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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第一田”(2/5)

三、重望所向,斗胆报出“二万五”

麻城“棉花卫星”,一炮打响,成为名闻全国的“跃进”典型。从中央到地方,从毛泽东主席到省委第一书记,上下称誉。麻城县又向全省和全国各地下了“挑战书”,成为大跃进的标兵。众望所向,重任在肩。在中共中央、湖北省委和黄岗地委厚爱和指导下,麻城县委真的是鼓足干劲,下定决心在“放卫星”的大跃进运动中去勇夺魁首了。

据一位当事者回忆说,当年他在县委工作。一次他去给县委书记赵金良汇报工作。提到麻城皮棉亩产百斤县的事,他不无担忧地提醒赵书记,皮棉亩产才79斤(实际不到60斤),倘若领导查下来,往后怎么交待?赵金良没等他说完,劈头盖脸地将他一顿痛骂,还说他用心险恶,给大跃过泼冷水,攻击党的领导,思想右倾。果然,在后来的“反右倾,拔红旗”斗争中,他被打成“右倾分子”,下乡劳动改造。回想当年,他不无感叹:“看到赵书记勃然大怒,脸都涨红了,脖子上青筋直蹦,当时我也吓坏了。大家关系一直都不错的,我还是为了他好。听了逆耳忠言,翻脸不认人。从那以后,县委一班人放起卫星不要命,就像上了赌场。”

是的,在虚报皮棉亩产百斤县的时候,县委还有人心里发虚,怕戳穿牛皮不好收场。由于高级合作社运动大搞生产资料归公,社员一年四季忙于水利化工程、深翻土地运动等大兵团作战,劳累过度而分配比互助组和单干还差,生产减产。1957年发生春荒,1958年也出现春荒缺粮,不少人外出逃荒讨饭。硬吹粮棉生产增产丰收,这确实象赌场上押宝一样没底。现在这一宝押上大发了,一鸣惊人,成了全国跃进样板,捞足了政治资本。因此,根本就不想收场。当然,领导也不会放你出场。说到底,麻城县委一班人,不过是当时整个“跃进”大赌场中,几个大胆的赌徒而已,设庄者早就看中了麻城的特殊政治价值,看中了他们的勇气。因为他们的勇气,正是煽起其它持谨慎观风态度者心中欲火的最佳“广告”。往下赌,只能是越赌瘾越大,赌注越下越大!

1958年春耕,王任重几次打电话给姜一,告诉他现在全国跃进形势越来越高,要看得更远,三千斤的指标能不能落实。到五月份,王任重在电话中更上一层楼,强调要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眼界,放卫星重点在水稻高产,三五千斤恐怕是没法交待了,要考虑产量过万斤的事了。

为此,省委、地委负责人和工作组赶往红安、麻城,具体安排“跃进卫星”的落实措施。

三月,中共麻城县委经过研究,决定以白杲、城关为中心的20万亩水稻田作高产试验田,不惜一切要保证亩产达到1500斤,争取1700到2000斤。麻城县委负责人很是自得,因为这一番指标比1957年的规划已经翻了一番。县委扩大会议公布了这一决定。

没想到材料上报省地委,受到了一番狠狠批评。姜一书记把麻城县委第一书记吴德简叫到地委,又是批评,又是开导:“你们麻城是全国的标兵,是湖北的标兵。大跃进形势逼人哪,一日千里,你们拿亩产一二千斤来应付省委?”吴德简汇报说:“同志们信心都很足,我们争取放亩产五千的卫星……”

姜一很不耐烦地挥手打断他的汇报:“不要死盯着一个数字嘛!要有发展的眼光。人家报一千,你报二千;人家报五千,你就得报一万!”

