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先后发生过五波大规模的群众性“造反”浪潮。
第一波（1966年6月上旬、中旬）。6月初，毛下令官媒公布聂元梓大字报，全国高校和中学的一些师生群起响应，在校园内贴大字报，攻击学校领导人和教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分子”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判他们执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另一些师生和干部则贴出大字报，为本校、系的党委及负责人辩护，他们是文革中最先出现的“保守派”。
第二波（1966年6月下旬）。工作组接管学校，组织师生揭批学校领导人和“有问题”的教师。6月下旬，北京许多高校和少数中学的一些学生贴大字报反工作组甚至驱赶工作组。据我观察，这大致有四方面的原因。（一）工作组宣布《八条》规定[4]，阻止师生随意揪斗学校领导人和教师，搞人身侮辱甚至殴打（如北大6·18事件）。一些学生认为工作组设置条条框框，束缚群众的“革命”手脚，包庇“黑帮”。（二）工作组一般由上级机关派出，有些学生想揪上级机关里的更大“黑帮”。（三）工作组把党团员和学生干部当依靠力量，在学生中“划分左中右”，一些学生受到冷落或排斥，从而对工作组产生敌对情绪。（四）一些学生听说其他学校有人反工作组，就跟着起来反本校的工作组。面对学生的造反，工作组组织师生反击，批斗了一些学生，甚至把一些人打成“右派”或“反革命”。
第三波（1966年8、9月）。7月底，毛泽东撤销工作组，让群众“自己闹革命”。他还给清华附中高干子女组成的“红卫兵”写信，支持他们“造反”。
8至9月，全国各地先后出现四类学生“造反”组织：（一）高干子女红卫兵（俗称“老兵”，主要在北京）；（二）由“红五类”组成的红卫兵（如北京的红卫兵“一司”和“二司”、重庆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三）以红五类为核心、包括非红五类的红卫兵（本文简称“老造反派”），如重庆大学八·一五、红卫兵成都部队、云南八·二三、青海八·一八、长沙“高司”等；（四）9月6日成立、以受过工作组迫害的学生为核心的首都三司红卫兵（简称“三司”）。
前两类红卫兵造反的对象，主要是学校领导人和教师中的“黑帮分子”，“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社会上的“黑五类”，以及所谓的“四旧”。“老造反派”除了整学校的“黑帮”，更把斗争矛头指向省市委领导人。“三司”的斗争矛头则直接针对刘少奇。前两类红卫兵对大多数省市委领导人，一般采取保护的立场，因而被“老造反派”和“三司”称为“保皇派”或“老保”。
第四波（1966年10月－1967年2月）。1966年10月，“无产阶级司令部”号召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把文革从学校扩展到工交、商业等各行业及街道居民，从大中城市扩展到县以下甚至农村。各地出现以党团员、干部和积极分子为骨干、保卫党委的保守派组织（如重庆“工人纠察队”），和以造“走资派”的反为主要斗争方向、由各种政治身份（但不包括“黑五类”）的人组成的造反派组织（如“成都工人造反兵团”）。造反派红卫兵联合社会造反派，与保守派红卫兵和社会保守派，展开了激烈的“文斗”。
“三司”在各地的老造反派队伍中拉出一些组织（如川大八·二六、西师八·三一），组成一支更激进的造反队伍（本文简称“新造反派”）。他们一方面打击保守派，另一方面攻击老造反派对当权派和保守派的立场“右倾”。
被中央文革冷落、有“保爹妈”倾向的“老兵”，在12月转而攻击中央文革、江青和林彪（“12月黑风”），立即受到“专政”。临时工、合同工、下乡知青、复员转业退伍军人成立的争取经济权益的造反组织，被中央文革扣上“经济主义”罪名加以镇压。
1967年元月，中央文革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走资派夺权，并下令军队支持“左派”。军队大多支持成员相对较“纯”的老造反派（如54军支持重庆八·一五、成都军区支持“红成”）或保守派（如广州“地总”）。未获军队支持的新造反派则把斗争矛头指向军队。军队借助于经毛批准、中央军委于元月23日发布的《八条》命令（第一条就是下令镇压“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镇压了成员比较“杂”的新造反派及一些老造反派组织（“二月镇反”），并扶植一些保守派组织（如成都“产业军”、武汉“百万雄师”）。
