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否慧（Sophorn Huy）说：我们住在金边的桑卡街（Sangkat）6号，位于“中华医院”后面。1975年4月17日早上，我父亲看见了很不平常的事情：一队队穿黑衣衫的人，颈系方格围巾，穿着轮胎底的鞋，带各种枪支，沿着大街走。他们都板着一个令人害怕的脸，这些人是红高棉战士。所有的金边市民都震惊了，他们从门和窗户偷看外面。此前，人民担心战争会伤害自己，他们认为朗诺军队既然打不赢红高棉，就应该承认失败。一个红高棉头目，通过对讲机指挥隔着很远的战士们。几个战士用枪指着我们的房子，叫喊我们“走！赶快离开！每个人都走！”他们挨家挨户命令市民离开家，不准多带物品。我父亲恳求红高棉给他一点时间，去接回在昂东（Ang Duong）医院刚做过眼科手术的弟弟。但是那红高棉说，“你不用等你的弟弟。你不久会在路上遇见他。”邻居们都被逼迫，背着抱着一些东西，或放在自行车上，准备离开家。一个红高棉战士不停地踹一辆摩托车，因为他不知道如何发动它。外面有叫喊声音在指挥着战士们：“命令他们（市民）都从房子里出来！一个也不准留下！”当我们走出家大约100米时，看见一位红高棉头目命令战士们：“他们离开以后，不准许他们再进他们的家。”当我们到达莫尼旺大街时，沿街有大量人群。一辆坦克和许多汽车，载着哇哇吆喝的红高棉战士们。红高棉命令市民人群向北方走。街上还有从医院被赶出来的一些病人，包括没有手臂和没有腿的截肢病人，以及正在输液的病人。一些市民推着板车，老人坐在车上，或者丈夫们推着他们刚生下孩子的妻子。许多市民来回奔走，焦急地询问别人是否知道他们失散的家庭，或他们的配偶在哪儿。一些走失了父母的孩子，满街都是他们的尖叫。那些不肯走开而守在路口等待失散的丈夫或妻子的市民，被红高棉当场用枪扫射，惨不忍睹。城外的公路上尘土蔽日，市民们来回地找柴煮米，找水。公路两侧布满屎尿和垃圾。疾病在传播。在比昂塔倍（Beoung Trabek）附近，大约离公路100米处有许多死尸，还有穿着（柬军）军衣仍在流血的新鲜死尸。红高棉强迫市民们过桥沿着道路走到郊区塔克毛，这里有红高棉的一个检查站，截留并杀死他们所怀疑的任何人。他们检查每个人的脸、腿和手臂，查问“你做什么工作，你以前在哪儿生活？你是朗诺军人吗？”那时间，人们都极其害怕。在红高棉检查过后，我父亲的一个姐姐开始感到懊悔，她想走回金边去。红高棉战士抓住她，捆绑她的双手，推着她走向西边的一条岔路。然后我们听见几声枪响。片刻后，我父亲走去看，她已被杀死。我们全家永远记住红高棉的没有人性的行为。
《柬埔寨零年》（Cambodia：Year Zero）一书引用了目击者叙述病人被驱赶的情景是：“我永远无法忘记，一个既没有手也没有脚的残废病人，象条蠕虫一样沿着大街地面在挣扎扭动。一个10岁的女孩哭泣着正用布带子缠裹她父亲受伤的颈部。另一个病人的脚悬吊在他的小腿上，因为他的脚和腿之间仅仅由皮肤连接着。”
柯木特（Ke Munthit）在撤空期间的经历，指证了红高棉的“野蛮行为”。在金边的大街上他吃惊地看见了许多年轻战士，黑衣、赤脚、围一条方格围巾，向空中射击，恐吓人民。一个行人低声告诉他：“这是红高棉”。柯木特父母恐慌地召唤家人在一起。很幸运，一位红高棉的头目原先（在西哈努克时期）是他们邻居的亲戚，刚好负责撤空这个小区。这个红高棉是善良人，他甚至让他的两个卫兵帮助柯木特的父亲等齐了所有的家庭成员，因此一家人侥幸没有失散。当柯木特一家走出金边城时，他们看见一群背着小口袋的华人，正在恳求红高棉。那些红高棉战士们生气地吼叫“想要回到金边，是吗？”他们命令这些华人放下小口袋，举手向前走，然后从后面开枪射击，那群华人全部倒下死去。父亲低声说“红高棉恐吓人民服从他们的命令。”直到这时，柯木特仍然企盼几天后红高棉将允许人民返回金边。他见证了人们惊恐地拥挤着前行，失散家庭的人们在尖叫和呼喊。病倒和受伤的人躺在公路沿边，失去了一切希望，被他们的家人忍痛遗弃。