脑筋开了窍,回到麻城,吴德简就风风火火地布置起亩产过万斤的工作。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中共中央发出号召:“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大跃进急剧升温。

中共湖北省委贯彻中央精神,走在各省前面,率先提出口号:“树立敢想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力争水稻亩产万斤”。7月17日,王任重在湖北省委扩大会议上,代表省委作报告《在五年内建成社会主义的新湖北》中,提出湖北到1962年工农业发展的奋斗目标:钢年产一千—至一千二百万吨,户均一点五吨;粮食年产三百五十至四百亿公斤,争取人平一千至一千二百五十公斤。棉花二千至三千万担。五年内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三年扫除文盲。同时,大力批判“农业增产有限论”,肯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真是一天等于二十年,形势比人强。中共麻城县委进一步解放思想,敢想敢干,于6月底正式提出了早稻亩产三万斤的高产指标。

领导定指标,基层定措施。经过研究决定,中共麻城县委把“放卫星”的任务,安排到了麻溪河乡建国第一农业社。

建国一社地处平畈区,生产条件较其它地方好一些。全社1124户,4715人,耕地5016亩,其中水田2504亩,出产粮棉。1957年粮棉双丰收,成为全县闻名的先进农业社。其中早稻“亩产570斤”,高于全县“平均亩产432斤”的水平一大截。尤其让县委看重的,是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社主任王乾成从土改当农委主任起,就一心跟党干革命,党叫干啥就干啥,工作年年得先进。57年扛回“亩产过千斤”的大红旗,当上黄冈地区农业劳动模范。58年春还作为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的农民代表,风风光光地出国慰问,回国后又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此时劲头大得很,任务交给他没问题。省地县三级领导都把该社当作重点,并派出白杲高产工作指导组,在这里办点示范。

肩负着领导的重望,1958年上半年,建国一社的干部们总是在根据高产指标形势的新变化,不断修改着自己的指标,追赶着领导们不断升温的高指标。

58年新春伊始,社主任王乾成在工作组指导下,提出了一个惊动干群的指标:“去年亩产千斤田,今年争取一千五!”此言一出,乡里风言风语说什么的人都有,竟然有一个不怕鬼的年轻人,当面指责王社长是欺上哄下,拿着高产当本钱,你怕不怕别人笑你?结果在工作组主持下,全社开展了“反右倾,拔白旗,扦红旗”的大辩论。对“白旗分子”,哪有什么道理好讲,拳头、耳光一齐上,推、打、捆、批不留情,打下了“右倾保守”的气焰,打出了“高产卫星”的威风。后来王乾成宣布:早稻试验田,亩产要过六千斤!果然会场鸦雀无声。

六月中旬,县委在闵集乡召开水稻高产现场会,研究如何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争取水稻大面积平衡丰产,创造高额丰产纪录。现场会上,县委负责人号召大家“要发扬敢想、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把试验田的生产提高一步,搞出早稻亩产上万斤的“高产卫星”。

参加现场会的王乾成,被县委负责人的讲话吓了一跳,王主任虽说是人猛气粗,万事不惧,但当县委决定由他来放“大卫星”时,他还是怔住了。想来想去,县委领导就是高出一截。你不敢想的他敢想,你不敢说的他敢说,他想出来说出来,下面的就该你照着去做了。做不到,就要反右倾拔白旗。做好了,当然有奖赏。

在县委领导的动员下,他在会上再一次作了“高产卫星”的开路先锋,斗胆报出高产指标,争取试验田亩产二万五千斤。

先进就是先进,重点果然不负重望,建国一社的高产指标,使县委领导舒了一口气。

但王乾成在会下给领导们出了一个难题:“吴书记,赵书记,卫星我是放了,不过这事只能说,不能看的。你要报高产卫星,我敢给你放,不过一检查就过不去了,怎么办?”

赵金良一听,又急又恼:“你这个人怎么回事,还要不要党的领导。告诉你,这个卫星不仅说得。还要看得,出不得半点问题。”

赵金良和吴德简商量了半天,终于开了窍,想出了一个高招:“吴书记,王主任说一亩田冲上天也产不了两万五,如果弄它个十亩八亩的稻子来,种在一块田里,那还能不高产!”两位书记欣喜若狂,终于找到了放“卫星”的绝招来了,“好办法,果然是好办法!”吴德简赞不绝口。跃进时代,技术革新么。赵金良苦思冥想,发明了一个大跃进年代的专有名词:“移禾并蔸”,又叫“掇禾并丘”。

从此,“天下第一田”有了保障。后来全国各地水稻“高产卫星”,大多走了“移禾并丘”这条路子。高,实在是高!麻城县委的领导方法,果然高明!

