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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的殉难之路

八九民运爆发之际,刘晓波从美国匆匆赶回国内,投身于天安门广场的民主抗争洪流。对他来说,无论成败——实际上他明知八九民运成功的可能性极低——亲身参与最重要,他不能容忍自己在这一历史性事件中的缺席。这一举动彻底改变了刘晓波的个人命运,也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民主运动的轨迹。如果当初他不回国,他的生活将完全不同:他会成为“知名旅美学者”,以他和海外民运圈的关系而论,恐怕这辈子都不会获得回到祖国的权利;他也不会有牢狱之灾,更不会只活到六十一岁,但他也就遇不到一生最爱的刘霞,得不到世人所尊崇的诺贝尔和平奖。

“六四”改变了成千上万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刘晓波是他们的缩影。在那之后,刘晓波过上了另一种生活,他失去了大学教席,失去了在国内公开发表作品和公开演讲的权利,从此只能要么呆在监狱,要么被监视、软禁,这是中国政治异议人士的典型生活状态。如果他愿意,他可以选择流亡,向当局作出某些承诺之后被“流放”到美国或欧洲,他也可以选择沉默、选择明哲保身,只要他不再为“六四”死难者讨还血债,不再批评“党和政府”,不再搭上自己的自由与幸福孜孜以求中国的人权、自由、宪政、民主,他也不至于将宝贵的生命终结于六十一岁的锦绣年华。八九年曾经叱咤风云的广场英雄,绝大多数都选择了或流亡、或沉默,但刘晓波属于极少数,“知其不可而为之”,“虽千万人吾往矣”,“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心甘情愿接受磨难、承担苦狱。刘晓波的执意坚守一如纳尔逊‧曼德拉(一九九三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曾坐牢二十八年)、昂山素姬(一九九一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被软禁二十五年)、瓦茨拉夫‧哈维尔(《七七宪章》运动发起人)、莱赫‧瓦文萨(波兰团结工会领导人,一九八三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出国流亡与接受监禁之间,英雄所见略同,他们作出了相同的选择。

刘晓波最后一次入狱是因为《零八宪章》,这次入狱一去不复返,他再也不能回到人群中间。在法庭上,他掏出了一份自辩词《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法官不允许他念完这篇自辩词,却阻止不了这篇文稿传遍全球。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也许正是这篇两千多字的法庭呈词为他投下了份量最重的一票。“没有敌人”让很多同样追求人权和民主的朋友们不解也不满:已经镣铐加身,屠刀架在脖子上,还说“没有敌人”,这不是自欺欺人?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刘晓波向当局“服软”、“献媚”之言。“无敌”的刘晓波错了吗?

刘晓波不是生而知之的圣人,他也有说错话的时候,比如第一次入狱时的“悔罪书”,比如“三百年殖民地”。“悔罪书”出于一时间的软弱与绝望,并非大过;“三百年殖民地”则是爱之深、恨之切、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激愤之词。殖民主义的理论依据是白人种族优越论和落后民族受奴役合理论,显然与刘晓波所信奉的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不相符合。即使是圣贤,也难免有说过头话、做过头事的时候,以非暴力主义形象闻名于世的纳尔逊‧曼德拉曾经组建并领导“民族之矛”地下军事组织,做过爆炸、纵火等暴力活动;头像印在万元日钞上的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不仅说过要“脱亚”、要“肢解支那”,还说过要让日本女人与白种洋人多多杂交以改善人种呢。

但“没有敌人”并非刘晓波一时错语,而是他从八九‧六四到《零八宪章》持之一贯的政治价值与道义原则。在刘晓波看来,现代文明的政治社会是由平等公民所构成的社会,是由不同族群、不同政见、不同利益相激相荡、共存共和的社会,而不是按照敌我两分法、“斗争哲学”和仇恨思维而陷入你死我活状态的丛林社会。“没有敌人”意味着不以“敌人意识”划分政治社会,不以敌对姿态和仇恨思维对待一切政见相异、利益相左之人。

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要爱朋友也要爱仇人,要为迫害我们的人祈祷,因为上帝“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从神那里流到我们这里来的是永恒而无限的爱”。他的听众不能理解,“从来没有人像这样说话”。在中国异议群体以至官民两造之间,刘晓波“没有敌人”一语激起同样的反响。同耶稣的“爱仇敌”一样,刘晓波的“没有敌人”之所以受人争议、被人误解,是因为刘晓波比我们站得更高,眼界比我们更远,他远远地看到了未来的宪政民主中国。

世界上一共有三位遭到政府监禁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第一位是因反对希特勒而被纳粹德国政府以叛国罪监禁于集中营的著名记者、政论家、反战活动人士卡尔‧冯‧奥西茨基(一九三五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第二位是因赢得大选而被缅甸军政府宣布选举作废并以煽动骚乱等罪名长期软禁于本人寓所的缅甸全国民主联盟领导人昂山素姬;第三位便是刘晓波先生。但奥西茨基和昂山素姬比刘晓波幸运:奥西茨基在获得诺奖后被纳粹政府释放,并被允准在其住处接受了诺贝尔委员会的颁奖;昂山素姬因担心不能回国而放弃出国领奖(由其儿子代领),却守得云开见月明,盼来了缅甸由独裁军政府向民选政府的艰难转型(虽然转型成果尚不稳固),并在二十五年后的另一场大选中率领民盟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而刘晓波却成了有史以来唯一一位被关押至死、且至死不能接受颁奖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诺贝尔和平奖是国际上具有最崇高道义权威的奖项,即使是后来轻松占领了挪威领土的纳粹德国政府,当年也不曾撕破脸皮对抗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被关押至死的中国悲剧,似乎证明了当今中共政府比德国纳粹政府和缅甸军政府在抵御国际道义压力更有“定力”和“能力”,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当今时代的国际道义水准正在严重缩水。事实上,同样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但西方社会对刘晓波命运的关注与支援远远比不上当年对昂山素姬的关注与支援。今年G20峰会正值刘晓波病危,却没有一位国际领袖在峰会期间公开谈论刘晓波(在刘晓波逝世之前,唯一一位对刘晓波病情公开表示关怀的最高领导人,是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女士)。主张非暴力抗争、声称“没有敌人”的道义巨人刘晓波先生正是在中共当局的敌意和国际社会的冷漠中离开了这个世界。因二〇一〇年诺奖事件而得罪了中国的挪威也在遭受中国多年经济制裁之后于二〇一六年向中国政府低头。挪威政府以“不支持损害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行为,将全力避免双边关系今后受到损害”的承诺换取中国同意实现中挪关系正常化。这或许意味着,在刘晓波之后,在中国实现民主转型之前,中国国内的其他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将从此与诺贝尔和平奖无缘。

《争鸣》2017年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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