在一个小布篷下躺着一个刚生下婴儿的女人，红高棉战士不允许她休息，强迫她继续走。她丈夫把她放在一辆自行车上，在灼热的太阳下推着她，她佝偻身体抱着血染布包的婴儿。沿着公路散布着一些柬军士兵的尸体，有些死尸被红高棉的坦克故意碾得扁平。一个失散了丈夫的女人，抓着柯木特家的小汽车的车门，希望用黄金和钻石换取搭车。但已经有11个人在车里拥塞着，她没能搭上车。两天后柯木特发现这个女人死在一条河沿上。当时许多市民只带了3天的食物，一些有远见的家庭把钱币塞进大米口袋里。但是红高棉废除了钱币，市民的钱币立刻失去了价值，他们失望得发疯。4天后美国飞机并没有来轰炸，父亲意识到人民被欺骗了。人们面临同一个命运和问题：“是活下去还是死亡？”8天后，柯木特一家到达一个小村庄落脚，他们被划定为“新人”（注：阶级成分。“新人”是被驱赶的城市居民。农村原住民被称为“旧人”），他们十几个人生活在一间仅仅4米宽6米长的小屋里，而且房顶漏雨。
撤空行动也发生在全国各地城镇。苏康乌（Sokhany Vuth）说：“1975年4月17日的早上，我母亲正在磅占城的市场，听到朗诺军队升起白旗、红高棉进入金边的消息时，她很高兴（和平来临），然后她继续卖她的货。不久，到处在叫喊‘我们红高棉胜利了！兄弟姐妹们，在一个小时内离开你们的家，安卡要清理城市。你们仅仅离开3天，然后再回来，不要带很多东西。’那些人都穿黑衣，用枪对着市民，强迫人民离开家园。那时我的祖母病了，祖父让她坐在自行车后架上，我母亲坐在自行车前梁上，我们出发了。钱币废除了，即使想买任何东西，也没的卖，仅仅存在原始交换，例如某人有食盐，可交换大米，或者交换黄金。大米在那时是非常珍贵的。红高棉对任何停下不走的人都举起枪，如果人们继续不走，红高棉就开枪杀人。无论是病人还是走不动的人，都歪歪倒倒地挣扎着前行，或者由家人拖着走，因为人们不愿被杀死。实在无法被拖走的人或者婴儿，只好被家人放弃，躺在路边，象只动物一样死去。我们走了很远，太疲倦了，但不敢停止，因为红高棉跟在我们后面。”
读者能理解吗？在怎样的情况下，在何等的恐惧、绝望、心碎时，人们才会丢弃自己的婴儿、妈妈、爸爸和亲人？悲伤的丢弃者与被弃者都在哭泣，但毫无办法。
此时的柬埔寨充满恐怖和混乱，到处都有暴尸在路边和田野，叫喊声和痛哭声混成一片，有如地狱突然降临人间。苏康乌（Sokhany Vuth）说：“4月17日，红高棉驱赶全部的家庭和人民，进入一个没有墙的大监狱的悲惨日子。”
此前，周恩来按照共产党建政的常规，让中国的印币厂为红高棉政权设计和印制了7张一套的新纸币。在7张纸币中有3张是红高棉战斗图案，有3张是农村集中营劳动图案。这是在1975年中国政治形势下的毛主义的主题宣传“抓革命、促生产”。这套纸币的纸质和设计特征，与中国当时的纸币（第二套人民币）一样。此时，红高棉未占领任何一座城市，也搞不到印刷机或者币纸，谈何印制货币？所以中国必需为红高棉准备新纸币，而周恩来是很愿意做这种事情的。这些新纸币在中国印制后，于1975年3月份启运给红高棉。在金边陷落后的几天内，红高棉在这个国家里取消了货币。于是这些没有发行史的新纸币被堆积在金边的几个仓库里，成了世界上最独特的“绝对不寻常的货币”。
对于红高棉的胜利，柬埔寨华人都认为那是靠中国的扶植和华人的效力，很多“革命”华人还直接做过伤害柬埔寨的事情。没有中国，何来红高棉政权？因此不但那些“革命”华人有理由坐等“论功行赏”，即使安分守己的普通华人也有错觉，认为现在红高棉掌权了，华人定会受宠，地位会更威风。整个华人群体都喜滋滋，等待胜利果实自动落到他们头上。华人谁都没有想到应该躲避红高棉。但事实恰好相反，现在他们也急速跌入深渊，连同中共地下党组织也因为大撤空而被完全拆散了。