县委书记放了心,王主任可揪了心:早稻亩产“二万五”,在社委会上通得过吗?“二万五”,百分之百的“二百五”呀!看看八月就是开镰收谷的季节,一个多月想什么方法才能兑现呢?他是种田人出身,一亩田打多少谷他哪能不知道。关键是田里怎么搞出二万五千斤粮食。王主任急得几天没吃好饭,没睡好觉,生怕完不成党交给的这光荣任务。

果然,回社后召开社委会,大家听到亩产二万五,全都惊呆了。亩产二万五千斤,别说长了,堆在地上都有好几尺高。社委会在社委们吵吵骂骂中结束,没讨论出结果。

隔不两天,又召开了社管委扩大会议,干部和积极分子到了37人。高产指标一摆出来,会议又吵成了一团。王主任猛一拍桌子,提高嗓门压住全场:“今年的早稻除了要搞大面积平衡丰产外,还要大胆搞亩产三四万的高产试验田!”

主任的话音刚落,一位社委会委员立即反对说:“搞大面积平衡增产不是一样增产,为么事一定要搞高产试验,盘古开天地以来也没听说过亩产三四万的事,种田人种的是稻谷,大树上长铁,一亩也产不出三四万哪。”当下附和他的人差不多占到一半。

王主任哈哈大笑:“我也让县里批了一通。县委有跃进增产新措施,把已经长好的稻谷全扯起来,几十亩并一亩,高度密植,高产量没问题。县委给起了个名,叫掇谷并丘。”

会议又吵成了一锅粥。

王主任的话音刚落,一位社委会委员立即反对说:“我怕人都发晕了,田里好好地长着谷,扯它几十亩并一亩,费多大的劲,又增加不了一两谷。劳民伤财的,搞它做么事?”

有人说:“有功夫下在田里,真的把产量搞上去,交了国家,社员口里也多吃它几两。早稻插下去了两个多月了,生米煮成熟饭,做么事要搞这放卫星?”

“口一张,几万斤,一亩田有多大不晓得,种田的人嘛,都搞不清种在田里还是种在天上。”

王乾成斩钉截铁地说:“开会是要大家讨论一下高产卫星怎么放,不是要大家来唱反调的。人家河南的小麦卫星,一放就是七千斤,这是大跃进的形势嘛,又不是我王乾成瞎吹的,报纸上讲嘛,党的政策如今是要高产。”

意见不统一,扩大会很快就成了辩论会,大跃进年代有很多专有术语,辩论,就是其中之一。被辩论者被押上会场中心或台上,任凭别人批斗辱骂泼脏水,不能辩白一句,否则就是不老实,要打下嚣张气焰。辩论就是斗争,拳打脚踢是家常便饭。会议开来开去,气氛越来越紧张,那些有不同意见的干部赶紧改口认错,以避大祸。

经过一番辩论斗争,高产“卫星”指标终于通过了,王乾成得意洋洋,赶紧向县委汇报。

“二万五”放“卫星”的消息传开,社员群众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有人形象地说:这是拳头大的口,晒筐大的嘴,张得开合不拢。有人还编了这样一首顺口溜:“深耕一丈五,肥料要几千,卫星好几万,恐怕不如愿--减产赔款。”

社员风言风语,就连一些干部家属也觉得自己家里的当干部当苕了,当的背时缺德官,明明白白的人,当了几天干部怎么就发苕了,一放“卫星”好几万,弄得自己在人前做不起人。干部们回到家,父母劝,老婆骂,乡亲们指脊梁。

“发苕”,是湖北人骂人的方言,含义同于“二百五”、“活宝”、“白痴”、“傻瓜”。谁愿意“发苕”呢?“掇秧并丘”放卫星,实在太“发苕”,谁也不愿去当。而王主任迫于舆论压力,一时也不敢下这个手,这事就被搁置下来.

