那里的电杆下聚集着好多人在听广播。我似乎听到了些什么,但是听着听着就觉的不对劲了。这次不是一般的大干部了,前面说的一大串职务,都是导师、统帅、舵手这些,莫非是他?毛主席?简直太不可相信了、太突然了。之前怎么一点迹象都没有,他是要活一万岁的呀?当然草民们心里明镜似的,从古至今哪有活一万岁的?除非你和阎王爷沾亲。但活一百五十岁是北京的专家刚研究出来的呀,说是完全可能的。现在还没到一百岁嘛!毛咋这么不禁活?他的命怎么这么脆弱、不争气?咋这快就交代了?……

我吓坏了,因为这件事对于我来说犹如天塌地陷;犹如一颗彗星正以每小时五万公里的速度朝地球飞来。虽然毛死了,我心中有点窃喜,但不知道没有毛的中国将会如何?日本鬼子会重新占领中国?蒋先生会反攻大陆?我不得而知……我骑车径直向市里奔去,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必须回家和母亲商议!

在回市区的路上,我看到路上的行人们都停下了脚步,聆听路边电杆上喇叭里传出的不幸消息。人们都自动低头默哀,很多人止不住放声大哭。

那时,母亲已经病休。我到家时,她正在阅读《圣经》,她还不知道这个消息;我也不知该如何表达“毛主席死了”这样的意思,当时全中国的人恐怕没有一个人敢说得出口。说“宾天了”“驾崩了”母亲也听不懂。于是我低声对她说:“毛主席逝世了!”

母亲没听清,反问:“失事了?啥失事了?”

我只好贴着她的耳朵悄悄地说“那个姓毛的老汉死了!”

“啊,毛主席怎么会死呢?谁都能死,他也不能死啊!不是说要活一百五吗?”

我说出这句话,如释重负。但母亲顿时脸色苍白,脸上的表情也变得复杂起来——悲哀中带着惊恐。母亲说:“唉呀,他死了,那我们以后的日子咋过呀?”

那时,许多人听到毛主席去世的消息,都不约而同地感到,中国就要灭亡了。然后心情都非常忧郁:没有了毛主席可咋办?资本主义要复辟、地主资本家会反攻倒算杀害劳动人民、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就会变色、劳动人民就要再次被剥削被压迫,就要受二遍苦、遭二茬罪……

我倒没这样想,我想的是:“地富反坏右”这些贱民们的噩运是否已经到头了?

9月18日,我参加了呼市新华广场举行的追悼大会。那天下午两点整,广场上已经黑压压地站满了人。鸦雀无声,一片庄严肃穆的景象。

三点钟到了,市内所有的警报气笛齐声鸣响。汽笛声后,高音喇叭中的哀乐开始在空中回响。新华广场万人默哀。哀毕,庄严的《国歌》《国际歌》又随之响起。

我站在队伍里,紧闭双唇、不敢乱说乱动、老老实实地听那高音喇叭里传来的,不知听了多少遍的哀乐声。这些单调的音符,仿佛充塞了整个空间,并觑准每一个缝隙,让人们无可逃匿。突然,离我不远处,一个人倒下去了。像中了枪弹,却没有一点声音。周围没有人动,是不敢动、还是不知如何动?直到场外负责警戒的人来了才把他扶走。转眼间,一切如初,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然而,不一会儿,又有一个人倒在地上,情景重复如上。追悼会时间不长,但加上开始站队和等待的时间,对那些身体或精神脆弱的人来说还是太长了。他们真的挺不住了,就好像大救星死了,中国就挺不住了一样。

那天,会场内外都事先安排了很多治安保卫人员和医护抢救人员。这个安排还真的派上用场了。有好多群众当场哭的昏迷过去了,工作人员迅速将其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抢救。因为救护车不够,忙不过来,工作人员就用担架把昏迷职工直接抬到附近的铁路医院。好像在战场上抢运伤员一样,悲痛、紧张、压抑。

退场的时候,有的人仰望着毛主席像迟迟不肯离去。有的哭抽筋了,两条腿不听使唤,站不起来。只好由工作人员搀扶着慢慢退场。

我站的位置靠前,又不敢东张西望,所以,不知道一共有多少人倒下。几年后,我调到了内蒙古电管局。一天上班没事,我和办公室的一位女同事闲聊起这件事。她说:“还说呢,我就昏倒了!”我问:“当时什么感觉?”她答:“开始就是感到有点热,心里发空,后来就越来越站不稳了,不知甚原因,突然脑袋‘嗡’地一下就倒下了。其实我身体挺好的,那天也不知咋啦。”我问:“咱们单位当时昏倒几个?”她答:“不知道几个,反正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后来我也坚持不住了。”她边说边笑,完全失去了当年的凝重。

那天,我看到所有的人都哭成一片,虽然也想装,但就是哭不出来。也许我的心肠有点硬,更重要的是我真的没感觉到“老人家”对我有什么恩情。我17岁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牛鬼蛇神”;20岁又被打成“内人党骨干分子”,期间九死一生。

当我低垂头颅混在挤挤擦擦的葬礼行列中,周围数百人的嚎哭声如爆炸般轰鸣。怎么办?那些年我常常暗自落泪,但现在竟然一滴眼泪也没有。我不能无动于衷,此刻必须痛哭!于是我疯狂地搜索悲惨的记忆。忽然想起文革中邱书记被红卫兵用铜头皮带打的皮开肉绽的情形,及邱书记被屈辱歪扭的胖脸,老泪溢出……我一阵眼热、下腭趁势抽搐,几秒种后,我成功地哭了起来。

看到有许多人哭得死去活来,我后来问他们:“你是咋哭出来的?”有人说:“我是想到1960年挨饿的事,就哭出来了。”有人说:“我是想我奶奶被饿死时的情况,就哭出来了。”还有人说:“站在队伍里觉得不哭又不好意思、想哭又哭不出来,于是就想最悲摧的事:被别人打?狗日的,不可能,从小到大都是我打别人,后来我想到了老爸,一想到他挂着大牌子,弯腰撅腚地站在批斗台上,被打手打的满脸是血,就哭出来了……”

哎呀!一晃快四十年过去了。毛依然躺在那里,当时的孩子们现在也都年过半百了!

近日北朝鲜的金正日寿终正寝了。在电视上看到平壤的人民如丧考妣、捶胸动足、呼天抢地、痛不欲生的样子,让我也回想起我们的1976年。

听说在北朝鲜,部队战士每天也只有四两玉米面。一个个面有菜色,饿的皮包骨头。为什么仍然如此热爱他们的领袖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有好友说:“政治领袖等同于精神领袖,也就是教宗。这种离世的悲哀,是常有的事,罗马教宗如果一下子离世,很多西方人也会是这个样子!”

他还告诉了我法国革命家罗伯斯庇尔的一句话:“过往的行人啊,请不要为我哀伤,如果我活着,你们谁也活不了!”

二战时攻打瓜岛的美军士兵问班长:“对面地堡里的日本鬼子为什么都在喊万岁?万岁是啥意思?”班长说:“万岁,就是一切都结束了”。

我于是恍然大悟。

后记:

有个小品,说的是一对夫妇开一辆车到乡下去,陷入了泥潭里,二人费尽周折才回到家。有人问他:那车咋样?他说:“快别提那老比亚迪了,可把我们给害苦了!”

2011-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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