华人金某的叙述是：“刚刚接受了人民欢迎的红高棉黑衣兵，拿著阴森森的枪，挨家挨户地逼迫人民离开家。他们说‘美国飞机要来轰炸，你们离开金边3天就可以回来，什么东西也不用带’。也有市民不愿离开自己的家，遇上这样的市民，红高棉会野蛮地一枪打过去，让你死亡。金边市民在他们的枪口下，带着简单的物品离开家。漫漫长路是不归路，许多人许多家庭就这样一去就再没能回来。有些人走5号公路，有些人走7号、4号公路。走1号公路往东去的人最多，因为那里可以逃往越南。金边市民都被赶出城，人们携带的钱因红高棉作废钱币而像撒冥纸一样丢弃满地。城市人在餐风露宿中吃不饱、缺乏饮用水（只好喝路边污水）、没有药品等情况下，许多人开始生病，死亡的人一天天增多。这庞大的人口被黑衣兵从各条公路往乡下驱赶，人们茫茫然，不知落脚地在那里？有不少病重的或子女不在一起的老弱残病者，被遗弃在路边。与此同时，全国各省市城镇的居民，也在逼迫下离开家园，他们的命运也和金边人民一样，都在枪口的威迫下，走上没有明天的路。柬埔寨所有城镇都没有了光亮和人烟，都是可怕的黑暗和寂静，确实是地狱中的鬼城（ghost town）。许多不愿离开家的市民，都死在黑衣兵的枪下，他们死不瞑目，更是阴魂不散。”
“革命”华人青年文清（他曾给“解放区”送情报）的证词：“当时进入金边的红高棉，并不象（中共地下党）所宣传的‘人民子弟兵’那样爱护百姓，反而把金边人民当敌人。许多红高棉进入平民家里看到好的东西，就把东西抢走。有些百姓言词不慎，稍有冲撞，就立刻被红高棉开枪打死。看到这样的情况，我脑子里立刻打了一个问号，究竟是什么‘人民子弟兵’到处抢掠杀人？这些黑衣兵，以美国飞机将轰炸金边为借口，把金边市民全部赶出家门。以我自己当时所看到他们对待百姓的态度，感到情况不妙。我和父母一起跟着市民人群步行50多公里，艰难地走到了干拉省某县。”
华人谢姨说：“我家住在金边市奥林匹克运动场一带。我与兄弟姐妹及父母共11人一起，和所有市民一样被红高棉逼迫离开家。当时我15岁。我们9个兄弟姐妹用了7辆自行车，载着出门所用的一些衣服和大米。半途，来到金边铁桥头，我与大姐离开家人，待回到铁桥头原地点，父母和家人已被驱往干拉省方向，我和大姐则被驱赶往另一个方向。我和大姐与父母家人被分离，从此再也没能见到他们。”
华人俞大姐说：“1975年4月17日，我们在黑衣兵的枪口下被赶出家门。前途茫茫，我们跟着长长的人群队伍，究竟往哪里去，心里一点底也没有，脚越走越沉，脚板越来越肿。更可怕的是路边的死人、病人越来越多。人死了，家人只好在路边挖个浅坑埋掉。为什么才几天功夫，我们的生命就变得这么贱？”
华人小英（现居巴黎）说：“红高棉驱赶金边市民时，我是10岁女孩。我们都以为几天后就能回金边。妈妈为我收拾了几件衣服，装在我的小篮子里。哥哥用小摩托车把我载到金边城外的农村亲戚家，说过几天来接我，就匆匆走了。谁知从此我与我们的家庭永别了。公路上从早到晚都是被赶出来的金边人民，他们向远方步行，东倒西歪。我不知道妈妈在哪里，我要妈妈，我日夜哭喊着找妈妈。我病了，高烧，烧到昏迷了好几天。没有医药，我清楚记得我一遍遍对自己说：你不能死，要找到妈妈。我就爬着去抓我的小篮子，感觉如同抓住了妈妈的手。就这样，我熬过了那场病。但我妈妈一家8口人都没能活过红高棉（政权）时期。”
华人黄英说：“红高棉进入金边后，手中的枪胡乱扫射，到处喊叫‘为保护人民不受美国飞机轰炸，大家暂时离家三天’。不少老人不愿意离家因此被红高棉开枪杀死。红高棉对商店是先驱赶店主，然后破坏那些店里的东西，还洗劫财物，于是引起市民的怀疑。大部份市民离家出走只带了最轻便的行李、钱币和几天的食物。很快，红高棉宣布废除货币，市民像是热锅上的蚂蚁。我亲眼目睹一位原住在戴高乐大街（Charles de Gaulle Ave）的商人，身上带的都是纸币，当他听到货币被废除后，气得呕血身亡。当时最可怜的是老人，在混乱中与儿女失散，他们大声哭喊，到处苦苦向人哀求和乞讨。在不知目的地的路上，哀求声、喊叫声、哭泣声……掺杂在一起。一对与儿女失散的老夫妇爬进公路边一栋废弃的小屋，孤苦伶仃地躺在地上等死，眼泪不停地流。我询问他们，心酸不已，但无力帮助他俩，只好离开。三天后，市民们没有被准许回金边。我们再三被红高棉欺骗。最终，我们哀求在一个村庄暂停下来。父亲因日晒雨淋病倒了，病情越来越重，没有医生和药物，他默默地离开了人间。父亲临死前留下遗言：‘没想到，人民的军队害人民。儿女们，你们一定要坚强地活下去，等着看这暗无天日的社会末日的到来。’我们听父亲的话，照顾着母亲，一起坚强活下去。1个月后，母亲因受不了失去丈夫的痛苦，也离开了人间。母亲的遗言也是要儿女坚强活下去。”