四、逼上梁山

转眼就过了个把月,现在到了早稻收割季节。

从北方小麦夏收开始掀起的“放卫星”高潮,一浪高过一浪。王任重和湖北省委憋足了干劲,全面布置湖北全省水稻高产的“放卫星”。

7月17日,在湖北省委扩大会议上,王任重代表省委作报告:《在五年内建成社会主义的新湖北》。他在报告中对各地放高产“卫星”作了明确的指示和布置,并提出:“今年稻谷可能出现万斤,至少也有5000斤、8000斤的。要不,稻谷可成了低产了。晚稻肯定有万斤的,是不是可能有两万斤的呢?也可能有。那么我国的稻谷单产就可以创造世界最高纪录。创造小麦最高纪录的是苏联,亩产二千斤,而我们是七千斤。”

省委定了调,地、县猛吹号,姜一代表黄冈地委向省委表态:早稻定要过万斤,争取三五万。

7月底,姜一打电话到麻城,催问吴德简“放卫星”的工作准备得怎么样了。并明确地告诉他,省委和地委已经在等早稻“卫星”了,必须抓落实,要立军令状。

当吴德简和赵金良得知建国一社放“卫星”还没动静时,火冒三丈,把王乾成和蹲点干部一顿骂,责令限期落实,如有差错,党纪处分!

早稻开镰了!“高产卫星”在湖北遍地开花。

7月31日,《湖北日报》报道了应城县春光农业社率先破万斤的消息,该社放出早稻亩产10597斤的“卫星”。

8月10日,孝感县创造早稻亩产15361斤的“高产纪录”,《湖北日报》隆重报道。

但是,省委、地委的电话接二连三,报纸、广播形势逼人,当时南方各省水稻“高产卫星”如炮火连天,麻城县领导被催得心急火燎。用县委宣传部长的话来说,放卫星那些日子里,上上下下的负责人,心情都是一日三波。

王任重召集派驻黄冈和麻城的工作组,负责人亲自谈话,反复强调在黄麻起义的老苏区,放“卫星”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特殊的社会效果。王书记很有几分感染力地训示:群众的干劲,靠我们把火烧起来。要善于发现典型,培养典型,总结经验,以点带面。现在全国各地大跃进,放“卫星”的形势一日千里。湖北的工作历来是不错的,大跃进是不是会落后?争上游才是我们的风格嘛!同志们下去,要充分依靠地方党委,要坚决服从省委的部署。湖北要在全国争上游,麻城的高产“卫星”应该当成重点。

省委、地委工作组和高产“卫星”验收团,奉命急赴红安和麻城。麻城县委紧急部署放“卫星”。没过两天,麻城县平清乡第二农业社1.01亩试验田,在县委领导人和验团的督战下,放出16260斤大“卫星”。

县委领导人同省、地两级领导,研究决定在全县开展放“卫星”的社会主义大竞赛,电话通知到各乡和农业社,要各地尽快把高产“卫星”估产量上报县委,并强调各社增产试验田要现场验收,通知到各乡和农业社,核实产量。一时间,各乡各社高产“卫星”纷纷上报县委。你报五万,他报三万,也有报一万、八千的。一时间好不热闹。经地、县两级领导研究决定,认为亩产报五万的不可靠,报一万的又太少,只有建国一社亩产三万多比较可靠,而且建国一社又是省、地、县的先进典型,因此决定以建国一社为重点验收对象。

8月9日验收的通知传达到建国一社。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严峻局面,社委会连忙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办法。火烧眉毛能不急!这次大家倒统一认识了,既然逼上梁山,那就不干也得干。会上有人提出了一个办法:掇谷!上级提倡掇秧并丘,不过现在季节已晚,稻谷都快垂穗了。是不是把快熟的稻子并田移栽,几块、几十块田的谷子并在一块,不高产才怪事呢!

会议一下子热闹起来。但到哪里去找这么一块高产试验田呢?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决定由负责中片生产的社副主任负责,在生产条件较好的河北垸,找一块条件好的早稻田。

河北垸,处于麻溪河和大河两条河流之间,土质肥沃,而且离公路不远,上面领导来视察、参观者来参观都方便。这个垸子有近280亩水田,分属四个小队,历来也是社委工作的典型。

8月7日清晨,肩负重任的冯副主任赶到河北垸,喊醒了睡梦中的二小队队长。冯副主任坐定之后,向小队长一五一十地讲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问道:“么样,有没有决心搞?”队长一边擦着惺忪的眼睛,一边挥手说:“搞就搞!”