第五波（1967年4月－1968年7月）。1967年4月，中央文革下令给被镇压的造反派平反，江青号召“文攻武卫”。新造反派翻身后，不仅大揪“军内走资派”，并在许多地方与保守派或未被镇压的老造反派展开长达一年多的大规模武斗。此期一些省市的文革发展可分为三类。（一），新造反派打垮了保守派和老造反派，如湖南。（二），新造反派与老造反派长期对峙，如四川。（三），新造反派与保守派长期对峙，如广东、广西。凡是两派长期对峙的地区，新造反派的后台往往是中央文革，其对立面的后台往往是林彪系统的军方或毛要保的个别高干（如韦国清）。
到1968年，毛急于建立新的“红色政权”，强行把两派捏合，成立以军人为主的各级革委会；在广西则以军队和保守派，严厉镇压了新造反派“四·二二派”；并派“解放军工人宣传队”接管学校。群众性“造反”活动就此消亡。
在上述五波群众性造反浪潮中，第一、三、四、五波皆是在毛和中央文革的直接号召或命令之后兴起的。而主要发生在北京高校的第二波反工作组的浪潮，似乎是学生自发的行动，其主要驱动力却并不是他们对共产党基层干部的不满，而是源于他们在文革前喝下的“狼奶”——他们所受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等极左的政治思想教育。
据我观察，在第四、第五波群众造反期间，新造反派成员的政治身份最“杂”，老造反派次之，保守派最“纯”。在文革初期挨整的（“右派”学生、“小邓拓”等）人，在文革前的多次运动中挨整的人，在本单位受当权派歧视、压制的人，非红五类家庭出身的人，参加或支持新造反派组织的比较多。党团员、文革前的“红人”，出身好的人，经济地位较好的国营大企业的职工，加入保守派的比较多。老造反派组织成员的情况，介乎两者之间。但这只是大体而言，绝非界限分明的“阶级划分”。例如，在重庆地区，新造反派（“反到底派”）在八大军工企业的势力就超过了老造反派“八·一五派”，而且军工企业反到底派的一些成员在文革初期参加过保守派组织“工人纠察队”。
但群众组织成员存在的这种区别，并不意味着当时出现了另一个“文革”。政治身份较“杂”的人，只是依附于新造反派或老造反派组织，这些人投靠造反派，虽然可能怀着各种个人目的，如想要洗雪自己的冤屈，改善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报复整过自己的仇人等，但他们从来不是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也不能左右群众组织的政治大方向。所有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基本上全是红五类、党团员，有的还是干部[5]。支配造反派组织的政治意识形态或其使用的政治话语，依然是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造“走资派”的反那一套。没有任何造反派组织，制定了公开的或秘密的以推翻共产党统治为目标的政治纲领，其绝大多数成员，更没有向往、追求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观。在这一点上，造反派组织还不如1957年的“右派分子”走得远。
造反派与保守派、新造反派与老造反派之间的观点不同，与他们的成员成分差异有一定关系，但皆未脱离“无产阶级继续革命论”的大框架。任何群众组织的绝大多数成员，都认为自己忠于毛泽东的革命路线，是在响应毛的号召，进行“继续革命”。他们之间的立场差异，主要是因为各自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的理解有所不同。保守派认为，《十六条》中明言，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因而他们要起而保卫；而造反派队伍中成分混杂，有坏人乘机造共产党的反，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造反派则认为，如不首先把斗争矛头针对省市委，怎么知道里面有没有暗藏的“黑帮分子”？例如四川造反派起初提出的口号是“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在中央文革表态，指控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是黑帮之后，造反派才把口号改为“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因而保守派保省市委就是在包庇“黑帮”。
