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的孤儿海伦
在现实的语境中，我们经常会见到一些惊人之语。比如“宇宙真理”。乍读会让人觉得是某些人理屈词穷、狗急跳墙的臆造词汇。但这个“宇宙真理”还真是有出处、有来历的。
一、方志敏其人
“宇宙真理”一词出自《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是中共早期的领导人方志敏在被俘后狱中论述的一篇。
方志敏在诸多的早期的共运领导人中，算是比较有文化的。他年轻时考入江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预科班，后在教会背景的九江南伟烈学校求学，还曾在上海任《民国日报》校对。他在兵败被俘后文思迸发，写了一大堆抒发情怀的文章，其中《清贫》和《可爱的中国》两篇还被引入后来的小学教科书。
他在《清贫》中那段“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但为革命而筹集的钱，是一点一滴地用之于革命事业……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孩子必读的精神食粮。
但真实的历史那些在他的口号声中长大的孩子开了一个大玩笑，方志敏最后的死，不是因为革命造反，也不是捍卫恋恋不休的宇宙真理，而是作为一个绑匪被明正典刑。
二、财政部长的创收
1931年11月，中共在苏联人的全力襄助下，在属于穷乡僻壤的江西瑞金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共和国”实际控制区域是赣南、闽西两块叛乱根据地，全盛时期也不过有21座县城、5万平方公里面积、250万人口。这些地方是典型的老少边穷，军阀们都懒得哄抢之地，这是苏区根据地能够得以建立的前提。
但是国家的顺利运转是需要税收来保障的，靠苏联人给的卢布小打小闹，甚至建国都可以，要维持温饱外加供养军队就有点困难。苏维埃政府的解决方法之一是发行“革命战争公债”，甚至还发行过所谓“五次围攻决战公债”，但是猫的身上毕竟薅不出羊毛，面对一堆穷人发债效果可想而知。而当辖内仅有的乡绅也被榨干后，走投无路的苏维埃政府和如今的索马里人民殊途同归，想到了同一条道路——绑票。
方志敏在1931当选为苏维埃政府“赣东北省”主席兼财政部长，这个财政部长为革命筹款的主要方式就是绑票。
1930年7月，面对苏维埃政府实在揭不开锅的困局，赣东北特委书记唐在刚建议方志敏，奇袭距离不远、守卫空虚的有“钱柜”之称的瓷都景德镇。方志敏采纳了这个建议，带领所部红十军伪装成国军，两天之内轻取只有一个营守卫的景德镇。这次行动斩获颇丰，除了留下赣东北苏区自用的钱财珠宝外，仅解往中央苏区的就有赤金2箱，白银48箱。
此外，方志敏此行还绑架了多名在景德镇经商的外国商人，并将他们押往“赣东北省”省会——葛源。在得到这些外国商人家属的巨额“赠款”后（据方志敏女儿后来回忆，这些钱财是被绑架的外国商人“自愿赠予”红军的），这些外国商人得以释放。
但是对自己的同胞，方志敏就没有这么客气了，景德镇富豪、当时中国最著名的瓷器美术大师、“珠山八友”邓碧珊家产被哄抢一空，本人也被无情的砍了脑袋，谋财害命、杀鸡取卵，这虽然是当今的索马里职业绑匪们都不愿意干的事情，但对于革命者而言，这就是革命事业的一个部分——红军打出的口号是“上等人一扫光，中等人不要慌，下等人来相帮”。
这次行动并不是方志敏绑票生涯中最辉煌的，两劫“廿八都”才是他的得意之作。
位于浙江省衢州江山市的廿八都素有“枫溪锁钥”之称，自唐朝开埠以来，因为位置重要，是富甲一方的商旅重镇，也是兵家必争之地。1932年6月，方志敏亲率属下的广丰独立团，带着大批“挑夫”，奔袭廿八都。红军除了掠走大量食盐、布匹、现洋等数万元的财物，还把未逃走的地主、商人及其家属共两百多人绑回根据地，同时将抓获的保长放归，让其通知这两百多人的家人速将足额的“革命经费”送往苏区。
事后保长带领本地一群青壮年，每人挑着八百块大洋去红军驻地赎人，但有些人赎回来了，有些人则不幸被撕了票。[1]
最悲惨的是，两个月后，方志敏居然又再次洗劫惊魂未定的廿八都，再绑架地主和富绅三十多人为“肉票”。经过这两次洗劫，廿八都这个明清以来繁荣了数百年的商贾小镇至此萧条，再无恢复。成为今天文化学者口中的“一个遗落在大山里的梦”。
三、传教士师达能夫妇被撕票事件
1934年10月，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军事失利，无力在根据地立足的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主力喊着“北上抗日”的口号一路向西败退。为牵制国军，给主力部队的撤退留出时间和空间，中共将红七军和红十军合并，组成新的红十军，由方志敏领导，改名“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但这只抗日先遣队并没有奔向有日本人的北方，而是径直朝东，往根本没有日军影子的安徽、福建、浙江方向出逃。
