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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不足为患

——蒋介石1937年的决策依据

1937年1月13日,蒋介石在奉化溪口,私下对张学良有个评价:“胆大而怕死,狡狯而糊涂,不可以道理喻也。”西安事变因斯大林需要蒋介石来对付日本人,蒋才得以脱险,不仅张学良、杨虎城两个主角此后的命运已注定,以历史的后见之明,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崩解也由此开启,虽然当时毫无迹象,但仅仅12年蒋就被迫离开故土,永无归期。不能不说,西安事变,无论张、杨还是蒋都是输家,唯有中共成了唯一的赢家,其关键就是蒋在西安脱险之后的抚共决策,几乎一念就决定了未来的变局。历史常有出人意料之处,常常不是一个人凭一己之智所能事先料定。蒋如知后事如此,绝不会做出这一样的决定。

是年1月5日,蒋研究对共党方针,认为:“应与共党以出路,而以相当条件收容之;但须令其严守范围。”1月30日,又说:“故对于共匪之处置,应慎重考虑。彼于苏俄既无接济,而于主义又难实行,若其果有民族观念,不忘为黄帝后裔,则于其穷无归时而收服之,未始非一良机了。”2月1日,他反省上个月的事,说:“陕甘问题,尚未能和平解决;然逆匪内部涣散,同床异梦,共党虽从中操纵作梗,亦不敢明目张胆,而且中央对共已有相当示意,忽使其失望,料彼亦终于屈服也。”2月13日,他研究对共党处理方针,“先监视,后统制”,三天后,又定下“对内则编共而不容共”的方针。到3月1日,他反省上月的事,特别提到三中全会完成,对共党方针决定。他在3月15日思考所处的时代环境和地缘政治,说:“中国始终在倭俄夹攻中,尤以今年必须在日本伪亲善、共匪假投降,阴沉情势之下,稳定阵线,充实国力,或可免于危险。”

不难看出,他虽与中共打了十余年交道,劳民伤财,耗费国库,牺牲惨重,其实对中共的本性并无深切了解,他幻想过中共会屈服,可以通过收编解决的,但又清醒中共只是假投降。这大概是他一生做出的最重大的决定。他在西安事变脱险之后,为何非得容共,是否有苏联的因素在内,以往我也觉得苏联的压力可能是他做出这一决定的重要因素。但从3月3日的陈诚日记来看,这一思路有些问题,至少与蒋的判断不合。

蒋大错特错

这一天上午,陈诚见蒋介石时,说起一般对于西北的处置,似有奖乱之意。蒋不以为然,“认为用兵是不得已之事,须过虑部下及人民之牺牲及国家之地位,对张部拟待调出后再行设法,使其为国家武力,对杨仍极主【张】解决,对匪则视国际及国内变化如何而定,因今后匪不足为患,而大患在军阀。又复员后部署,应以监视四川为主,对于李、白拟以国防会议名义,使其来京,如李、白同意,即定开会日期。”他嘱陈诚拟军事部署:“汉中、宜昌、施南、沅陵均应置重兵。”

陈是他的亲信,这些私下交谈,比那些冠冕堂皇的公开说辞无疑要更真实,他说得很清楚,中共已不足为患,大患是军阀,除了他提到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湘、刘文辉、邓锡侯这些人,没有提及的韩复渠、陈济棠、龙云、阎锡山,到处都是他眼里的军阀,他在私下对这些人常有点评,比如他说阎锡山:“此人阴险卑劣,不顾大局”、“此人投机取巧,趋新附奇”,他说韩复渠“奸诈卑劣,尤可痛也”。此时,他将这些有地盘、有枪杆的军阀视为心腹大患,宁愿放过中共,以收抚的方式来处置,虽然他在做这一决定时也很艰难,甚至夜不成眠。但这一决定对未来将产生的根本影响,是他完全估计不及的。军阀要的是无非地位、金钱、权力,而中共要的是政权,这一点从未改变过。蒋认为他们已不足为患,真是大错特错。作为政治领袖,既有如此重大的判断失误,就要为此承担一切后果。

陈诚见蒋的当天下午,又见了汪精卫,相比之下,汪对中共的认识要比蒋清醒得多——“对于赤匪极力主张肃清,并谓第三国际指赤匪之四点极堪注意:服从中央推动抗日。占领临潼、宝鸡以北地区,树【立】基础。尽力分化国民党,使其成为容共、剿共二派。待机发动推翻国民党之统治。”

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汪的这一判断无疑高于蒋,80年前,1937年的初春,唯有将中共彻底肃清,才能免除后患。3月6日,陈诚宴请梅贻琦、王世杰、翁文灏、袁同礼、何廉、傅斯年等知识份子,“对于西北之事变无不痛骂,并均主张彻底解决。”只是他们和汪精卫的想法都未能变成决策,蒋介石也只能在1949年痛别大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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