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
八、风转路徊创新经
原麻城县委一位干部曾愤恨不已地告诉笔者：“从大跃进、公社化到苦日子，天下第一田可把麻城百姓坑惨了。一有运动，省、地委工作组立马赶到麻城，搞蹲点，抓典型，写材料，你是典型、重点呗。五八年大跃进、公社化，放‘卫星’，五九年上半年整社，下半年庐山会议‘更大跃进’，搞反瞒产，六零年大饿饭，六一年整风整社，三反、社教，麻城都当典型搞，社员、干部被治得九死一生。我觉得，苦日子死那么多人，吃亏就在天下第一田。”
北戴河会议一声号令，毛泽东浪漫主义的诗人激情，立马烧红了东方天际下“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神州大地：26000多个人民公社，130多万个公共食堂一涌而上；9000万人大炼钢铁，260多万个土高炉浓烟滚滚，火光冲天……
毛泽东冒暑南巡，河南、湖北、安徽、江苏，进工厂，下公社，上矿山……喜报铺天盖地，毛泽东亢奋难已，但听到看到的一些问题，却又令他狐疑难决：草鞋无样，边打边象。共产主义有哪些标准，几年搞成共产主义？徐水说三年建成共产主义……
看来，共产主义人间天堂，毛泽东心里也没底。
上至中央大员，下至部委一般工作人员，奉命赶赴各地，调查实情。
一场不期交锋，给毛泽东泼了一盆凉水。
武汉东湖湖畔。奉召叙旧的武汉大学校长、哲学家李达，对大跃进非议连连。
闻听李达对大跃进主导思想的哲学否定和菲薄，毛泽东怒气大发。两人你一言，我一语，争执不休。
李达发了湖南人的骡子脾气，不顾一切：“现在人们不是胆子太小，而是太大了，头脑发热。主席脑子发热一点，下面就会不得了，就会烧到40度、41度、42度！这样中国就会遭难。主席信不信？”
老友不欢而散，毛泽东接连两天烦躁不安，湖北省委奉令“汇报真情”。
王任重事后怒不可遏：“李达什么东西，真是给脸不要脸！”“文革”伊始，李达惨死狱中。当然那是后话了，但决不是无关的后话。
1958年11月，毛泽东招来部分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召开郑州会议。
毛泽东一连几天长篇大论：必须划清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集合所有制同全民所有的界线，人民公社仍然是集体所有，不完成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产品不丰富，就不可能实现产品全民调拔的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还不是共产主义，只能说有了共产主义萌芽。毛泽东一下子好像清醒了许多。
11月下旬，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对共产主义天堂痴情不改，但压低了调门。针对全国各地干部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情绪，和干部强迫群众高强度劳动等问题，他提出了：共产主义还是要趁穷过渡有优越，但不要向苏联抢先，工业基础还不够，何必急急忙忙自封圣人。徐水发一元钱的共产主义不得人心。要让人家吃饱饭，睡好觉。公共食堂就是吃穷饭。苏联有5500万吨钢，一亿吨以上的石油，科技人员成百万，全国人民中学程度，搞了41年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现在上破落户，一穷二白，一穷二弱，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经验。我们十年是四亿吨钢，二十五亿吨煤，三亿吨石油，我们有天下第一田。到那时候，地球上是天下第一国，搞不搞得到是另外一个问题。毛泽东一支香烟接一支，吞云吐雾，对高强度劳动不满：钢铁、煤炭、运输、化工，这么搞起来，中国非累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撤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了问题。人民公社要整顿四个月，要搞万人调查团，主要是看每天是否睡了8小时。据湖北说，有7-8%的公社搞得比较好。我是怀疑派，看十个公社有一个真正搞好了就算成功，省（市）地委要集中力量支帮助搞好一个公社，时间四个月，到那时要搞万人检查团……
风向转了。中共湖北省委连忙召开各级干部“纠风”会议。
