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刘晓波被谋杀与对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再认识

自刘晓波在狱中罹患晚期肝癌获当局保外就医的消息传出后,海内外的关注者都在为拯救刘晓波的生命而努力,争取他能到海外就医。许多人认为,刘晓波是被中共政权谋杀而罹患晚期肝癌。肝癌为癌中之王,晚期肝癌五年存活率只有不到百分之三。无论中共政权放不放刘晓波出国治病,他们谋杀刘晓波的目的已经达到,宣称所谓八位癌症专家为刘晓波会诊,又请中医专家为刘晓波诊治,只不过是掩盖其杀人的凶残面目而已。

除非有奇迹发生,刘晓波的生命已进入时日倒数。人们仍要争取他出国,是寄望于奇迹发生在国外,也是希望他在被专制政权谋杀后,离开这个专制国家,即使死亡,也要自由地死去。

刘晓波是中国的第一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向来对那些付出健康与生命与专制政权殊死搏斗的可歌可泣、举世无双的中国民主和维权人士不屑一顾,把和平奖给了刘晓波,是因为刘晓波在庭审时不被允许读出的《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感动了他们。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思维是:谁受到专制政权的迫害却不把专制政权作为敌人而以“和平理性非暴力”对待专制政权,就把奖给谁。曼德拉因此获奖;甘地虽然没有获奖,但当达赖喇嘛获得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时,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主席说颁奖给达赖喇嘛“在某种程度上是为纪念圣雄甘地而作的贡献”。历史与现实对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回应是:曼德拉和甘地都成功了,达赖喇嘛在有生之年看不到成功,刘晓波却被关押他的“没有敌人”谋杀了。

中共以往对待政治异议人士,首先是精神摧残,精神摧残不得逞则肉体消灭。前者的典型体现是1957年打了五十万名右派,在中共没有为他们改正之前,没有多少右派有过反抗的行动,绝大多数右派都在罪孽感中度日,这些右派的精神被中共摧残了。后者的典型体现是反右中杀死林昭,文革中杀死张志新、遇罗克。而如今,中共已不着重对政治异议人士精神摧残,而主要是肉体折磨和消灭,包括对几乎所有政治犯动用酷刑。原因在于:对于当局来讲,当今中国政治异议人士的精神太过强大,政治异议人士的肉体相对孱弱。

中共要消灭一个人,不在乎你是否把它当作敌人,而是只要它把你当作敌人。维权律师李和平,没有把中共当作敌人,他的作为,是为执行和维护中共制定的宪法和法律,中共照样对他动刑和强制他服食药物,以致他出狱时满头白发、身体伤残、表情迟钝。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意境深刻而高远,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听懂了,中共却一点也没有听懂,于是刘晓波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于是刘晓波被他没有当作敌人的中共当作敌人谋杀了。

刘晓波被谋杀,不知道会不会提醒人们该反省:对不懂良知为何物,对听不懂善意声音的中共,是否仍要锲而不舍地表达我们的良知与善意?对“和平理性非暴力”这个概念,是否应该再认识、赋予新的含义?其实,“八九六四”后二十八年的中国民主与维权运动史,讲述了一个事实:中国最不缺的是曼德拉和甘地,曼德拉和甘地在从事反抗运动中的那些遭遇,与中国政治异议人士经受的苦难相比,太微不足道,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中国成千上万政治异议人士,随便拿出一位,与曼德拉、甘地相比,都沉重十倍、百倍。还有,我们也应搞搞清楚:曼德拉和甘地的“和平理性非暴力”之所以能够成事,是因为:曼德拉面对的是具有民主意识的南非白人总统德克勒克,甘地面对的是已经实现了民主宪政的英国殖民者,他们都有良知、有底线;而中国政治异议人士面对的,也就是刘晓波不当作“敌人”的人,却是不具有人类的基本属性、不承认人类的任何底线、除了掠夺和屠杀什么也不懂的衣冠禽兽。

在拯救刘晓波行动中,我们听到海外一些知名人士发表言论,在谴责中共政权谋杀刘晓波的同时,总不忘谆谆教导人们要继续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和平理性非暴力”已经成为中国民主与维权运动的“政治正确”。在此“政治正确”下,民运人士李旺阳、维权人士曹顺利,以及在强拆中被碾压在推土机轮子下的拆迁户,就白死了;如今刘晓波被谋杀也未能让他们对“和平理性非暴力”来一番再认识。“和平理性非暴力”告诉人们:如今是热兵器时代,不是陈胜吴广那个拿一把锄头、一把梭镖就可以起事的冷兵器时代,我们手中连一杆枪、一门炮都没有,如何反抗得了有数百万军队、武警,开着坦克、手握冲锋枪的中共。这理由当然足够充分,无可辩驳。所以我说如果不想让中国的民主与维权运动继续陷于低潮,也不想被指为“政治不正确”,那么就对“和平理性非暴力”赋予新的、更广泛的含义吧。

如果说中国“八九六四”后,苏联、东欧发生的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共产主义运动终结的巨变是一场“和平理性非暴力”运动的话,那么1989年12月25日罗马尼亚抗议专制政权示威的民众把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夫妇抓起来处决,1993年10月2日叶利钦站在坦克上振臂一呼、红军的大炮轰击最高苏维埃大楼,也应该被认为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行为。赋予新含义的“和平理性非暴力”还是那样的“政治正确”,人们高举这面旗帜反抗的手段就由消极变积极了,就多样化了,就更能抓住任何置中共专制于死地的机会了,并且不会“政治不正确”。人们都说2017年是中国将发生大变局的一年,说不定会出现把齐奥塞斯库夫妇抓住枪毙,或者叶利钦站在坦克上、红军大炮轰击苏维埃大厦这样的机会。而“八九六四”的一条教训就是,中国人没有抓住机会,把机会给了苏联、东欧,自己的“和平理性非暴力”则倒在中共坦克车碾压、冲锋枪扫射的血泊中。

不过,照目前海外民主与维权运动“政治正确”盛行的情况看,让人们接受“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新含义,绝非容易的事。两个多月前,我看到在美国推动中国民主与维权运动的一群华人知识精英,他们个个学贯中外古今、理论功底深厚,在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成立了一个“民主转型研究所”。研究所所长王天成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成立该所的目的在于通过研究、出版、教育等活动,为中国的政治经济转型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和知识储备,并促进不同群体的沟通、对话,为提升民主转型成功的机率尽一份责任。”如果这个研究所在十年前、甚或三年前成立,都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但是当如今中国民主转型的所有途径、所有可能都已经被中共习近平当局堵死、废除,民主转型的成功机率几乎是零的时候,再来成立“民主转型研究所”,就令人不解了。为一个不存在的可能性大阵仗地成立一个研究所,就不能不让人质疑这群理论精英对时局的洞察和判断能力。他们绝大多数都受过中共专制政权的迫害,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也要在受到专制政权的迫害后却不把专制政权作为敌人。更令人不解的是,所长王天成先生,曾是“回到革命”的倡导者,2015年我听过他在旧金山国父孙中山纪念馆发表的“回到革命”振聋发聩的演讲。今天与两年前相比,革命的理由和革命的迫切性又增加了十倍,我想知道:两年间,王天成怎么就从孙中山变成康有为了呢?

2017年7月5日

关键词: 
栏目: 

Theme by Danetsoft and Danang Probo Sayekti inspired by Maks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