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是我人生轨迹转折的一年。这一年的1月，我接到调令，从正在陕西汉中地区三线工厂参加国防施工的空军工程兵第八总队调到沈阳军区空军政治部宣传部工作。由于八总队将于这年2月份成建制地从沈空划拨给兰州军区空军，我的调动十分匆忙，甚至未能完成提干程序，穿着两个兜的士兵服就到沈空机关报到了——顺便说一句，从1965年6月1日取消军衔制起，部队的服装就只有两个兜与四个兜的区别，前者是士兵服，后者是干部服。
没想到的是，这一调动让我在更高层次的沈空机关触摸到了“九一三”事件的某些震荡。
空军是当年副统帅林彪亲自树立的全军标兵，在毛泽东提出“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后，林彪提出了“解放军学空军”的号召。他的一双儿女又先后被安排到了空军工作，女儿林豆豆于1965年上半年到《空军报》当记者，后来成了该报副总编辑；儿子林立果于1967年初到空军党委办公室（后改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当秘书，后来当上了司办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两人都是“一步登天”，被越级提拔为副师职干部。因此，空军一般被看成是林彪最信得过的部队。这一年发生“九一三”事件后，空军自然成了“林彪反党集团”影响最大的“重灾区”。
其实，就我当年的感受而言，所谓“影响最大”，可能比较集中体现在对林立果《讲用报告》的学习和吹捧上。这在当时的其他军种部队确实没有发生过。
这一年的7月，我作为宣传部干部，跟随沈空张雍耿政委到大连空三军一些驻海岛部队视察。同行的还有司令部、政治部的一些部门领导和参谋干事们。我记得，正是在空三军期间，得到了林立果的那本《讲用报告》。报告的全称是《林立果同志一九七〇年七月三十一日在空直机关干部会上的讲用报告》，说明距离我们得到这本小册子的时间已经快一年了，距离印制成书的时间“1970年12月”也有半年了。还清晰地记得，这是一本与普通书籍相似开本的印刷品，白色封面上印着红色宋体书名，十分醒目，也十分朴素。吴法宪在他的回忆录中称，他曾多次表示不同意大肆宣传这一《讲用报告》，曾多次下令停止印发，甚至派夫人出马到空军1970年8、9月间举行的“三代会”（“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去收缴已经印制、散发的《讲用报告》，并在家里的锅炉里烧毁。有意思的是，我们在空三军得到的那本《讲用报告》，印制正规，并且通过军部机关统一下发，至少在我看到的周围人手一份，与吴法宪的回忆情况截然不同，难道是下面在公然违抗吴司令的命令？
说心里话，当时对于这位“立果同志”（空军部队内对林立果的通常称呼）还是有几分钦佩的。他比我大不了几岁，却能说古道今，甚至展望未来，讲述空军在未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讲述空军的现代化问题，对于那个年代各类资讯十分闭塞、满脑子都只是堆砌着政治术语的我们来说，不啻是难得听到的一次别开生面、拓展视野、振奋精神的报告，令人耳目一新。可以说，这一《讲用报告》在空军部队被广为传播，除了他周围那些人的极力推动外，其本身具有的魅力也是重要因素。当然，机关里也有不少干部不以为然，认为不过是因为有个过硬后台罢了。在我的心头也曾掠过一丝疑虑：这位年轻的“立果同志”怎么能说出那么高水平的话来？然而，缺乏独立思考的头脑是不会对这类问题深究下去的。很快，注意力便又集中到了认真学习上去了。“九一三”事件之后，这份《讲用报告》被立即收缴了上去。至今仍在为未能悄悄留下这份珍贵文物而遗憾！
我经历的与“九一三”相关的另一件事，就发生在出事的这个月。
当时，部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方式，便是树立各种典型，以引导部队各项工作。经过层层上报，我们得知在位于辽宁赤峰的空军某部涌现出了一个因抢救战友而壮烈牺牲的好战士。我所在的新闻科领导派我跟随组织部马科长，立即赶赴那里进行采访调查，撰写报道文章。虽说那是个“英雄”辈出的年代。文革之前常常要隔好几年才能出一个英雄，如雷锋、王杰、欧阳海……而文革年代大概由于“阳光雨露”特别充沛，各式各样的“英雄”层出不穷。几乎隔上几天，报上就会冒出一个，已经不那么轰动了。但是，当我接触了孙丹宁的材料后，我的心还是被深深地打动了。