轮到王任重大发感慨了：前段时间出了那么多问题，主要是我们对共产主义认识不清，群众观念淡忘了。公社化了，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说是到了共产主义，乱搞调拨，县上调社里的，公社调队里的，队上就调社员的，乱成一团。现在有的地方动不动就搞大兵团作战，开口就是苦战多少天，社员不让睡，白天黑夜干，人累死了还有谁来搞生产呢？整社的重点，一是所有制，一是高强度劳动，一是公共食堂。工作要细一点。如此这般，滔滔不绝谈了几天，他很动感情地告诉大家，主席在武汉会议上说接连几天睡不好觉，是操心操的。大家还能睡着觉？反正我是好几天睡不好，吃不下，工作没做好，怎么睡得香呢。要为主席分忧……
王任重也感到，大跃进尤其是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湖北的问题不少，但千头万绪，一时理不出个头绪。省委有关领导机构和部门奉令调查研究，然后上报省委。省委负责人要为调整找到感觉和思路。大跃进以来，湖北的“先进经验”素来为党中央和毛主席所重视，这次运动岂能落后？
1958年12月27日，中共湖北省监委上报省委：《关于干部中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情况和处理意见》。报告总结汇报：“自58年冬季以来，部分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现象又有滋长，捆绑、吊打、罚跪、罚站、淋雨，扣工分、劳动改造、戴绿（白）帽子、插白旗、游街、以辨论为名斗争、炒豆子（斗争时推来推去）、摇头战术（抓住头发用手摇）、布置工作、生产任务时，开口闭口命令行事，完不成任务以开除团籍威胁，甚至动辄不给饭吃、或吃饭分上、中游席，随便动用国家物资、破坏政策。
据汉川、应山两县统计，6951名党员，犯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384人，占5.5%。蒲圻县马桥公社白沙大队57个党员，55人用捆绑、吊打、跪树刺、跪火砖、淋雨、划地为狱、不给饭吃等刑罚，处罚了43个群众。
京山县钱场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屈以忠（县委委员）、主任付安国布置钢铁放卫星时，三天三夜不准社员睡觉。二天后，工人疲劳，干劲不大，屈、付认为负责人蔡道干未向工人进行教育，将蔡棉衣脱下，亲手吊到屋梁上打。付出发工作经常带该社歌舞队，一次向白庙供销社要布，说：‘派人拿棉布五百尺，希速给，否则以反革命分子论处’。群众称付为：‘群众的爹爹，干部的王，歌舞队里的富队长。’
阳新东方公社党委书记黄继烈（县委委员）、副书记朱振，开会斗争乡长胡光财，戴三尺白帽，上写‘独立王国’，背插三面白旗，写：打倒富裕中农的代理人，打倒促退派，打倒独立王国的胡立财。朱说这样才有刺激性。
罗田原双庙乡长工作；……第八社，除社主任一人外，其余干部均被罚了工分，某队长全年做了1700分，罚1000分。东方红公社毛田大队总支书记陈续青搞‘三化’时，提出‘三净’：‘锅收净、房屋锁净、被条收净。’
云梦卫星公社马锦大队总支书记马金林说：‘搞生产大跃进心要狠，不命令吃不开，不强迫推不动，只要是为了工作，死个把人也不要紧。’”
省卫生厅报告……
全省各地委、专员公署报告……
省委派驻各地驻社工作组报告……
湖北省委常委会书记处会议室。一大批一大批材料成捆成堆。
1958年冬荒开始，各地粮食问题反映上来，但事关公共食堂这个“共产主义萌芽”，问题的性质非同小可，加上粮荒刚发生，程度不太严重。倒是各地的干部作风问题成了会议的中心议题。越议气氛越紧张。
王任重沉痛地说了一句：“想不到下面的干部这样没水平，敢这样乱来。”
静了一会，张平化开口了：“我想，现在整社怎么搞，政策性的问题先要考虑好，具体的事件具体解决。不能把一大堆干部违法乱纪报上去，中央给你审案子？不好吧？干部问题还是省委下决心自己解决好。要教育干部，使他们认识到，群众路线永远地我们党战无不胜的法宝。我们是不是首先要考虑成熟政策性问题。这半年多来，发生的问题，主要还是涉及到我们对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的认识问题。这个根本的大事没弄清，工作就容易出偏差。同时也不能给我们的工作吹冷气，专搞干部作风问题，报上去让省委过不去。”
王任重很是认可此论。会议决定由王延春负责整社工作的经验材料。
1958年12月，省委派人赶赴麻城，又以抓“样板田”的方法，下到中一人民公社，解剖麻雀，调查情况，研究纠风整社问题。此后，工作队大队人马，直扑麻城各社队，抓整社典型。
1959年3月，四级干部会议，万众齐聚县城，各社、队又全面铺开整社工作，发动干群讲问题，摆思想。形势上轰轰烈烈，敢讲真话的人却不多。干部和工作队找社员作思想工作，又是承诺，又是高压，强调这次是毛主席让大家提意见，讲问题，谈思想，大家就放开胆子，决不打击报复。
群众终于陆陆续续地开了口，但暴露的问题却令省、地、县委领导张惶失措——
