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前风声紧，网路连坐镇住微信圈？

十九大前风声鹤唳，中国政府祭出几个网路控制的杀手锏，在社交媒体引来一片哀嚎。根据政府新规，互联网将实行群主实名制和群主负责制，这意味着社交媒体群主不仅身份要公开，而且要为群内所有言论负责。紧接着，中国警方对网民提出“九不发”要求，“提醒”微信等群组不要发布政治敏感话题和未经官方公布的港澳台新闻等九类信息，其涵盖内容空前广泛。群主负责制让群主对群内言论负责，是否会使群主沦为协助当局控制言论的有效工具？“九不发”规定的内容空前广泛，为当局因言治罪提供了多大的方便？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四位嘉宾是：中国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美国硕士生Michael Graney 高明先生；旅法学者，中国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郑先生；“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主席王丹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

程晓农表示，网信办的新规定主要是一种威胁，用微信群主责任制，要求群主加强群内自律。当局与民众之间在管制言论方面“猫捉老鼠”的游戏从来是“猫高一尺，鼠高一丈”。官方每占领一个阵地，民众就自发地开发出新的阵地，微信群就是过去几年里民众自己建立的半自由言论空间。民间的真相信息交流起着自发启蒙的作用，虽然信息零散，但在极权制度下，这样的启蒙始终是社会保持进步动力的关键一环；同时，时政信息的民间交流也起到一种提高大家辨错能力的作用，通过识别真假信息、判断是非对错，增强群体共识，防止思维僵化，开阔视野，这是走向民主化的必要过程。

程晓农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来没有真正涉及政治制度层面，极权主义政治制度始终未变。西方和民间一直有一种误解，似乎经济市场化必然带来民主化；也因此，对近几年政治上日益严厉的控制感觉是倒退。其实，没有进步，也就无所谓倒退。中国目前的社会不满前所未有地广泛深入，当局不可能消除引起社会不满的制度和既得利益群体，只会不断升级社会监控。很多人为中国模式自豪，因为带来了经济繁荣，但他们没有看到，中国模式的实质是用资本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会自我削弱，只会随着社会不满的上升而自我强化。

王丹说，首先，我宁愿从反面看这个不幸的事件。当局如此变本加厉地打压挖网络上的言论，其实正说明了今天中国的网络扮演了重要的与国家对抗的角色。一个建立在网络上的公民社会在逐渐壮大，并且让中共感到了威胁，这才会导致当局不断升级对网络的打压。一方面虽然看起来形势严峻，但是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所在。其次，早在胡锦涛时期就已经开始对互联网的管控了，但是到今天仍旧需要进一步加强管控，也说明了管控互联网并不那麽容易。有网友建议，可以采用的对策是，先建立一个3个人的群，其中包含一个身在国外的人，然后把群主转让给对方，然后拉人，让他们找国外的群主负责去吧。听起来有点戏谑的味道，但是也反映了一个现实，那就是在互联网上，国家与社会正在进行激烈的拉锯战。国家要加强管控，社会则努力争取更多的空间。最后，对互联网如此恐惧，以至於连“连坐”这样的具有封建社会特点的做法都实行出来，正说明了中共所谓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都是虚假的。只有不自信的政府，才会害怕人民的声音。

宋鲁郑说，从8月25号到现在，网信办推出了四个规定，有关群主的规定是第三个规定；但是，这条规定没有细化管理条款，并不好操作；而且，覆盖的话题都是中国人没有兴趣的内容。总之，我感觉，这条规定出台后，微信群变化不明显，人们抱怨也不明确。可能要等到10月8开始执行后才能看到有究竟有怎样的影响。

要群主负责的政策是否合理？是否会造成群中的不信任气氛，导致相互审查？对此宋鲁郑说，我首先要谈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中共为什么不开放言论的原因。举个例子，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之初，贸易是不开放的，因为太弱小所以要保护；当经济逐渐强大之后，贸易便开放了。回到开放言论问题，众所周知，价值观现在是西强东弱，所以，中共才要保护自己弱小的价值观；其次，法令出台不过是威慑而已，刚才也说了难以操作，所以仅仅是发信号；还有，举报就是告密，群里都是私人朋友，也无利益冲突，其实很难做到互相举报。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美国硕士研究生高明说，根据我的观察，我的同事和朋友们基本不用微信来发表评论，尤其是与政府对立的评论，而是主要通过它来了解新闻。凡事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观念，人们都不敢在网上发表，因为害怕被同事和同学检举揭发。还有，我所在的西安是保守的内陆地区，气氛和思想本来就不如东南一带活跃。但是，无论如何，这条规定会让人更加警惕自己的言论，对配偶之外的人更加谨慎。在我周围，人们对这样的规定有支持也有反对。支持的认为，决策者有权力这么规定；反对的说，这么做无法像统治者以为的那样可以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