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我（谢明旭）考上高小，来到离家三四里远的金华书院（现四川省西充县仁和小学）读书。
据说当年西充东岱一位贡生来仁和办学，将这座寺院建筑的前殿厢房延伸出去修成两套木质板式结构，一楼一底的教学用房。楼下四间教室，楼上学生宿舍。又在中堂天井处改造四间教室，修校门，沿河平整操场，北面建长廊、厨房、厕所，完备了设施，开始正式按年级分班教学，成为当时西充乡下唯一设有《算学》的正规学堂。
1958年初的一个周末，全国“反右派”的后期，学校要高年级每班留10个学生代表参加晚上对右派的批斗会。
会场设在前殿大门外天井处。大门外有块石板嵌成的、约20多平米的台阶（以前放香台、烛塔的地方），台阶中央横着两张铺了毯子的教桌，几条办公用的凳子，两边各八字形摆放几张学生用的条桌。台阶前的石级下就是天井。
各班学生代表按每班一个纵队，面向主席台站着，老师们无序地立在学生后头。天很黑，风很冷，除台阶两头条桌上用大碗做成的灯暗红摇曳、黑烟翻滚、桐油焦臭外，台上空无一人。
组织方来了十多人，还带了一捆竹板子、一捆仔柏树条子来。当年西充“打右派”，不仅仅是打成右派，还要在斗争会上被一群专门组织的打手围殴，被他们手持竹板棍子当落水狗痛打一顿。
干筋骨瘦的戴蓝帽子男人（后知叫任英）和陈岚校长在台中央就坐，其余在两旁，靠八字形条桌站着。陈校长宣布大会开始，蓝帽子讲时事、读文件；之后，被文件点到的老师王启明、吉德怀、王素行（女）、何彰德……一一沿台阶前的石级垂着头上了台，规规矩矩一排站着。王素行在石级上摔了一跤，被八字站着的人拉扯上去站在那排人的最前头。
亮相、批斗、宣读罪状，一轮拳脚棍棒又一轮棍棒拳脚。蓝帽子凶神恶煞地狂吼：“打！你不打，他就不倒。”果然，王素行、吉德怀倒了，趴在地上动不了。一男子捧着桐油灯一照，发现地上有滩血，沉闷死寂的天井里发出一阵惨厉的尖叫。
会散了，除王素行、吉德怀因伤过重被架上街去包扎外，其余被斗人员都关押在办公室写交代。当师生们依次走上石级，路过台阶时，地上淌着的那片殷红的血，浸染了大家那颗颤抖的心。
右派是什么，为什么他们是右派？他们恪尽职守，尽心竭力，像教自己孩子一样教育我们。尤其是在那场纪念“井冈山会师”的盛大队日活动中，我们班主任王启明不知耗费了多少日夜，陪我们练队形，帮我们制枪火道具，又自己花钱做了一面八一军旗。王素行老师还手把手地教我们纸编“庆祝国庆”……难道真如那个蓝帽子所说，“是伪善，是假惺惺，是敌人的老奸巨猾”么？
批斗会后不久，书院教师大换血，教我们的那批右派老师不见了。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史、生活、良知告诉我，他们（右派）都是好人，只是成了一场万岁梦主宰的文字狱的牺牲品，于是我牵挂追念起他们来。他们中不幸的下解到人民公社，幸运者进了劳改农场，有的还熬过了文革大劫难，比如吉德怀老师一直劳改到1978年才平反释放，虽然家破了，孤苦怜丁，却总算保住了性命。王素行老师则迫于种种压力，上吊自杀，结束了一个单身女人的生命。王启明老师在一次公社集中劳动中拉断牵绳，摔下20多米的山崖，命断气绝……
“反右派”举国围歼敢说真话的知识分子，封住了全国人民的嘴，为“大跃进”开通了道路，也为造成一场千古未见、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扫除了障碍。1960年我上初中时，人祸天灾夺去了多少无辜的生命，尤其是仁和公社十四大队草院坝，300多人的生产队仅剩下140人了。公社决定由二中师生到那儿支农战三秋。20天的劳苦，好容易才拖回学校，唯一的奢望就是吃顿饱饭，换套没泥水的衣服，睡个不愿醒来的觉。但晚饭后，二楼大教室挂上两盏亮晃晃的煤气灯，学校又要开“拔白旗”的大会了。
1958年开始的“拔白旗”运动，实际上是1957年“反右派”的继续，直接目的是以“反保守落后”而强力推进“大跃进”。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把已经造成深重灾难的大跃进进一步推向了无底的深渊。
全体教职工、各班学生代表陆续进教室。我和同班的几个小伙伴骑在芙蓉树杈上探望。
黑板上方拉起“西充县二初中拔白旗誓师大会”横幅，党支部书记、校长杨定勇坐在由课桌搭的主席台中央，两边坐着几位党员老师，几位生面孔。台下有两米宽空地，前三排是学生，后面是教职员工。
