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6月25日，宁乡县委第一书记李学良在《我对“三反”运动中所揭发的问题的检查》中，这样笼统地说到：
“从初步所揭发的材料来看，参加黄材水库建设的948个大队以上的干部，其中打人、骂人、违法乱纪的达117个，占干部总数的12.4%。他们共打人1305个，其中因打死亡的23个，打伤失去劳动能力的9个，打后还未痊愈的28个，因不遵守禁令被关和劳动改造的198个，受迫外逃的157个，兵团干部乱搞两性关系的73个。在追求工程进度和非法促使民兵劳动积极性时，他们除了兵团成立‘劳改队’、禁闭室，威胁民工，和成立画彩脸‘专业队（组）’，强迫化装开脸外，还公开提出七不准，即不准在工棚吸烟，不准在路上打眼眨，不准在工地屎尿，不准在工地喝茶，不准在工地上歇气，不准行动迟缓等等。不执行，就得提出他的车子（民工运土的独轮车），拿去扣除工分。民工们怕提去车子，屙屎尿都把车子带去厕所里，夜里睡觉也用绳子把车子捆到人的身上或脚上。工地党委负责人张瑞梅，看到情况有些紧张，便摇身一计，再次布置：提车子不好，那会引起团与团之间不和睦。取他们的帽子，取去既受冻，每顶要罚五分工，双管齐下，提车人才更会伤心。结果，提车子之风停，取帽子之风又起，上面布置每顶帽子罚五分工，下面便扩展到五角钱，弄得民工恐慌不安，好些民工因违背‘七不准’的规定，取去帽子无钱赎取而硬着头皮受冻。青山桥兵团民工被人取去的帽子三百多顶，现在还有八十多顶未赎回去。”
各级干部为争先进，争上游，不仅打人之风盛行，而且还扣饭罚饭。到1959年、1960年，本来粮食就少得可怜，再一扣饭就要了民工的命。
工地上打人的花样有：拳打脚踏，皮带抽，车扁担砍，跪石头渣，推磨（打人者围在四周，被打者在中间被推来搡去），绳捆索绑，吊打，吊石磨，扯头发，抽耳光，挂黑牌子，晒毒日头，冬天脱衣示众……
社员们吃不饱，穿不暖，一天苦战十四五个小时，有的甚至一连大干24小时不休息。工地口号是国人尽知的名言：“革命加拼命，拼命干革命”、“革命不怕死”、“死了我一个，幸福千万人”。后来从工地上下来的民工，大约六七成都得了浮肿病和干瘦病，肠道病等，死人也不少。
新沩河工地问题也是骇人听闻。据1961年县委书记李学良《我对“三反”运动中所揭发的问题的检查》透露：
工地“十三个兵团中，就有四个兵团的十七个大队84000个民工，其中被打的1289个，他们被打自杀的有68个，打伤失去劳动能力的17个，打后还未痊愈的105个，被劳动改造的58个，受迫外逃的134个。他们之手段，有的更为毒辣。这里只举一个例子，就会一目了然的。这次所揭发出来的阶级异己分子汤能德（原坝塘公社党委副书记），在新沩河渠道坝塘兵团住政委时，从去年十二月至今三月份的三个多月时间里，施用打、斗、捆、吊、撤职、脚踢、游行、喊娼、冲罗、做道场、披纱戴孝、火烧屁股、杀流水四娘（用篦削尖钻屁股）等12种毒辣手段，亲自毒打民工35个，罚跪的17个，逼死人命1个，非法撤职教导员9个，斗争总支副书记7个。在他的恶劣作风的影响下，全团4100个民工，被斗打的民工达342个，因打致死的7个，打伤失去劳动能力的13个，因打、斗外逃的104个。自己懒得动手，还一手培养资本主义分子之子宋德宗为帮凶打手，与违法乱纪分子赵宗伏（原坝塘公社总支书记）、谈桂龙（原坝塘公社党委委员）等人，结成残害群众集团，群众痛之入骨，称之为：汤是‘汤都天’、赵是‘赵阎王、’谈是‘谈都督’。工地党委发现汤有点问题，不但不深入调查了解，火速制止，反而错认为汤是”干劲冲天“、‘有办法’、‘有魄力’，历次评他为工地特等模范，给以奖励和支持，工地副指挥长张胜全（县农水局长）还来自带着工作组，深入场所兵团，以总结政治工作为名，介绍、推广他的办法，影响极坏。我们现已将汤依法逮捕，交给了政法部门法办。”
这里要特别介绍一下汤能德之流残酷无比的刑法——“杀流水四娘”。
1960年1月的一天，地冻天寒，朔风刺骨。一个民工因衣薄裤单冻病了。但干部说是装病，他只好抱病上工地。人病了，推起土车也就跑得慢些。汤能德看见了，上去一脚把车子踹翻了，又踢了几脚，把他踹倒在地。
这个民工气不过，爬起来就骂。
汤能德马上喊来几个民兵，把骂他的民工摔倒在地。他抄起一根削尖的竹蓖片，让人把那民工捆起来按住手脚，扒掉裤子，竟将这根长约2尺的竹蓖片，猛地从这民工的屁眼里捅了进去。然后，搅上几转，用力往外一拔，立时血屎迸溅，流水落花。
