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的逝世以及中国政府在对应这一事件上的强硬立场在世界范围内再次引起了人们对中共政权性质的关注。在对抗人类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方面，中国执政党所表现出来的傲慢超过了世界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独裁和威权的统治集团；在严酷镇压任何持不同政见者方面，它所表现出来的偏执也达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的巅峰；不仅如此，无论是朝岛局势、南海争端、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等等，中国在涉外事务中所表现出来的进攻性都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强硬态度的国内因素有两个。一是因为通过近四十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国家政权所掌握的资源有了极大的增加，这些为其对内强化镇压、对外显示武力提供了财政上的保障。在全球化中获取的工业和科技进步也为其进行这类镇压和挑衅提供了装备上的支撑。二是在“六四”镇压之后的近三十年间，执政党对言论和信息自由的全面扼杀已经产生了一种以“民族主义”为主题的充满谎言和无知的社会氛围，这种氛围为这个政权操弄社会大众提供了意识形态基础。
中国政府态度变得更加强硬也有着十分复杂的国际背景。一方面是成熟的民主国家在全球化的冲击下，经济长期低速运营，收入的贫富差异扩大，财政日渐困难，这些因素导致了民粹主义盛行，政坛出现前所未有的乱象；与此同时，许多向民主制度转型的国家受原有体制及其残余势力的抵制和影响，转型的过程并不顺利，这些转型期间的困难一时间成为中国执政党用来夸大转型危险、恐吓社会大众的工具，使一部分中国民众对转型的不确定性产生较强的恐惧。
民主国家和向民主转型的国家不仅在内部遇到了社会阵痛的困扰，在外部也遭到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分子的野蛮袭击。在害怕和对抗人类普世价值方面，这些原教旨主义者与世界上残存的极权主义政权并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差异，他们都将产生于西方的现代文明视为最主要的敌人，他们之间虽然也有着种种的民族、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冲突，但是他们仍然以各种方式结成了一个强大的反对现代政治文明的邪恶同盟。这个同盟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变得更加危险。
这些国内和国际因素交织在一起，中国似乎正在出现一个“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的政治严冬。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客和商人虽然口头上也表示对人权的支持，但是面对增长的中国经济和蛮横的中国政府，这种支持越来越多地停留在口头上：商人们正满怀希望地争取赢得中国集权当局的青睐，在其助力之下从投资和贸易中赢得最大的好处；而短视的政客们则在绥靖政策带来的短期安逸和极权制度的长远威胁的权衡中向前者倾斜。
在刘晓波被长期关押期间和被迫害致死前后，中国政府所表现出来的傲慢和强硬，民众所表现的冷漠和无知，以及世界民主力量对此所显示的半是无能为力、半是自私自利，这些都十分清晰地凸显了中国自由民主运动所面临的困境。面对已经被长期镇压和愚弄心生恐惧和困惑的中国民众和因看重商业利益而向中共妥协的国际社会，许多中国的自由民主主义者多多少少会感到虽然真理在手，但是却不知道如何有效推进中国自由民主运动的悲哀。
我们承认中国自由民主运动面临寒冷冬天，但是也大可不必灰心丧气。英国诗人雪莱曾经大声歌唱：“既然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中国向自由民主社会转型的春天就在转角之处。我们要有信心战胜这份寒冷，去迎接百花齐放的春天。这绝不是盲目乐观，而是对人性的坚信。人性是无所不在、无时不在的，一个压制人性的制度可能得势于一时，但是注定不可能持久。在日益增长的人性和权利的要求面前，压制人性的成本终究会高到任何体制都无法承受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