麻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高调，在湖北省算得上是名列前茅。
1958年8月，在人民公社化高潮中，中共中央批准向全国公布《嵖岈山卫星公社试行简章（草稿）》。王任重看后，非常感叹：“看来前段工作，我们只注意了跃进速度和产量问题，但忽略了所有制革命这个最根本的大事。”很快，河北徐水县委发表了《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迈进规划（草案）》，全面描述了五年建成共产主义的社会蓝图。
10月，山东范县又发表惊世之作：《范县人民公社关于加速建成社会主义并到1960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草案）》。
麻城县委闻讯而动，大下功夫，想弄出一份赶超徐水和范县的“共产主义规划”。但几经努力，最终也只好比着葫芦画瓢，照猫画虎地搞出了一份1962年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纲领：工业。建设大、中、小工厂100家，运输汽车化，耕作机械化，电气化。农业。水稻亩产二万斤，棉花亩产五千斤，全县粮食总产16亿斤，人均口粮2500斤。多种经营。全县养猪450万头，大牲口30万头，鸡、鸭、鹅1000万只。绿化麻城，造林100万亩，其中果树30万亩。保证每人每年吃肉100斤，鸡蛋30斤，水果50斤。共产主义新社会。公社内设立公共食堂、宿舍楼、医院、学校、图书馆、文化馆、敬老院、托儿所、电影院、图书馆、大礼堂等，把公社建成花园式的“人间天堂”。文教卫生。全县建大学4所，到1962年，20%的人口大学毕业，80%以上人口达到高中水平。免费教育、医疗、娱乐……
据说，这份文件送到省里，王任重看完后很生气：“乱弹琴，照着材料都搞不出个样子来！”而被打入冷宫。
四级干部会议揭露：北戴河会议后，麻城敲锣打鼓掀起了人民公社化高潮。从此，共产风刮得天昏地暗。
公社化给麻城70万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三大革命”：吃食堂。全县办起6014个公共食堂。一时间“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饭”震耳欲聋；大搞“行动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按人民公社为单位编成军事组织，公社设团，管理区设营，大队设连，小队设排，排下设班。男女劳力，编入男营、女营，妻离子散，老人进敬老院，小孩入托儿所。吃饭上食堂，生产按连队，居住大宿舍；“共产”集资，一平二调。废除家庭，财产公有，一切归公，社员除了随身穿的衣物，扫地出门。这造成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和社员群众的不满情绪。
材料1 宋埠公社：经过这一阶段的工作，现在群众的顾虑少多了，最突出的是吃饭问题。公共食堂刚开始，“吃饭不要钱”的口号使社员们看到共产主义优越性，用他们的话来说，这是盘古开天地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但吃饭没限制，公共食堂从早到晚开流水席，大家敞开肚皮吃饭，身体好的壮劳力天天吃粮两三斤，还有吃饭放“卫星”的事。甚至连过路的也拉进食堂吃一顿，南来北往的客人，杀猪杀鸡，高标准，好吃喝。加上深翻土地，大兵团作战，大炼钢铁，大办水利，都是日夜苦战的劳动，体力消耗大，社员吃得也多。一餐不吃饱，社员就发牢骚，讲怪话：“共产主义还能让人饿肚子？”各工地抽调的工程用粮，几乎成为无底洞。工地上劳动强度大，粮食吃完回公社拉。加上今年夏收、秋收缺乏劳力，收成不好，地里也浪费了一些。几个月下来，各食堂都发生粮荒，大多数食堂粮食接不上夏粮，缺3-4个月粮的食堂占89%。有11个食堂二三千人，现在开始煮菜粥了，一天两餐四两米，仅能维持半个月了。请求县上紧急救助。全社缺粮至少40万斤……
材料2 县委工作队调查：我在钢铁工地，听说家里让集资人抄了，当夜就偷偷跑回家，村里跟闹了土匪一个样子。我家七大间，门窗房顶墙壁拆了，留了几堵土墙。在敬老院找到我娘，老太婆躲在山坡上哭了半天，我才搞明白。村里的男女劳力都上了工地，老老少少也都住进几个大院子，各家各户都空了。那天村里住进了几百人，说是大炼钢铁，房砖拆去砌了炉子，木料拆去烧炭，村里房子拆了一多半，你说惨不惨！找人说理都不知找谁去。第二天队长还把我骂了一顿，说你个棒棒肉的，什么拆了你家的房，共产了，哪有你的房，都是共产主义的。争了几句，队长煽了我两个大耳光，叫来几个积极分子，一绳子把我捆紧送回熊家沟那边的钢铁工地。到那边又挨了一顿打，罚了两天没吃饭，还罚了十天苦工。现在一家12口人挤在巴掌大的一间小屋里，住没住的，吃没吃的，用没用的。
