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刘晓波的〇八宪章以悲剧告终？因为中国民族不受这一套。
中国由商鞅秦始皇的法家开始，不论改朝换代，都以严刑峻法统治。商鞅更发明了严密的组织和株连，调动人民的农耕和战争的劳动力，并灭了六国。中国人的农民基因长存二千年，接受强权的统治和动员，直到苛政太过，加上饥馑，农民暴动造反（注意，绝对不是所谓“起义”），自己做了皇帝，由奴隶变成奴隶主，也承袭了法家的手段和精神，即转而压迫其他的农民。
其间儒家知识分子，历代也有为民请命的、向君王劝谏的，偶有海瑞和包拯，但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未能发动一场如欧洲的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不是一个民族或一个朝廷的军事复兴，而是人性被压抑之后的自由文明复兴。西方在十五世纪有了枪炮，火器和航海技术的进步，如果还配上一个中世纪的黑暗时代，欧洲就完蛋了。但幸好这时出现了马丁路德和达文西，人文精神的觉醒，播下了现代化的种子。
西方在十九世纪，工业革命形成对无产阶级的压迫。但除了知识分子为民请命，工人和农夫同时自我觉醒。文艺复兴导致西方全民的人权意识，工人成立工会，农夫、小手工业者、妇女，纷纷要投票权。许多工会联合起来，在英国，刚进入二十世纪，就成立了工党。
然而中国的小农社会不是这样。虽然有知识分子草拟人权宪章，有维权律师为农民打官司，但当一个农民，即使在秋菊打官司后获得了公义，但这个农民和这一家，不会想到另一个山头还有其他的农民和其他许多家受到同样的压迫。他只会向人权律师或其包青天叩头感谢，然后回家继续啃吃他们的粮食。小农性格天生短视而自私，他们不会因为公义和人权这类抽象的理想价值而自行组织起来，不必永远靠知识分子一次又一次地启蒙。正如英国的工党，不再需要二百年前的知识分子替他们请命，他们早已有了自己的政党，而且早已知识化、专业化、精英化。
中国农民缺乏自我的人权意识和组织力。他们只能接受商鞅和秦始皇的刑赏和组织力。所以在香港，只有亲中势力才可以用“蛇斋饼糭”的口腔实惠，组织一帮大妈阿伯去城市论坛大骂黄之锋，并必要时对一个收到指示而他们不认识的爱国候选人投票。
这是中国小农人口的基因惯性，这个人种确实离猪牛羊鸡鸭近一些，离马丁路德和达文西非常远。刘晓波等知识分子，总以为可以做普罗米修士，但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处的人间，习惯了长期的黑暗，对于点灯，以及一人点灯之后集体传灯，完全没有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