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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盲人“白求恩”:“这不是友谊的体现”

德国盲人学者萨布利亚•坦贝肯在她所创立的盲童学校(资料图片)

德国之声:20年前,您前往西藏,并在那里建立了一所盲童学校。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呢?

坦贝肯:我曾在(波恩大学)亚洲研究专业主修藏学。大学期间,我创立了一种藏语盲文。我在1997年前往西藏,为了向当地政府和盲人们介绍这种盲文,同时也为了解当地情况。

我发现西藏有很多盲人--成年人和儿童,这和当地的高海拔、强日照不无关系……。当时,西藏还鲜有盲教活动,我开始为组织、进行盲教努力。对我而言,重要的是,这些盲童可以在开始常规学校教育前先做准备,因此,我本来没有想建立自己的盲童学校,而是建立一种“学前班”。

那之后,我遇到了保罗(Paul Kronenberg,坦贝肯的工作与生活伴侣),保罗是荷兰人,他的业务背景与我很不同……。他对于我的倡议很感兴趣,我们一起在西藏成立了盲教中心。对我们而言,非常重要的是让盲童获得自己解决问题、融入社会生活的能力,让他们对比其他学生,在一些领域早一点“起跑”。

80名盲童在我们这里学习后进入了中国常规学校教育系统--小学、中学和大学。从全中国范围内看,和其他省份相比,我们在让盲童们融入社会、成功地融入社会方面做得最成功。……很多我们的学员获得了奖项,一些甚至能择校上大学,因为他们在高考中的分数够高。这是巨大的成功,如今这为什么会成为问题,对此我们非常不解。

德国之声:我们听说,您不得不离开中国,您创办的盲教中心也面临被关闭。您能具体介绍一下情况吗?

坦贝肯:在六个月的时间里,我们一直试图进入西藏,以便联络安排盲教中心的交接工作。而在(之前的)合同要到期3周前,我们得到了入藏证(前往西藏的旅行许可)。在西藏,官方不愿意接待我们,但我们坚持要和地方合作伙伴会面。……我们当时不理解当局的这种踌躇,并且一直感觉,他们在回避我们。

与此同时,我们非常享受与同事、学员和前学员们的合作。特别是那些我们曾经自己教授的学员们,他们如今都已经30来岁,组建了自己的家庭,拥有了自己的职业。电影《盲视》中的男孩Dachung--当时他只有14岁,是(电影里孩子中)年龄最小的--如今经营着一家有近15名盲人员工的企业、三家按摩所、一个每天登台表演的乐队和一个盲文车间。

一切都显示,无论有没有我们的参与,为了西藏的盲人,这个项目都应该继续下去。然而当我们拿到要签署的合同时,我们惊呆了。这里面不是之前说好的政府财政支持,而是要废止合同。

其中写道:各类项目都将结束;我们的西藏合作伙伴将决定如何处理盲校不动产以及家具、车辆等;盲校学员将被分到相关残疾人中心;我们要放弃对于我们图片和书籍的版权;我们不能向公众提及我们在过去19年里所从事的工作。

这对于我们而言非常令人震惊,因为我们在上份合同中明确地加入这样的条款:如果“盲文无国界”和西藏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停止合作,一切活动将在当地政府的保护下、按照现状和现在的师资力量继续进行。由于西藏没有第二家像我们这样的专业盲校,我们理所当然地以为,为了盲人的利益,一切都将继续保持下去。

然而,我们没有预计到当地政府的虚弱无力,没有预计到他们并不真正支持我们的方案。我们的格言“让盲人变成残疾人前,让他们变得强大起来”(Empower the blind before they become disabled)没有被作为要求接受。恰恰相反,现在他们要关闭一切,让盲童去那些阻碍他们可以真正融入社会的残疾机构。

我们一直以为,盲教中心在没有我们的情况下也将继续运转下去。对于我们而言,我们留不留在中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从事的盲教活动可以继续进行下去,我们培训的师资可以继续在那里施教。因为这个项目非常成功,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际上。

德国之声:在过去数年里,您的盲校曾在中国多次获奖。为何当局态度突然发生了转变?您或者盲校曾经受到过来自当局的警告吗?