材料3 驻中一公社工作组报告：当时对共产主义认识不清，提出一些不恰当的口号：共产主义就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拖拉机耕田，自流化灌溉，一按电钮长庄稼”；“穿着绸缎子，出门坐车子，吃饭不要票子，肉鱼鸡鸭满肚子”。片面强调“一大二公”，无偿平调社员财产。全社大搞“捐款献资，集资生产”，动员社员捐款捐物。由于社员私心和顾虑，任务完成不好，又成立专门的“集资队”，干部带着积极分子和民兵抄家，见钱拿钱，见东西拿东西。稍有怨言，即批斗、捆绑吊打，伤了社员的心。晏店管理区的一位王老汉拦着不让抬防老的棺材，挨了几耳光，气极了喊出一句，“你们搞共产，怎么比土匪还凶！”结果被打成“反革命”，送往集训队，不久劳累伤心病死了。晏店管理区第八生产队第三小队，从公社成立到大炼钢铁，搞了7次挨家挨户大抄家，3次“促进共产”。“生活集体化”搞起集体宿舍，社员全都搬到大房子住，各家各户均被“共产”。从此，队里缺什么就到社员家里拿。食堂缺锅碗盆筷，就拿社员家里的，煮饭炒菜，钢铁基地缺柴火，就拆社员的家俱、门梁，修土高炉又拆了一批砖瓦房。现在社员缺房住，食堂缺粮缺柴，明年生产缺工具、缺种子。已经因食堂停餐饿死4人，躺床病倒30多人，情况非常严重。
后经县委工作队查明，该队是全县最严重的“闹粮荒队”。
材料4 麻城县委关于钢铁生产情况的汇报：在总结了“大办钢铁”以来的“伟大成就”，汇报1959年“掀起钢铁战线大跃进”后，也反映了一些问题.据不完全统计，大炼钢铁，全县扒房建炉毁坏民房四万多间，“动员资金”二十多万元，“烧炭”毁林二百三十多万立方米，收集“小土炉炼钢炼铁原料”，毁坏农业生产工具六十七万多件，计有铁犁、铁耙、锄头、斧头、镰刀、锹镐、车轴等，毁坏生活用具无法统计，有铁锅、铁铲、铁钟……工地还出现了一些干部违法乱纪、只要产量，不关心生活的的问题。各工地打死、自杀28人，病死16人。
1960年，赵金良在检讨会上十分愧悔：“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我们犯了两个大错误。我们在粮食问题上，搞了浮夸虚报，跟着又是高征购，反瞒产，加上年景不好，造成群众生活困难。钢铁问题上也是浮夸虚报，毁林烧炭，砸锅搞铁……”
这样的材料，省委怎么敢上报？
毛泽东在认真思考。
1959年3月9日，毛泽东向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发出《党内通信—关于召开以讨论人民公社为主题的六级干部大会问题》，告诉他们3月15日在上海召开政治扩大会议，各地应立即召开六级干部大会，“通过一个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的决议，第一书记要作一个总结性的讲话，以便又深又透地解释人民公社当前遇到的主要矛盾和诸项政策问题。”
3月15日，毛泽东在武昌又发出《党内通信—关于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说：在武昌找王任重和周小舟，谈了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湖北主张以原来的高级社即现在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河南主张以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湖南赞成河南的办法。各地要酌定。
3月17日，毛泽东再次给他们发出《党内通信—关于召开县的五级干部大会和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问题》，指示各省、市、区，开完六级干部大会后，应召开县的四级或五级干部大会，要展开讨论，言者无罪，大鸣大放，辩论三四天。
毛泽东在《党内通信》中还指示，要告诉公社第一党委书记和县委第一书记如何做工作。在会中，专门召集这些同志讲一次，使他们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暂时脱离了群众，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以后要善于想问题，善于做工作，就可以与群众打成一片。应当讨论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三级所有，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的问题。这个问题是王任重、陶鲁笳两位同志提出来的。我认为有理，值得讨论。
风转路徊。大跃进以来一直急进邀功的湖北省，在纠风整社运动中，的确为毛泽东提供了素材，为休养民生带来了福音。
九、麻城新“经”动九州