“杀流水四娘”者，血屎飞溅，流水落花。此刑取名于此。在汤能德之流手中，遭此酷刑的民工，不只一人。
当年国民党特务机关在重庆设渣滓洞，对共产党人用竹签钉手指头，比起汤能德辈干部们“杀流水四娘”之类的刑法，又只是小巫见大巫了。
水利工程上干部打人、骂人、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事件，黄材水库有，新沩河工地有，其他大小水利工程也是普遍发生。
夏铎铺公社1959年修香山冲水库，调了8000多民工上阵，党委委员周重友在工地上当副指挥长，他带头打了17个民工。结果吊、打、罚跪在这个工地上形成风气。
1960年6月7日，中共宁乡夏铎铺公社委员会，中共湖南省委“三反”试点复查工作组向上级写了一份材料：《关于夏铎铺公社开展“三反整风”运动情况的报告》。报告列举了工地上干部残酷施刑的情况后，写道：“现在回忆起关子冲修水库的情形，还有人感到心麻肉跳。”
双季稻化、四季稻化
1958年宁乡水田面积为114.29万亩。宁乡县地势的特点，对种稻很有影响。全县地势由西向东依山、丘、岗、平地四级倾斜，东北地平开阔多良田，东南丘陵起伏，西南北三面高山环绕，地势、气候差别大，而山地、丘陵岗峦占75%面积，山高水冷；平原只占20.76%。水稻一般在平原种植一季，产量一般在亩产四五百斤。
当时上级提倡“双季稻化”。宁乡县委的口号是：“山高比不上人的志气高，地冷冷不了人的火热心；晚稻插上沩山顶（宁乡最高峰，海拔1070米），敢叫‘麻谷’上九天。”
宁乡素来只种一季中稻，后来试行推广双季稻。1958年县委布置全县必须实行双季稻化，这年全县插上双季稻70.1万亩，结果平均亩产粮食只有80多斤，比1949年还低二百多斤。连那些插一季中稻也得抢火候的高寒山区，也得全部插双季稻，结果许多田里只见长草不见结谷，颗粒无收。
那年月，上级领导瞎指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干部脑袋一发热，想出一个新花招，立即发指示下命令。县委书记何长友不知从哪里听到了“三季稻”、“四季稻”的高论，立即通知各公社干部大力推行。还强调要“战天斗地，人定胜天”。县委的指示似乎尽是道理：让一季水稻长80天。二月下谷，五月收割。80天一季，全县产量翻四翻。
各社如奉圣旨，想也不想，大力推行试验田。结果冰天雪地谷种下田，别说高产，全县几百万斤谷种下田，连个谷芽也没冒。“四季稻”别说四季丰产，十几万亩田中，稀稀拉拉没几颗禾，全县减产几千万斤。
公路大道化、运输车子化
1958年6月，县委下令运输大道化，车子化后，全县出动三万多劳力，抢修大道。为此扯掉稻田中的禾苗五万多亩，砍伐林木三万多立方米。三万多人辛苦忙了几个月，田里的庄稼没人管，没人收，县委下令：“路不修好，不下火线！”
大炼钢铁，矿石，燃料运输，曾是全国性的大问题。为此，上级一再强调要改变肩挑背驮，大搞技术革命，实现运输机械化半机械化，办法就是运输车子化。全县又抽调大批民工，上山砍树造车。
推车要开路。宁乡在1958年8月至10月，前后共投入十几万劳力，大搞马路化，口号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为显示“大跃进”气派，各公社都抽调劳力，按公社和县委干部率领的“土专家”所踏勘的路线火速筑路。
从黄材公社到月山公社，全长30华里，要经过10渡水，尽是山间羊肠小道。还有从黄材公社到崔坪公社，全长也是30多华里，要翻山越岭，爬岭过坳。上级一声令下，要修这两条马路，几个公社几万筑路大军开上阵来，日夜苦战。劈了几座山头，架了几十座渡桥，当道的树砍了，当道的田填了，好不容易修成这两条“马路”。然而，由于路陡泥深，弯弯曲曲，既不能行车，也不能行人，真是劳民伤财。
群众摇头叹息：“费劲苦力，破坏森林；荒废田土，修成绳形；车不能走，人不能行；人也可怜，山地可怜。”
全民大炼钢铁开战后，由县委书记挂帅组织起七万人的运输大军。其中固定运输队22600多人。
县委上报，全县运输车子化、滚珠轴承化，已安装滚珠轴承土车、板车、兽力车11366部，新制土车4336部，板车378部。
干部给运输队提出口号，“多装快跑，用喷气式速度运矿”；“车车满载；人人拼命”。
毕竟人不是机器，何况机器也不能超负荷运行。逢山过岭，推不过去就得挨棒揍棍打。沿途干部组成督战队，拿木棍和皮带检查，车子跑不起来的就要挨打。双江运输营，装大车，一车装320斤，到县城往返一天，累得吐血还要坚持干。到“苦日子”，该营“战士”不少人因劳累过度和营养不良，得上浮肿病，血痨病，死人多多。