这是一位高炮某师政委的儿子，参军才7个月。他所在的部队当时正在进行洞库工程作业，十分危险，经常会发生塌方事故。这次塌方发生在这年的7月12日，洞库里霎时间浓烟滚滚。孙丹宁当时所处的位置还来得及往外逃生。但他反而朝洞里冲，边冲边喊：“快出来！里面危险！”结果，战友们安全了，他却被塌下的木柱、水泥块砸倒，再也没能起来。那一年，他刚刚20岁！虽然按照当时塑造英雄的方式，我们撰写的报道材料中对孙丹宁也进行了许多加工、拔高，但是，他的事迹本身已足以打动人。因此，还记得我在连队宣读文章初稿时，泪水不由自主涌出了眼窝。
我们是9月7日到达部队开始采访的。正当我们打算进一步听取部队意见，以便修改我们的材料时。大约在18、19日的样子，马科长接到了来自沈空机关的电话，要求我们立即中止工作，返回机关。我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发生了什么重大事情。当然，军人天职，服从命令。我们不得不中止工作，准备返回。这样一来，宣传孙丹宁的事自然就被耽搁了下来。
我们不知道的是，不只是我们这项具体工作被停止了，所有在外出差的沈空司政后各部门干部都被急如星火地召回。我们更不知道的是，从此时此刻起，空军部队从总部到所有基层部队的正常训练、施工、教学等等各项工作，都被停止了！
因为，就在我们在孙丹宁所在部队采访调查的同时，在北京和北戴河之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9月13日凌晨，林彪和他一家乘坐的三叉戟飞机正是从赤峰——我们的头顶上，也就是沈空辖区的上空，飞出国境的。正因如此，作为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传达周恩来下达的禁空令时，首先亲自将电话打给了沈空张雍耿政委和北空李际泰司令员，其他军区空军都只让空军司令部调度室去传达了。
更富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我们离开赤峰的前夕。
临走前，孙丹宁所在部队安排我们到驻扎当地的陆军部队看了一场演出。那时文化生活极其匮乏，能看到一场演出已属莫大享受，哪怕是业余级的部队文工团。演出单位是正在赤峰野营拉练的陆军38军某师。该军大名鼎鼎，被称为中国陆军王牌军。他们同样接到了停止拉练、立即返回驻地的紧急命令。这次演出应该是他们向赤峰当地党政军各界的告别。作为来自沈空机关的“首长”，我们被安排坐在了第一排。演出的剧目算什么剧种已说不清，但对剧名印象却十分深刻——《秀水河子歼灭战》。该剧歌颂的是这支当年四野的主力部队在林彪指挥下、在挺进东北后打的第一个大胜仗。记得戏中林彪虽然没有出场（领袖人物在文艺作品中频繁亮相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了），但通过林彪坐骑的“得、得、得”马蹄声从台口自右向左渐渐响过、部队指战员们立正并肃穆地随着马蹄声的移动行军礼、以及最后定格仰望远处山坡上林彪指挥所的灯光等情节，我们都能强烈地感受到这出戏歌颂林彪杰出军事指挥才干和四野部队赫赫战功的主旨。还有一个细节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在这场戏里，四野指战员们都将林彪称为“林总司令”，更富感情地简称为“林总”。记得当时我心里不由得“咯噔”了一下。因为，那个时候，在全军指战员的心目中，“总司令”的称呼从来只属于朱德。尽管文革时朱德正在落难，名头远不及这位当年的部下响亮。看戏时，我们还悄悄议论说，到底是林副主席直接指挥过的部队，感情就是不一样！谁都不知道、也无法想象，这位深受四野指战员爱戴的“林总司令”，此时此刻已经折戟蒙古、惨然逝去了！
回到沈阳，我们听到了机关中正悄悄流传的种种传闻：有说陆军部队已经进驻了各个机场，跑道上已经停放着车辆，不准飞机起飞；有说北京已经停止了原来的国庆安排；有说大军区陈司令（指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亲自陪着时任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毛远新来到沈空，并亲自交代，沈空的一切工作都需听他的……大家虽然猜测纷纷，却都无法得到合理解释。
10月上旬的一天，谜底终于揭开了。