两人踩着田埂,到处选“卫星”基地。转到水塘边的一块大田,卷起裤腿,下田踩踩泥脚,感觉泥质有些硬,冯副主任说:“这田搞不得,蔸大的稻子插不进。”小队长说:“那就换一块田看看。”

他们边走边试田里的泥脚,不知不觉来到垸子侧边的一块油砂田边。一试,泥脚正适合,就近扯一把稻试栽,蛮顺手。小队长还有些犹豫:“这块斗丘田小点吧?”冯副主任在田边边洗手边说:“管它呢,时间紧,来不急了,就是它了!”

“天下第一田”就这么扯淡般地定了下来!

午饭后,冯副主任同社主任商量好,喊来六名社委搞“试验田”,他们先把斗丘田的稻全部扯起来,然后从田头开始,一棵挤一棵的栽起来。六个人忙了半天,天快黑时也只栽了一小块田头。太难了,几个人叹声叹气回去了。

王主任在田头蹲了半天,一看不是个事。第二天,调了37名社员下田搞移栽。结果跑了17人。这不是造孽吗,长得好好的谷,眼看就要割了,费工又费时去从别的田里扯下来,按到这块田里又不多长一两谷,反而要整掉不少谷。这年头,党员和干部怎么越搞越苕了,而且油盐不进,刀枪不入,真没法!有3个人思想闹不通,干脆罢工不动手。

眼看验收日期逼近,按常规办法已经不救急了。社委会召开干部会,决定采取强硬手段,该压就压、该罚就罚,搞不通就辩论。一定要把“观潮派”、“秋后算帐派”狠狠整下去,坚决不准“放冷气弹,唱促退曲”!

接着,社里又召开青年会,组织青年突击队,动员群众突击作战。有的社员说:“这种横拉蛮的事千万干不得,闹得将来受损失,社里要减产,公粮交不上,社员要挨饿的。”社委会当即抓住典型,召开田头辩论会,狠批猛斗,社员也被整得服服帖帖,不敢多话。事情至此就好办了。

社里组织了150多人的劳动力,先将斗丘田整得软软糊糊的,再分拔稻、运稻、栽稻三个专业班,“协同作战”。稻不好运,扯下来有泥巴,禾穗上有谷,弄不好谷子就会掉落下来,而且谷穗只要碰折就会断茎,吊几天谷就发烂。社领导督战,命令社员回家取来箩筐、水桶挑禾,搬来木梯、门板当“担架”抬。真好象伺候月婆子般作难。原来估计扯8亩田的稻,就可以将这块斗丘田按满。结果扯了12亩田的稻,才算“圆满完成任务”。

由于日夜鏖战,十分紧张,移栽的稻杆大都沾上了泥巴。他们又搬来打药的喷雾器,灌上水,将泥巴小心翼翼冲洗掉。同时,还没忘记把踩得泥泞不堪的田塍一一刮平。刮泥浆时又小心翼翼地不弄伤草,否则连草一起刮掉,田塍都成了和尚头,那就要露底出丑了。最后,再用砂子一撒,大兵团突击作战的痕迹就没影了。干部们弄虚作假时表现出来的才智,真是到了令人叫绝的地步。

试验田如期弄成了。已成熟的稻谷移来立不住,一风顺地拥在田里。那年头干部们真是智谋万千,让人们拿来绳子,打上木桩围住田边。稻穗露在上头,穗子压穗子,足足铺了一尺多厚。社干部轻松舒坦了,心中一块秤砣到底落了地,现在就只等上级来检查了。

但群众心里憋火平不下气。社员罗文高当众用手戳着这块斗丘田大声说:“这样办要能高产,我把头剁下来给干部当座垫。”有的社员戳着干部的背影说:“都是苕种!好事没见你们揽来,蠢事倒叫你们做尽了。这是睁着眼睛跳崖,自寻死路。将来会害得大家没有饭吃!”