据我所知，文革中确实出现了一些货真价实的造共产党反的群众组织，他们企图推翻共产党政权，有的还有武装。这些组织一经曝光，立即遭到造反派组织和公安机关的镇压。1967年冬，四川江津县的深山里出现了一个农民组织，其首领是一个20多岁的青年农民，自称“皇帝”，他还有两个青年女孩的“皇妃”。这个“皇帝”和两个“皇妃”被造反派抓到临时监狱里关了起来，后来交给公安局处理[6]。文革后期，在云贵川一些交界地区，在“敌台”的煽动下，一些贫苦农民成立了不少反革命组织，有的计划抢劫民兵的武器，甚至企图攻打县城。[7]这些组织的头头都被枪毙，一些成员被判刑。这类组织与造反派或保守派组织，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毫无关系。
还有两点也值得注意。群众“造反”的最早发生地是“阶级矛盾”相对较缓和的学校，而不是官民对立情绪最强烈的社会基层单位或农村。而压在社会最底层的“黑五类”则没有、不敢或不能参加任何群众组织。这两点也佐证了当时并不存在民众起来反抗中共统治的“人民文革”。
附带说一下“权力斗争”（power struggle）这个用语。“人民文革论”者以及国内外的其他一些学者往往用这个词来描述文革期间中共高层的斗争。我认为，这个用语是不准确的，至少不适合用来描述文革第一阶段的中共高层动态。在第一阶段，中共高层只存在一个以毛泽东为首的集团，并不存以刘少奇为首的另一个集团，更不存在两个集团之间展开的权力争夺战。以毛泽东为首的集团对刘少奇等人步步紧逼，而刘少奇等人被动挨打，节节退让。只有在第二和第三阶段，林彪集团与中央文革之间，老干部集团与中央文革之间的斗争，倒带有强烈的权力争夺色彩。
文革是一场大清洗
就其实质而言，文革是一场大清洗，即毛泽东利用一部分学生、民众、干部和军人，对党政军部门的负责人和教育文艺部门的知识分子中他所认为的“敌人”，所进行的一场长达十年的大清洗。
这场大清洗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66年初到1969年3月，被清洗对象主要是以刘少奇、邓小平等为首的中央和省市党政部门的负责人，文教部门的知识分子，以及极少数军队高级干部。第二阶段，从1969年3月九大召开以后，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约两年内，被清洗对象是林彪集团及陈伯达。第三阶段，从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到1976年9月，被清洗对象是以邓小平为首的一批在文革初被打倒、九·一三事件后被解放的一些党政干部，以及被视为这些干部的后台的周恩来，周恩来因在1976年1月去世而未被清算，文革大清洗因毛于同年9月去世而终止。
文革大清洗的这三个阶段，并非毛的事前计划。有论者指出，“（毛泽东的）文革发动，无论从成立组织机构到起草纲领性文件，还是从实施方法到开展步骤，一切都让人感到突然、意外与仓促，显得轻举妄动而准备不足，与深思熟虑大不相称”。“在66年3月中下旬之前，毛泽东运筹帷幄、思索考虑的是打倒刘少奇，而未及想到发动文革”，“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的概念是在66年3月中下旬在毛泽东心目中才出现形成”[8]。此一观察是符合事实的。
在文革的第一阶段，毛想要清除的只是刘少奇及其在中央各部门和省市领导部门的追随者。毛在中央部门所信任和依靠的主要是中央文革、林彪、周恩来、康生等人。但在运动的过程中，他对“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林彪是否真的忠于自己，逐渐产生了怀疑。在群众造反和军队“支左”过程中，林彪集团与中央文革的分歧和矛盾越来越大。中央文革要揪军内的走资派，涉及林彪集团的人，遭到林彪的强烈抵制（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冲派”的冲突）。在四川，林彪的嫡系54军支持重庆的八·一五派和成都的红成派，而中央文革支持成都的八·二六派和重庆的反到底派。在广州，林彪集团成员黄永胜支持保守派“地总”，中央文革支持造反派“旗派”。刘、邓等“走资派”被打倒后，林彪在党、政、军各部门，大量安插自己系统的人，还培养、重用自己的儿子林立果。这些情况，逐渐引起毛对林的怀疑和警惕。
在1970年庐山会议上，林彪集团（以及倒向林彪的陈伯达）和中央文革的矛盾爆发出来。毛旗帜鲜明地站在中央文革一边，打倒了陈伯达，然后用“掺沙子、扔石头、挖墙脚”等手段对付林彪集团。1971年9月，林彪被逼得坐三叉戟飞机逃往苏联，途中因飞机失事而身亡。林彪集团其他成员就遭到清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