这天，沈空司政后机关全体干部集中到机关礼堂，听取“中发［1971］57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以及其他一系列文件的传达。记得传达这些中央文件时，偌大的礼堂，真的静谧到连一根针掉地上都能听到！一直到走出礼堂，重新见到湛蓝天空、灿烂阳光，依然恍惚如在梦中！——我们天天都在崇敬而虔诚地敬祝其身体健康的林副主席出事了！而且是“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这让所有听传达的人都深感震惊、难以置信！尽管文件中称“林彪这个隐藏在党内的定时炸弹自我爆炸是大好事”，此次与林彪、陈伯达反党路线的斗争“是我党、我军和我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人们仍然难以面对和接受这一威力堪与原子弹爆炸相比的突发事件！
有一情节大概可以说明当时我们听最初传达后的紧张和恍惚。
传达中有一句毛泽东说的话，叫做“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本意是说，追随林彪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几员“大将”不容易改正错误，回到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上来。我们宣传部一位干部硬是将这句话听作是“上身穿绒衣下身穿蓝”，结论是空军出大问题了！那个时候，空军军服与其他军兵种唯一的不同，就是下身穿的是蓝军裤。那么，“下身穿蓝”说的不正是空军吗？很长一段时间里，谁都说服不了他，直到大家看到了书面文件。
经历了最初的震惊之后，很快，机关按照要求，转入了批判和学习阶段。所谓批判，自然是狠揭猛批“林陈反党集团”（这是最初的提法，后来将“陈”拉掉了，只提“林彪反党集团”，可能是因为陈的地位无法与林相比；再后来用“反革命”取代了“反党”，称“林彪反革命集团”，可能是因为“反党”还不足以说明林彪问题性质吧）；所谓学习，是按照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向全党发出的学习马列著作，以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的号召，读好马列的六本书。具体书目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选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选读），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选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选读）。刚刚从北京参加培训回来的宣传部王泽部长亲自担任学习辅导。于是乎，办公室顿时成了教室，无论部长、科长、还是小干事们，每天的日程都一个样：自学、听课、座谈交流……
其实，在这似乎平静的学习阶段的背后，是为众人所不知的汹涌的清查急流。许多与林彪、吴法宪等“线上人物”关系密切的人都被进行审查。据吴法宪在其回忆录中说，沈空机关因“九一三”事件而被隔离的有司令员王毓淮、参谋长莫阳，正在沈阳飞机制造厂工作的吴子吴新潮、空军副司令员曾国华的儿子和侄女婿等，共有50多人。其实，王司令和张政委一样，只是一般性地受到审查，并未被隔离。据当年审查组一位成员说，张政委受审查的原因之一，是在陈锡联陪同毛远新来沈空接管工作时，他还偷偷打电话给此时自身地位已经岌岌可危的吴法宪，请示这事是否是真的。因为，这么大的事情，作为军区空军政委的他竟然没有从空军系统得到任何指示，让人深感反常。或许事后有人会认为张政委那么地“迂”，但作为一名老军人，这么做其实完全正常。只是政治斗争的诡异让正常之事反而变得不正常了！当时被隔离审查的还有我们政治部的主任王宝功，用当时的语言说，他接受过“路线交底”，是“上了线”的人物。因为，据说他与从沈空司令员职位上调出任空军副司令员的曾国华关系密切。而曾则是“九一三”事件后空军领导班子中因所谓“上了林彪贼船，积极参加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陷得很深，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而被关到“学习班”里隔离审查，一直到1978年1月郁郁病逝的。
当然，清查工作中的这些情节都是事后才听说的。以我当年在沈空机关的“小萝卜头”地位，是不可能知道的。
2011年8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