坦贝肯:没有,我们从没收到过警告。我们也问自己,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一个曾经受到过如此多褒奖的项目,为什么会被终止。

针对这个问题,存在几个猜测:

其一是,中国残疾人组织从北京方面得到很多资金支持,他们用这些钱建立了一些无人问津的残疾人机构,这些机构没有相应的师资,将盲人、聋哑人聚集在一切,缺乏具有针对性的教育培训。这些机构也没有为孩子未来融入学校教育、社会、职场做准备,孩子们就在那里呆上10年,没有接受继续教育的机会。因为这些机构一直空着,当局可能想通过我们中心的学员去填补这些机构。

其二是有关我们中心的楼房。我们在近20年前买下了位于拉萨市中心的该楼。可以想象,这样的房地产在19年里大幅升值。……有一些当地商人猜测,这里可能涉及一起肮脏的地产丑闻。我们不知道这是否是真的,但西藏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要自己处理盲校不动产的条款令人寻味。

其三是所谓的“西方教学方法”。但事实是我们的教学方法是有效的,那这种教学方法就应该是没问题的。更何况,这种教学方法是我们在西藏和这里的人员一起摸索出来的,西方根本就没有,因此对我们“过于西化”的指责非常值得质疑。

我还要说的是,我们一直非常支持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一直认为该联合会在世界上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中国残联创始人(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和现在的残联主席(张海迪)自己也坐轮椅,也是支持残疾人融入社会生活的。怎么会让盲人去那些妨碍他们独立生活、融入社会的机构呢?

德国之声:近来,中国政府对NGO(非政府组织)的态度有所变化。您认为,发生在您和盲校的情况是否也与中国收紧对NGO的管控有关?

坦贝肯:确实,很多NGO面临麻烦,中国当局不希望其继续留在中国。然而这和我们没有关系。我们(“盲文无国界”)本来也是要离开中国的,本来也是想要把项目交给当地人员、中方合作伙伴的。因此,这个新的NGO法和这件事没有关系。

德国之声:对于拉萨盲校的孩子们,这些变动意味着什么呢?

坦贝肯:对于他们的未来,我比较悲观。这些变动意味着,他们无法进入常规的教育系统,无法上大学,无法学习英语等……,而他们都是很有天赋,很愿意进入学校学习的孩子。

此外,由于我们的职业培训农场将被关闭,这让孩子们在职业教育领域的选择变得更少。我认为,所有盲人都要学习按摩的说法非常错误,毫无道理。也有盲童希望当记者、当面包师、自己做项目等等。我认为,关闭这样一个为盲童提供很多职业培训机会的农场,是不负责任的。

德国之声:迄今为止,您得到柏林政府的支持或者打算支持的信号了吗?

坦贝肯:没有,毕竟这起事件还没有最终决定。……可以确定的是,这件事涉及的不是一个政治决定,不是关于中国的西藏政策,而是一个关于盲人的问题。

此外,很多德国外交官、欧盟外交官,也包括荷兰驻华大使,积极为这个项目奔走,他们也明确表示,这个项目在中国、世界都具有榜样作用,希望不要结束这个项目。这当然是好事,因此目前还没有最终结果。

还有,我不也认为,这个决定(结束项目)是来自北京的。恰恰相反,我们得到北京向我们表达支持的信号。我认为,这是一起地方事件。……当地的残联此前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关闭项目带来的危险,现在突然发现原来有这么多反对力量。这很好,应该让他们继续听到这种反对声音。

德国之声:您现在的个人打算是什么呢?如果项目保留,您还打算回到中国工作吗?

坦贝肯:当然,如果我们(萨布利亚和保罗)再次接到邀请,我们还会再到中国。我们需要的只是一个项目邀请,而这个不容易。

我要说的是,我们在西藏持续生活了12年,西藏是我们的一个故乡,就这样剥夺我们继续在那里生活的权利,不是友谊的体现。在中国,经常会提到“友谊”,我们也得了中国政府颁发的“友谊奖”。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如此的对待,真的是友谊吗?我们等入藏证等了半年,到了西藏也一直不被接待,直到入藏证马上就要过期了,在最后12个小时里才能进行对话。新西藏残联主席上台后发生的这些和之前的良好合作形成鲜明对比,也完全不是友谊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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