摸清了“伟大领袖”的脉搏，湖北“纠风整社”下功夫再次做起了大文章。
王延春亲率“秀才”和工作队员，赶赴麻城，组织五级干部万人大会。麻城县委招待所。王延春不客气地打断了吴德简安排生活的汇报，开门见山地告诉姜一，这次要把万人大会开好，要把毛主席、党中央整社的思想讲清楚。一定要让大家讲实话、讲心里话，言者无罪，我们决不会搞秋后算帐。做错了事，要认错，才会取得信任，才敢讲话。告诉大家，省委、地委、县委是动真的。缺粮，给粮；缺钱，给钱；一平二调搞错了，算清楚帐，坚决退赔。
五级干部会议，从3月23日开始，进行了十多天。除县里干部外，有300名公社干部，600名管理区干部，2500名生产队干部，5600名生产小队干部，还有一部分社员代表和“观潮派”、“算帐派”参加。
会议开得很热闹。大会开始，县、公社和管理区三级党委，就大跃进以来的问题，检讨认错。又发动下级干部和群众提意见，讲心里话。时值春荒，各队一穷二白，食堂断炊。生产队干部和到会的群众，听得上级许诺，对“一平二调”的东西退赔还钱，发救济粮，如同见到救星。有人开了头，会场上争先恐后报损失，报灾情，报钱粮。
县里拿社队的，公社拿队里的，队里拿社员的，一张白条一句话，东西说拿就拿了去。经算帐统计，麻城全县拆毁民房47535间（大炼钢铁、兴修水利、建企业、修办公楼用料），平调耕牛874头，牲猪3024头，小家畜家禽8679（只），中小型农具69654件。家俱409753件，砍伐树木2000多万棵，占用土地60520亩，无偿占用劳力32000人，各种运输工具31616件。其手段是平、调、扣、派、征、购、统、占、献九字经。
汇总材料送上来，整理好交给写作班子。
3月27日、30日、4月1日，以省委书记王延春、地委书记姜一、县委书记吴德简的名义，将万人大会的情况写信汇报给王延春，王任重转呈毛泽东。毛泽东读来，对整社心中有了数，立即批示至全党，令各地效法湖北，安排好整社工作。
3月27日，王延春和吴德简写信汇报说：
会议开始，通过三级检讨，三个兑现，一针见血，解开了基层干部和群众心里的疙瘩，调动了生产积极性。
县、公社和管理区三级党委，层层检讨，承认错误，使基层干部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人人心情舒畅，上下团结。
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搞三兑现：一是公社调生产队的钱和物资，立即退回。二是缺口粮的，立即供应。三是穷队，该支援的，立即贷款。
首先是退钱。县长挂帅，成立清理委员会，负责县级退赔。关键在公社，个别社钱花光了，大部分有钱不想拿，县委说服公社书记，到底是要农民，还是要几万块钱？县里抽公社的钱和物资，要退回去。县和公社当场开支票，拿出钱320万元，分别退还生产队。当场办手续，退生产队拖拉机8台，抽水机5部，动力机49部，其他小机器部，各种运输车子744部，各种小农具2697件，耕牛1025头，生猪9019头，小家畜3589只，蜜蜂2192箱。这样，会议立即沸腾起来，进入高潮，人人敢于鸣放，大字报贴了又贴。
信中真真假假举了许多政策对头，群众心满意足，感谢毛主席的事例。
钱和物兑现消息传出去，轰动了全县每个角落。群众的生产情绪，直线上升。城关公社五四一队，原来只有900人出工，25日增加到1700人，共中278个妇女，是公社化以后一直不出工的。以前每人每天做营养钵1345个，25日每人做3795个，群众说，过去吃饭“摔摔打打”，干活时“懒懒踏踏”；现在吃饭时心情愉快，干活时劲头很大。五四九队60岁老社员刘光启，听到消息后，说出了内心话：“毛主席说的话，我都听，都说对，可是有一个问题我想不通，五七年我没有很好干活，还分得一百三十二元，去年都讲风格，我拼命做了五千七百多分，却只分得一块三角钱，我三日三夜没有睡觉，去问队长，队长说：搞共产主义嘛！要讲风格，你还想个人发财不成？我想，毛主席真是这样整我吗？从此以后，我把每天不离身的粪筐扔了。这次听了政策，我明白了毛主席永远是英明的，我骂了他，对不起党。现在老头又把粪筐找回来，整天起早摸黑地拣粪。”
安排口粮。全县6014个食堂，口粮接到麦收的1638个，有困难的2545个，目前就要供应的1821个。全县没一个地方不吵供应，产粮区和高产区吵得更厉害。信中认为，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是怕多征购。会议上，报上来麦收前全县需供应粮食三千多万斤，比县计划增加两千多万斤。经过县委工作，“紧张的空气逐步缓和下来”，“多要供应指标的自动少要了”。
支援穷队。富队退了钱，大部分穷队却还要负债。会议宣布：穷队欠公社和国家的债务，一律缓还。县、社给穷队贷款280多万元，并派出400多干部和一批技术人员加强穷队，发展生产，帮助穷队赶富队。