坐在教室中间走道旁的杨锦华老师习惯地站起来：“大家唱首歌。我们的红旗——唱！”她仰起头，挥动着双臂打拍子，丁佑君式的短发一波一动，彰显着音体女老师特有的阳光灿烂。
“好了，好了！”校长不耐烦地喝止住歌声，“大家坐好，现在开会，窗外的学生滚起走，不然明天清查出来开除！”
很多同学都散开了，我们几个同学躲在芙蓉树枝上，被重重叠叠的枝叶隐藏起来。
教室里鸦雀无声，校长开始作报告：“我们学校也和全国一样，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同样存在左派与右派的斗争，红旗与白旗的斗争……他们仇恨共产党，仇视社会主义，污蔑总路线、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反对公共食堂，把食堂配给社员每天七斤苕叶菜说成是猪草。”
“老师们，同学们，苕叶是猪草吗？”下面无人应声，校长又问：“你们说，一天七斤苕叶子够吃不？”“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带队下乡劳动时，带头吃生泥鳅、生黄蟮、生蚯蚓，甚至把大黄蟮带到伙食团灶下灰灰火里去烧，还说很香。有的人不是在抢收粮食，而是在抢吃生豌豆、生胡豆、生麦子。他们唆使学生闹饿、闹粮荒……他们就是右派，就是白旗，就是反革命！”
“把白守尧、杨锦华、刘满江……抓上来！”
一阵骚动中，八位老师被抓到主席台前按跪下，唯白守尧、杨锦华气昂昂、直挺挺地站着。
校长大怒：“白守尧，你知道不知道为啥要你来？”
“你知罪不？”“我没罪！”“你当着学生面吃生黄蟮没有？”“吃。”“你的意图是啥？”“没有意图。我实在饿了。”“胡说！明明就是攻击公共食堂，带头闹粮荒。谁让你讲黄豌豆绿豌豆？”“生物学中的内容。”“胡说！你认为你是大学生，不得了，要翻天啦！你是你妈啥——”杨校长好像啥不出来。
“我是羊。”白守尧回应。“但是，你是只披着羊皮的狼！”校长桌子上一巴掌，一伙人一哄而上，拳打脚踢。
“你们无权打人，无权打人！”白被按倒在地板上嚎叫，“打死人啦，暴徒！”台前的混乱让师生们心惊胆战，谁也顾不上去想“狼”和“羊”。
“把他拖到教研室去教训！”校长脸青面黑，白守尧在惨叫声中被拖走了。
校长满脸怒气站起来，盯住杨锦华老师：“杨锦华，你清醒不？你清楚不？你知罪不？你为啥向学生传授资产阶级音乐体育？”
“你哑了，妈卖×，跪下！”校长狂吼起来。
杨锦华从容自若，面带鄙夷，一动不动。那一米七的个子，矫健优美的身姿，银白的运动装，俨然一尊高雅、圣洁的玉雕。她不屑地瞟了主席台一眼，几个男人围上来想动手，不知何故又缩了回去。突然，飞来的板凳脚击中了玉雕的头，殷红的血即刻流过面额，染红运动装，洒向木地板。
周围空气凝固了，教室里一片死寂，师生们呆呆地望着一动不动的、血染的玉雕。我眼前一阵白、一阵黄、一阵红、一阵黑。“咔嚓”树枝断了，我摔在地上昏过去了。
夜深了，寝室里油尽灯灭，我辗转反侧，脑海里总是浮现着杨老师的影子。1959年迎接十年大庆，她耗费半年心血，编导、排演、主持了《十年颂》大型音乐舞蹈晚会并参加地、县汇演，深受好评；1960年春，她风里来雨里往，组织、编排、训练各类跑、跳、球类、体操项目，培训各类型裁判，指挥了气势宏大的《西充二初中第一届春季运动会》，博得师生们爱戴。
是风华正茂、英姿飒爽酿出的苦果，还是才华出众、技艺超群招来的横祸……我怎么也没料及世间竟有如此射杀善良美丽的毒剑！这一夜，14岁的我遭遇了人生第一次失眠。
几天后得知，白老师在教研室伤了肋骨，杨老师头上连了十七八针，在西充治疗。两周后，杨老师回来，或许是那次血流过多，或许是生活、家庭、社会的挤压，她身体单薄、容颜憔悴、动作迟缓，我们再也听不到她的哨声、琴声、歌声与笑声了。学校停了她的课，要她写交代，改造思想，做打扫厕所和食堂阴沟等杂活。每当有同学偷偷去帮她时，她都会细声苦求：“谢谢你们的好意，请别为难我。”
1961年夏，学校停办，家长们背上烂箱子领着孩子们回到各自的山沟。该走不该走的都走了，该来不该来的都不来了。校园的芙蓉、冬青树死了，伙食团的烟囱死了，教学楼的古钟死了，操场上杂草丛生，教室里一片狼藉。木栅门上的墨汁留言“呜呼，悲哀！”反射着落日的漆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