干部们听见了只当没听见。管他呢,反正检查团快来了,检查完了算交了军令状交了差,而接着来的奖励、提拔、出风头,想起来就叫人耳热心跳!等的就是检查团快快来,社员爱骂不骂去,只当没听见。

他们可能也没有想到,高产荣誉之后的,真的是减产和高征购带来的大饥荒。他们的弄虚作假,固然应付了上级的压力,然而即将发生的事,就祸害了一方父老乡亲。

五、高招出“高产”昧心创“奇迹”

1958年8月13日,中国最具权威性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套红标题下,向全中国和全世界报道了开天辟地以来,人类农业文明史上最具爆炸性的新闻:《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

据报道说,这块高产田从8月8日开始收割,到11日才全部收割完毕。参加三级验收团的,有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副秘书长史林峰、华中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韩玉生,中共麻城县各乡、社代表数百人。中共黄冈地委第一书记姜一,也参加了一部分验收工作。收获的过程都是由验收人员和社员们一起收割、打场、扬场和过秤的。在1.016亩早稻田中,实收干谷37547斤12两,平均亩产36956.7斤。这块高产田的主要培育人,是这个社社主任王乾成、副主任冯福炳、社委王茂刚和第二生产队队长罗学江,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许多社员(主要是青年社员)也积极参加了培育工作。

据报道说,这个人们所不敢想的早稻高产纪录,是充分发挥共产主义风格大胆革新的成果。这块田共整了10次,深耕一尺以上。共施底肥、追肥5次,先后施用的肥料有:草籽3000斤,圹泥1000担,陈砖土400担,硫酸铵105斤,过磷酸钙80斤,水粪60担,豆饼108斤。底肥是结合犁地分层施用的,作到了层层有肥。插秧的密度,实际上已经很难用多少蔸来计算了,因为整块田的稻子都是一根紧靠一根的。在稻禾长到1尺多的时候,又实行了掇秧密植。

在验收时,人们曾选1平方尺的面积进行实测,据实测结果推算,平均每亩约有768万穗。把鸡蛋随便放在覆盖着的稻禾上滚动,鸡蛋始终不会掉到田里去。可见这块田的禾密到什么样子的程度。

过两天,《人民日报》发表的麻城“卫星”照片,其中一幅分外精彩。只见4个小孩站在稻谷上,脚面都不埋没一点。照片解说词:这块亩产田里的早稻长的密密层层,孩子站在上面就象在沙发上似的。

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祝早稻花生双星高照》。社论说:“去年我国水稻亩产的最高纪录,单季稻是二千四百多斤。麻城麻溪河乡建国第一社所创造的纪录,比去年增长十四倍以上。”“这样高的单位面积产量,这样高速度的增产,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毛泽东同志在1955年冬就说过:‘将来会出现从来没有被人们设想过的种种事业,几倍、十几倍、以至几十倍于现在的农作物的高产量!’今年的农业丰产,完全证实了毛泽东同志的科学的预见。早稻、花生高产‘卫星’的出现,是共产主义风格的胜利,是破除迷信、彻底解放思想的胜利。湖北麻城县麻溪河建国一社的同志们,实行了高度密植及其他许多革命性的措施,终于赢得了伟大的胜利。这又一次生动的证明,‘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解放了的人民可以创造史无前例的奇迹来。”

社论强调:“我们培育高产‘卫星’的目的,就是为大面积丰产提供榜样和经验,我们希望各地在培育高产‘卫星’的同时,要抓紧大面积丰产这一重要环节,认真总结经验普遍推广,争取全面的大丰收。”社论充分肯定了“移苗密植”的经验,并大力向全国推广,强调“这个经验,对于目前争取大秋作物的丰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各种农作物的大面积丰产开辟了道路。”

与此同时,《湖北日报》也发表了署名“龚同文”(中共湖北省委写作组)的文章《再论“卫星”的重量》,夸耀建国一社这个丰产纪录,“比1957年早稻平均亩产570斤增加了64倍”,盛赞“亩产早稻三万六千多斤里头有活生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奇迹的出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