4月2日，毛泽东接到王任重呈来的材料，对此批示：“这几个文件都值得看。特别是《麻城万人大会的情况》，值得看，办法很好，县、社两级该退还的，迅速还给生产队了，一身清净，然后进而解决队与社员的矛盾，公社就可以大大地发展起来。”
3月30日，就算帐运动中揭露出来的社、队干部贪污问题，王延春、姜一、吴德简又写信专门汇报。
在解决县、社平调问题上，会议本想解决粮荒缺口，但无法落实。信中说，全县八百多个生产队就有七百多个要供应，要粮2500万斤，不仅超过县里900万斤的指标，而且超过全县库存粮1800万斤的指标。于是，县委决定发动群众，算清生产队的帐。
29日仅半天讨论就揭发出很多问题。许多生产队帐目不对。宋埠公社抽生产队钱77万，生产队帐上却有99万，各小队上交生产队籽棉24.8万斤，生产队帐上只有19万斤。张畈一队，9个小队和队里查对帐目，出入很大。粮食差2.9万斤，高梁差1100斤，花生差60斤，芝麻差500斤，黄豆差270斤，钱差几百元。
生产队干部普遍有贪污行为，宋埠公社岐亭六队24个干部，19人贪污2400元，5个贪污的都因不在家。生产队干部贪污十几块钱算“清白干部”，贪污一二百元相当普遍，多的千元以上。小队干部贪污一般几块，十几块，多的几十元。贪污的名目很多，有贪污工资的，中一公社21000个劳动力，生产队领去23000个劳动力工资。有贪污超产奖金的。
三河公社5个大队，有4个大队奖金被贪污了。有贪污工农业投资的，东木公社丁家河十一队的干部，把社员投资工农业的现款和7个大元宝贪污了。有贪污副业收入的。龟山公社八队4个干部集体贪污4900元事业款，因为分不平，下手抢了，连通讯员也抓了一把。有贪污过节费的。三河公社春节发肉发钱，有的生产队干部就把钱扣了。贪污罚款的，龟山公社8个干部，私罚社员40元，拿去喝酒。此外，有贪污利息、贷款、救济款、购粮款、伙食费等，反正是见钱就抓。
信中认为，这涉及到党群关系问题，宁可多开两天会，也要抓好。
收到王任重转来的这封信，毛泽东于4月3日批示全党：“此件极好，每个县、社都应这样做。算帐才能团结；算帐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来，一身干净；自由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帐才能教会五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4月1日24时，王、姜、吴再次写信，汇报大会揭露出的生产队干部贪污和瞒产私分问题。
信中说，自29日转入解决小集体（生产队）与社员矛盾以来，情况很好。今日止，有177个生产队突开了，搞出了私分和干部多占的粮食1969万斤，棉花41万斤，油脂20万斤，干部贪污挪用款36万元。下面说几个典型材料：
城关公社枫树十四队原总收入7.5万元，算帐后清理出5.3万元，增加70%。
白杲公社星火一队报出瞒产50万斤粮食。
宋埠公社116个生产队干部贪污挪用6616元，人均570元。
白杲、城关公社116个生产队549个干部（包括小队长）共贪污87451元，人均159元。
城关公社红石三队区干部贪污挪用12000元。
三合公社一个生产队会计就贪污816元。
中一公社各生产队干部一直都多领3000多个劳动力的工资，贪污了。
宋埠公社五星三队队长洪中明用假发票、偷卖公物、改单据等十种办法贪污挪用1418元。
白杲公社星火十队干部以补助照顾为名，私分三次，计500元。第三次曾有一个党员反对，人们用“脑筋太死，赶不上形势”说服了他。
东木公社木子店六队一个食堂主任贪污226元，会计怀疑，他就这样吓唬会计：“你看哪有共产贪污的。”
由于贪污引起的干部生活特殊、皮鞋、烟酒、鱼肉、不务生产、乱搞皮绊等现象也是极其严重的。
对待生产队干部，首先肯定他们大跃进中的功绩，肯定绝大多数是好干部，然后严肃指出他们贪污多占的错误，严重性是破坏了党和农民的关系。毛泽东对此有几分愤怒地批示：是在于毁坏社会主义事业，是在于毁坏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是在于毁坏干部自身。
4月3日下午，毛泽东将此件批发全党：“此件连前两件，中央、省、地、县委书记、委员人人必读，各县、社都应仿此办理。”
从这三封信，毛泽东第一次系统接触到大路进中干部普遍贪污挪用的严重问题。然而，信中掩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造成严重粮荒，并将之归结为瞒产私分和干部多吃多占，这就为后来大饥荒中全党“反瞒产”、“搞后手粮”，开启了思路。
可笑的是，在今天猖獗不息的毛泽东热潮中。那些别有用心的人们，竟然大言不惭、掩耳盗铃地欺骗天下说：“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没有贪污腐败？”没有历史真相昭彰于世，人民，就只能够成为政客们的玩偶！
还是回过头来说整风吧。