共产主义指标化
“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是58年最激动人心的口号。1958年宁乡干部为共产主义即将到来订出的各项指标，如今还留下一串串笑话。
1958年8月下旬全县开始共产主义大讨论，县委到社队，从干部到群众，人人发言，个个表态，讨论共产主义在各人心中的标准。其中最有名的，大概要数得着花明楼公社一个上过初中的生产队干部，在“共产主义大讨论”中，对“共产主义人间天堂”的构想了：“共产主义，各取所需。一天到晚，三餐好饭。有酒有肉，满嘴流油。夏凉冬暖，绫罗绸缎。花园楼房，电灯明亮。机械电气，庄稼自长。进出车子，游玩四方。废除家庭，儿子公养。姑娘漂亮，大家共享。共产主义，人间天堂！”
透过这张保存下来的发黄粗糙、笔划歪扭的作业本纸，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二流子加土财主的梦想，一个略为接触到现代文明现象的农民的梦中天堂——共产主义！而这篇发言，搏得了与会35名干部的热烈掌声！
那么县委呢？
1958年12月12日，宁乡县委公布了《宁乡县1958～1972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40条（草案）》。它是这样规划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指标的：
“到1972年，全县平均亩产粮食3万斤，总产120亿斤，人平粮食产量1.2万斤，大豆100斤，食油120斤，食糖160斤；在生活标准上，实现每人每天有细粮1斤，肉0.5斤，豆制品0.5斤，蔬菜2斤，食油1两，水果1斤，鸡蛋2个，食糖1两；在文教卫生上，实现每50个人口中有一个高级医师看病，全县城乡人民普及高中教育；在体育事业上，要培养运动员20万名，其中1万名要达到国际水平……”
在县委领导人神吹这番乌托邦美梦之时，大饥荒早已横扫宁乡，公社社员早就开始吃野菜树皮了，浮肿病、干瘦病、妇女子宫下垂、饿死人普遍发生。
1959年春荒，给宁乡人民留下了深切的记忆。
三、人祸沩水，灾横宁乡
1959年春荒，宁乡各地出现公共食堂断炊，社员们饿着肚子四处挖野菜草根充饥。粮荒肆虐。然而，纠风整社，清理“一平二调”，也让宁乡人民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
4月，毛泽东从一线退了下来，千疮百孔，危机丛生的局面，落到了刘少奇肩头——刘少奇当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4月28日这一天，宁乡县城万众欢腾。在刘少奇的故乡——花明楼人民公社召开干部群众大会，欢庆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宁乡人民为此而骄傲自豪。大会上有群众喊出了“刘主席万岁！”倒吓坏了一些“政策水平高”的干部：“万岁”是毛主席的专利！会后，兴高采烈的人们私下里议论纷纷。有的人说，毛主席搞大跃进犯了错误下台了，我们的刘主席上台了，宁乡这回有救了。有的人说，只希望刘主席不搞大跃进，不搞人民公社了，这样我们农民才能有饭吃，才能过上好日子。
在宁乡采访中有人对我说到，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打倒后，宁乡不少人因此对毛怀恨在心。以致于在为刘少奇平反后，宁乡农民万众出动，翻山越岭，要到韶山去砸毛泽东的塑像。当然这是后话，但却决不是与本文关的后话。
6月27日，毛泽东从故乡韶山去长沙，特意取道宁乡。途经夏铎铺公社高桥大队，特意下车短暂视查。在刘少奇的故乡，田里的庄稼长势不旺，减产已成定局。但他看不到的是，公社化在人心中留下的烙印，看不到年初大饥荒对社员们的伤害，看不到社员们无心生产，出工不出力造成的生产下降局面……
然而，庐山会议重新把中国拖进了更深的苦海。1959年“反右倾”运动，“掀起更大跃进高潮”运动后，干部“五风”愈演愈烈，一场场灭绝人性的惨剧，在宁乡大地肆无忌惮地上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