实际上,这颗创造“世界奇迹”的高产“卫星”,不过是一场以喜剧开场,以悲剧告终的活闹剧。知情者把实情留给了历史。

原来,为了应付上级“验收”和检查,社委会专们召开了“敌情”分析会。会上先将“破坏高产卫星”的“敌情”作了估计和分析。地富反坏右会搞破坏,散布谣言,“右倾分子”、“落后分子”会发牢骚,讲怪话。各队要把这些人排一下名,把他们隔离起来,或者调到偏远不挨人的工地上去。实际上是社里怕人们对“大卫星”风言风语说“怪话”,甚至把放“卫星”的真情露了底。

河北垸赶在上级验收前,紧急遣送了“敌对分子”和“讲怪话”的16人到偏远的钢铁工地。这一招还蛮有效。当时大部分青壮劳力都上工地“大兵团作战”去了,家里留下老弱病残人心惶惶,怕吃不消那种劳动强度。社、队干部又召集社员群众开会,恩威并施,特别强调讲怪话要严惩,在刹歪风。

万事俱备,8月9日,这块掇谷并稻的试验田开镰收割,留下一块一丈见方的“样板田”,供日后验收参观。

10日,省、地、县一批农技干部奉命到达,他们在“样板田”中选择一平方尺的面积进行实测。据实测的结果推算,估计这块“高度密植”的试验田,产量不会超过九千斤,与社干部上报的三万多斤相差太远。

晚上,专署农业局的农技干部向地委验收团的领导反映了这个情况,但未得到理睬。闹剧的主导者们对于一切不同意见,要么打压,要么视而不见,决意要将这场好戏进行到底。

当晚,地委验收团会同社委会布置连夜打场,从生产小队赶来10多头牛,用石磙碾场。河北垸4个小队抽来了100多人,挑灯夜战,苦战一通宵,把堆在晒场上的约6分多面积的稻堆全部脱谷完了。

但是,有的农村出身的干部因为熟悉农活,当时就发现,有的稻堆是前几天割的,不是斗丘田的稻谷。原来,为了完成高产丰收的政治任务,放出省委、地委、县委所期望的高产“卫星”,建国一社的领导们又私下布置,趁人多人杂混乱之机,派人把河北垸4个小队收割的稻,全部挑到这个晒场上充数。

8月11日,以湖北省委工农业检查团成员、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和华中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为首的省里的验收人员,到达建国一社。此时,打场和过秤已经完毕。

为了确保这颗既是生产“卫星”,又是政治“卫星”的高产“卫星”发射成功,省委验收人员采取了比地、县验收团“慎重”得多的方法,召集地委验收团、县委验收组全体人员、白果指导组组长,以及省、专、县技术干部和各乡、社代表数百人参加,省委验收人员亲自用三角测量法丈量试验田的面积,又将稻场上堆放的已经脱粒的稻谷一一过秤。经过去杂、去水份后,由社会计计算出结果。

最后,省人委会副秘书长史林峰当众宣布说:“建国一社创造了世界奇迹”,1.06亩“江西早”籼稻,收干谷37547斤12两。平均亩产36956.7斤。尽管激情昂扬,但他心中还是有数的,他亲手测量、过秤的,只不过是“卫星”创造者们早已弄虚作假设计周全了的结果。

但科学还没有完全失去自己的鉴别力。当时参与验收的农业科技工作者,有的人并没有泯灭自己作为科学家的良心。在当晚的验收人员会议上,湖北省农科院的一位年轻科技干部,直言陈述了自己的异议。他认为根据计算,亩产36956.7斤,将意味着一平方寸要生产6斗谷。而样板田的实测结果表明,这块试验田的产量不可能达到三万六千多斤。还有的人口里不说,心里有数:“江西早”名曰早稻,实际上是中稻,只是插的时间早些。较之早稻,它的产量无疑要高些,但最高一亩也只能产800多斤。

主持会议的地委验收团负责人见此情景,十分生气,怒气冲冲地说道:“我们应当相信群众!人家那么多人打场还能有假的!我看这个会议上有那么一种十分危险的右倾情绪!”