以“天下第一田”知名天下的麻城县，在这场运动中，又以刹“共产风”，反干部贪污风而天下闻名。
从各地上报中央的材料来看，麻城万人大会经验，成为各地整风的指导文件，对当时全国整社运动起到了样板效应，对全国农村缓和紧张局面、舒解民众疾苦和反对干部贪污浪费，起到了积极作用。
万人大会后，麻城各社队发动群众，贯彻政策，整顿公社，全县830个生产队全面开花，省、地、县、社派人帮助整改。全县2264个小队，退赔20万元。部分退还社员财产，把炼钢铁时强收的社员铜铁器皿，作价9.8万元；“调用”社员粮食折款90.8万元退还社员；其它物资，部分退款3.5万元；退家俱3.2万件；1.2万户社员搬住退还的老房；退社员牲猪7172头。
1959年4月，湖北省委召开扩大会议，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会后向中共中央报告中，检查说：“胜利冲昏了头脑”和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助长了下面干部的命令主义、形式主义，甚至弄虚作假的风气。并修改了原上报1958年全省粮食产量，从450亿斤降为300亿斤。中共中央以充分肯定的批语，将此报告转发全党。此后全省浮夸风有所收敛。
一时间，社员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春耕生产热火朝天。用社员的话说：“共产党和毛主席知错就改，我们有盼头了！”
十、1959：“苦日子来了！”
自1959年春荒，麻城人开始过上了“苦日子”！
至今，回忆起大跃进和“苦日子”，麻城的过来人仍是毛骨悚然，心惊肉跳。
用“天下第一田”的河北垸一位当事者的话来说：“麻城人跑过白匪、跑过日本鬼子。白匪和日本鬼子来了，你还能躲到山上去。苦日子来了，躲都没法躲！”
人们习惯把1959年春荒，作为苦日子的开端。
1959年春荒，骤然降临到荆楚大地，饥民如潮，灾情如潮，而且各地的城市纷纷出现库存紧张，粮食告急的情况。这令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大惑不解，又怒火中烧。
1959年3月11日，整社纠风的湖北省六级干部大会。
本来谈到人民公社体体和所有制问题时，还不失洒脱的王任重，一提到完不成中央粮食征调，各地上报粮荒问题，不由得火冒三丈，怒然失态：“全省一九五八年农业生产是大跃进、大丰收。在大丰收的情况下，出现了怪事情：粮食、棉花、油料的统购任务完不成！”
他声色俱历地瞪着台下干部嚷了起来：“全省粮食产量1958年比1957年增加了200亿斤，中央要我们多调出多少斤粮食呢？比一九五七年只多调六亿斤。可是到现在完成得很差。这一点，我们湖北省是很不光彩的！”
是呵，增产200亿斤，却拿不出粮，交不了差。王任重又气愤又激动地说：“更怪的事情是，不仅仅没有完成收购任务，有一部分地区还大闹粮食风潮，什么食堂停伙，没有粮食吃了，一天十二两米（十六两一斤老秤一引者注）、八两米、四两米、挖藕、吃菜、往城里跑。有的地方闹得乌烟瘴气，就象一九五四年大灾荒后的样子，简直惶惶不可终日。”
面对湖北的灾荒危如刀兵水火，人民群众正饥寒交迫，王任重想到的是完不成统购任务不光彩，是对“大丰收”了，民众“闹粮食风潮”的怒不可遏！
就在他这说话的同时，全省有800万人一天只能吃到三四两米（老秤），更有1300多个食堂断炊！
1959年春，号称鱼米之乡的湖北，发生了历史罕见的现象：初春树叶刚发芽吐绿，就被饥民一扫而光，捋了长，长了又捋，树叶捋去填饥肠。至五月暮春，许多地方还是只见树枝不见叶。漫山遍野，老人孩子见到绿色就扑过去。饿得眼都发绿的男人们，把泥塘翻了一遍又一遍，哪怕挖出一个藕节巴，也是妻儿老小们救命的希望。
据不完全统计：1959年1月至6月，全省病饿致死的农民高达十多万人，浮肿病人大量出现。一时间荆楚大地饥民遍野，逃荒、要饭的“盲流”滚滚……而各地民兵，公安奉命设卡堵截，大抓破坏社会主义形象的盲流，送劳改，罚苦力。
大跃进黄冈在湖北出了名，“苦日子”黄冈民众遭罪更深。高产高征购，黄冈征购高于历年。地委原报1958年粮食总产50亿斤。后在“纠风整社”时，调整为33亿9908万斤（实际不到30亿斤），比1957年减产4.5%。而征购任务，却由上年6亿2907万斤，增加到7亿1065万斤，多征8158万斤。
麻城县牛皮吹得大，征购自然更高。征购任务是按产量比例下达的。
麻城县委书记在《人民日报》上公然宣称：继“天下第一田”后，高产“卫星”此起彼伏，亩产10万斤、20万斤的高产“卫星”形势喜人。县委书记吴德简和赵金良先后宣布：1958年，麻城粮食总产量超过10亿斤。因此，下达的征购任务为1.2亿斤，后调整为9294万斤。比上年多1169万斤，全县人均多征17斤。
而1958年粮食产量，实际不到4亿斤，县委后来“落实”为4亿2725万斤，比上年减产5709斤。