遗言，一个人临终的最大愿望，竟然只是要求儿女苟活下去，设法活过那个刚刚诞生的红高棉政权。读者试想：人到了怎样的地步，才会留下这样的心酸又无奈的遗言？
克多恩部队是最早进入金边的红高棉，两个小时后塔莫部队和温威部队从西面和南面也开进金边。克多恩在柬共内部的地位高于其他入城的红高棉首领，但下令撤空金边的总指挥是温威，而不是克多恩。红高棉干部事先都对大撤空政策一无所知，也无法理解这个突如其来的行动。甚至连“红高棉面具”乔森潘也对撤空金边大吃一惊，他写道：“1979年4月17日上午9时左右，前线报告说，我们的部队占领了首都金边，我为此兴奋不已。……然而，就在当天下午，我奉命赶往金边时，震惊地发现所有通往金边的道路上都挤满了被驱赶出来的市民。他们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还有孕妇和病人。拥有200多万人口的首都金边一夜之间变成了空城。这是为什么？是谁作出了这个决定？”柯袍也说：“干部们有一些关于撤空城市的争论，认为我们只需驱逐旧政府职员，应该留下普通居民，然后我们用新政权的力量控制城市。然而相反的意见认为，如果我们那样做，只是‘换一匹马’而已（没有实质改变）。”
这种涉及到几百万人的全国所有城市大撤空，事先毫无物质准备，也没有组织准备，以“枪杆子”来逼迫，根本不考虑大迁移中的民众生死存亡，展示了红高棉决策者在能力上的缺乏和不承担任何后果。研究者本•柯尔南（Ben Kiernan）做出的估计是：死于金边大撤空的平民人数至少有2万人。中共派驻金边的援柬人员也提到：“在大撤空时，由于缺医少药，加上粮荒，饿死病死的人不在少数。中国人作为（援柬）专家，又在首都金边，每天还都吃不饱，中国使馆只好从国内调来压缩饼干，分给各个中国专家组充饥。柬埔寨老百姓的饥饿状况就可想而知了。”但乔森潘刻意轻松地说：撤空金边因饥饿和疾病仅仅导致两、三千人死亡。
国际社会至今对当时红高棉撤空城市的目的和决策过程，不甚了解。确实，红高棉撤空城市的真实原因一直被迷雾笼罩。一些研究者采用了乔森潘的辩护，宣称是金边缺乏足够的粮食。可是乔森潘的借口并不正当：金边并没有粮荒、更没有饿死过居民。而且法国学者庞考德（Ponchaud）收集的证据说明，当时大量的足够供应金边6个月的粮食堆积在海港城市磅逊，那里距离金边仅200公里，而不论磅逊还是金边本身的运粮能力都是足够的。因粮食缺乏而撤空的理论，意味移动人民去乡下“寻食”，而不是移动现成的粮食供给人民，这显然荒谬。因此，撤空金边与缺乏粮食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另一些基本分析是：红高棉认为城市生活是寄生状态，因而要在整个国家里彻底取消城市。后来，1977年10月2日波布在北京公开披露：（1975年4月）柬埔寨撤空城市数百万市民的决定是“在（红高棉）赢得胜利以前，在1975年2月做出的。因为城市那里有各种敌人的间谍组织，而我们的保卫革命政体的力量并不足够。”1978年7月农谢也称：“（当时）有内外勾连的阴谋，但是我们在解放金边后，立即撤空了城市，美国中央情报局（CIA）、苏联情报局（KGB）和越南共产党的代理人，都随着市民被驱赶到农村，而不能实现他们的阴谋了。他们的意图是暗杀我们的领导人，然后向全世界宣布。”据此看来，红高棉撤空城市的动机可能是安全原因，这或许表达了波布等人对于城市有着令人费解的恐惧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