话音刚落,刚才发言的那位年轻科技干部腾地站起身来,拂袖而去。初生牛犊不怕虎,年轻知识分子不服邪!会场上顿时鸦雀无声。

在座的各位科技人员当然明白这番话的分量有多重。经过57年反右,知识分子整个被当作资产阶级来看待,“知识越多越无用”,“知识分子要改造”,这是一场政治革命的狂风暴雨奏响的主题曲。何况几天前报上发表了刘少奇的讲话:“农业社的干劲和钻劲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农民做了,这是个革命。”大家都为那位科技干部捏一把汗。还是专署农业局一位干部出来打圆场,说情况还可以进一步了解,但应该相信群众。会议的紧张气氛才缓和下来。

过了一会,有人拿来一张表,上面写着建国一社早稻丰产试验田,经过验收亩产达到多少多少,要与会者签字。在场的领导干部签字后,其他人也随大势一一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最后一道验收手续到此结束。

当天晚上,新华社一位记者在当地召开干部、群众座谈会,由社主任介绍创造早稻高产世界纪录、放“大卫星”的经过。王乾成重点介绍了“移苗密植”的经验。

会前,在有关人员的协助下,他已作了认真准备。当记者问他,何时“掇秧并丘”时,王主任按着本子上写好的内容回答:“早稻抽穗时节。”快割谷了才并丘的事讲出去不是丢大丑吗?所以并丘的时间改在6月21日开始。他说,开始深耕、施肥都不够,当时早稻已长到一尺多高,为了夺高产,他们便毅然决然把秧苗拔下来,再深耕,再增投肥料,并移苗密植。王主任把拔稻移栽说成是“移苗”,记者就记下“移苗掇秧”;王主任把时间提前一个多月,记者就依此录下。

记者又问他们还采取了哪些增产措施?社主任巧妙的回答,一切能够增产的措施,他们都努力去作;一切妨害增产的因素,他们都努力克服和消除。如加强田间管理,施追肥,防倒伏,防灾害等。实际上这是中共中央文件和大小报刊上反复强调的几条。

座谈会后,新华社记者怀着抓大新闻后的职业自豪和激动感,连夜加班赶写新闻报道,并将稿件内容火速传到北京。于是就有了上述的8月13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套红新闻。

为了给“高产卫星”披上“科学”的外衣,奇迹制造者决定让有着科学家名称的学者们,顶着科学的桂冠出来作证。需要他们做的只有两件事:给高产卫星捺手印,和承认自己的保守、无知。

新华社报道:华中农业科学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到“天下第一田”参观后,“豁然开朗”。所长张子明说,“只要到田边一看,一切疑虑就都解决了。……过去我们有些农学家总是想不通;一亩田产万多斤谷,谷穗该怎么摆,禾苗该怎么长呢?现在一看这些问题都解答了,它们可以向空间争取生存地位啊!”副所长郭甫说,“社主任介绍情况时说,‘我们就是怕想不到,想到了的就能做到’,这话对我们启发很大,而我们许多农业科学工作者正是缺乏这种精神,不是想到就做到,而是顾虑重重。”(见人民日报1958年8月13日第5版《田边一看,豁然开朗》)

8月13日下午,几位青年突击队男女蹲在这“天下第一田”的田埂边,心事忡忡地扯开了谈。一位高小毕业回乡的青年说:“这年头,怎么假的跟真的那么弄,自古种田人是弄不得假的嘛。现在好像越假越吃香了,想不通呢!”

有位刚得到“跃进劳动标兵”奖状的“突击队员”很激动:“这哪里是种田,这是在种昧心田哪!人糊弄田,田就糊弄人。这几十亩田的谷子搞成卫星田,毁了多少粮。种田人这样种下去,只怕日后要喝西北风。”果然“苦日子”来临后,五人中一人饿死,两人浮肿,一人子宫下垂兼重伤寒,几乎失了性命。当然那是后话了。

“天下第一田”问世后,有麻城县群众愤然上书,反映干部的弄虚作假,强迫群众拔禾并丘,十几亩并一亩,放出“卫星三万六”。患病休养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读后愤怒不已,在从北京去广州养病前,亲自写信,将上书转送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建议中央登报制止。在当时的气氛下,此论无息而论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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