一方面，粮食高征购，一平二调，吃饭不要钱，敞开肚皮吃饭，秋收劳力短缺，粗放收割；另一方面粮食减产，必然导致粮荒。
1959年春荒，湖北最严重的是黄冈，黄冈最严重的是麻城、应城、蕲春这些高产“卫星”县。蕲春上报材料说，张榜公社大桴冲大队8460人，仅二月中旬到三月底，一个多月饿死139人，113人饿成重病，682人浮肿，屙血！
据《麻城县志》：“1959年，饥荒。民食草根、树皮、观音土。”
“天下第一田”的河北垸。
1958年放大“卫星”，结果高产、高征购。征购后，全社留下的粮食不够吃两个月。12月开始，社员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二两米！食堂一天开两餐，有时开一餐，吃的掺菜稀饭。而且食堂人员、干部先捞稠的，剩下稀的给社员。本来冬天地里也长菜，但耐不住拿菜当救命粮。青菜吃完了，社、队员发动社员去采野菜、草根、树皮掺在稀饭里。
县委还一个劲发动干部搞“瞒产粮”，要完成征购粮任务。
到了春节，家家户户哭声连天，男女老少饿得肚皮贴着脊粱骨。
大年三十晚上，河北垸一些农民家里冒出了烟，那是饥饿难耐的人们，把填枕头的谷壳倒出来，磨成糠煮一餐“团年饭”！大年初一，小队干部望着空荡荡的粮仓，心里流血，只好把喂猪的粗糠，分给社员磨了吃。
正月十五那一天，小队又把喂牲口和积肥的菜枯、麻枯饼，分给社员当粮。
到了3月，公共食堂断炊了。
“天下第一田”如今却连吃糠、吃野菜都难了。社员靠野菜、野草救命，甚至挖“观音土”当粮吃。还有社员跑到20多里路外的大坳水库，到山里挖葛根、蕨根、麻根，拿回家当粮吃。近处挖完了，又跑到60多里外的野马岗挖野菜。
1959年春荒，河北垸的群众，吃的野菜，真能开博览会了：灰灰菜、地米菜、马齿苋、猪婆菜、鹅鹅肠，这些猪草，如今成了好吃喝。竹叶草、鸡叶草、车前草、水葫芦、野蒿子甚至茅草根、铁盘根草、各种树叶，这些猪都不吃的东西，人们拿来填肚子，还不容易采到手—饥民太多了！
当初人欢马叫参观“天下第一田”的“迎宾路”上，如今树叶捋得秃顶光，树皮剥得净净光。就边山坡上的油树皮全都剥光了——那东西有毒，人吃了泻腹拉肚子，吃多了中毒会死人。但饿极了的饥民也顾不上死活了。
1959年春荒，麻城吃野菜毒死83人，中毒2758人。
最难吃的是糠壳和观音土。咽下去不容易，屙出来更难，只好请人用小耳勺从屁眼里往外掏，不少人被活活憋死。河北垸因此死两人。这一年，全垸饿死49人。罗毛娣和她弟弟饿死时，一个12岁，一个才2岁。罗毛娣临死前最后一句话：“我饿啊，想吃一顿饱饭。”
58年放出中稻亩产52599斤“大卫星”的熊家沟乡，距河北垸十多里。59年的春荒骇人听闻。58年征购粮，使熊家沟乡成为麻城县缺粮断炊最严重的地区。至1959年春，全乡大规模出现粮荒，浮肿、死人时常发生，而县里催交征购的电话不断。
该乡徐家山垸，本是粮丰谷茂富饶之地，59年春荒，饿死、病死近百人。五级干部大会问题反映上去后，白杲公社派人前往救灾。当他们运送1500斤大米，5000斤蔬菜赶到徐家山垸，家家断炊，户户倒人的惨况，令那些救灾的汉子们人人潸然泪下，泣不成声。也亏了这批救济粮，大批饥民才得保性命。
另据《麻城县志》载：7月，部分地区农民因饥荒外逃。白杲公社望花山6队外逃52人。政府大力工作，全部回村。
1961年整风整社时，省、地工作队有一份材料：1959年春荒，麻城县因食堂断粮饿死、病死4500多人（1960年，县委一份检讨材料中说是死人1370人），病倒37380人。实际情况，应该远比这严重。
幸好赶上纠风整社，县委发下920万斤救命粮，春荒终于暂时得到一些缓解和遏制。
夏粮开镰后，麻城民众吃到了半年来第一次饱饭。
1959年的春荒，到麦收终于熬过去了。政策宽松了些，社员们允许生火，还分了一点自留地，而夏季田地里、山岗上生产的野菜还多一些。
是年，夏粮因“吃青”和社员无心生产而严重减产。夏收后，民众分得了部分粮食，但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分配的夏粮很快吃光，许多地方食堂断粮。
六七月间，麻城饥民的大批外逃，讨米要饭。直到7月，白杲公社望花山大队6队外逃社员52人。结果全被“劝说、动员”和抓了回来。
对于59年春荒，麻城县委有一种说法和交待。
1960年，在县扩大干部会议第一阶段的总结报告中，赵金良这样说到：“58年年成也不错，就是因为大吃大喝，结果饿肚子。当时我们打电话叫你们吃，吃饭放卫星，不光吃饭，还叫你们吃肉，全县杀了六万头猪。白天吃不算，夜晚还要吃。这样吃了两个多月。到59年春季，有的粮食吃完了，几天没有米，光吃代食品、吃菜。59年又没有吸取这个教训，又搞了一些，今春又是半斤粮食。”
被饥饿折磨惨了的人们，期望着早稻开镰。他们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吃饱肚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