1934年12月6日，抗日先遣队下属的红十九师在师长寻淮洲的带领下，占领了安徽旌德县城。在此，红军领袖们故态重萌，抓获了在此传教的美国人师达能（John Stam）、史文明（Elizabeth Alden Scott Betty Stam）夫妇和他们年仅两个月大的女儿海伦（Helen Priscilla Stam），根据往昔的经验，立即要求师达能夫妇传信上海教会总部，两万大洋前来赎人。
但是手握宇宙真理的马列信徒遇到了更有信仰的基督信徒，真理的对决在所难免。师达能在写往教会的信中，丝毫不提赎金，也不提自己的险境，只是引用福音淡淡的写道：“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体上，现今也照常显大。”[2]
在师达能夫妇被绑架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当了看客，三个伟大的中国普通人出人意料在两天的时间中演出了一本完整的赵氏孤儿。
被绑当日深夜，婴儿海伦受惊啼哭，看守的红军士兵极为不满，建议杀之，一个同被关押但即将被释放的中国无名氏挺身而出，责问士兵为什么要杀害一个无辜的婴儿，士兵怒问到，你愿意替她去死吗？旋即，此人慷慨成仁，但婴儿海伦由此幸运存活。[3]
次日，“先遣队”押解着被捕获的人员及劫掠的大量物资前往庙首镇，在得知师达能夫妇无意向教会申请赎金后，师长寻淮洲恼羞成怒，在庙首镇举行群众大会，欲将师达能夫妇斩首示众。
即将行刑之时，一个当地的基督教徒张师圣突然冲入刑场，再三恳求红军不要杀害师达能夫妇。红军随后从张师圣的家中搜出一本《圣经》和一本赞美诗，于是，寻淮洲便以“帝国主义的走狗”为名，将张师圣和师达能夫妇一起斩首。[4]
12月9日下午，躲藏在山上的另一名中国牧师卢克周潜回庙首，在一间屋内找到了孤儿爱伦，随后又在大街尽头的山坡寻得师达能夫妇的尸体，买了两副棺木，将其安葬，卢克周带着爱伦和师达能在庙首写的遗书，步行北上，沿途寻找乳母喂哺艾伦，最终将爱伦送到山东济南，交其外祖父母。[5]
这段貌似普通的历史，完全可以作为中国人美与丑的经典范例。残忍与仁爱，伟大与渺小，卑微与崇高，无一不在凌厉的对峙。
四、方志敏之死
师达能夫妇被绑架、撕票一案在当时就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影响绝不亚于号称民国第一大绑票案的临城大劫案，在美国政府和中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民国政府暂缓了对中央红军的围堵，抽调大批军力，全力围剿方志敏部。
从直接责任人的角度，红十九师师长寻淮洲无疑首犯，但是方志敏作为这支部队的最高领导恐怕就更难逃干系。有没有他的授意很难下定论，但方在被俘后所写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中专门有“我不相信基督教”的一节。
他学生时代被南昌甲种工业学校开除后，著名的江西九江南伟烈学校（教会学校，方志敏曾于1921年求学一年）接受了他，在方志敏参加“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发动“行政公开、推翻专制腐败校长”的罢课请愿等活动后，仍然没有开除他，但方志敏似乎对此毫无感激之意，他写道：
“所谓上帝的传道者——神父教十们，实际上完全是帝国主义派来深入中国各地的侦探和鹰犬……他们到处造大洋房，开办学校医院，实行许多假仁假义，小恩小惠的事情，都是各国资本家捐助来的巨款，这也就可见他的用意和作用了……像我这样相信科学相信真理的青年，那会相信他们毫无根据的鬼话呢？”
方志敏的态度，对于民国政府把他和寻淮洲作为撕票事件的1、2号疑犯，恐怕不算冤。寻淮洲在杀害师达能夫妇后不到5天，就在太平县谭家桥伏击战中被击毙，所部流离失所，损失惨重，方志敏率红十军剩余部队被迫向闽浙赣边界逃遁，进至江西怀玉山地区时被国军包围，经7昼战斗，这支从未与日军照过面的“北上抗日先遣队”除少部突围外，主力基本覆没，红十军军团长刘畴西、红十九师继任师长王如痴被俘，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总指挥、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方志敏在玉山县陇首村金竹村的一个柴草堆中被抓获。
当时一位住在江西省上高的传教士Miss C. McFarlane在寄给上海教会的信中这样描述道：“对屠杀师达能牧师夫妇事件须负全责的共党领袖方志敏，已遭政府逮捕，与他同时被捕的有两位首领，一姓王，一姓刘，三人在上高街头游行示众，成千上万居民围观，使整个城市兴奋起来。”[6]
三人后来均被国民政府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与方志敏同时被擒的20师参谋长乔信明虽然被认定造反，但因为没有参与绑票，不久即被释放，后又上山打游击。
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在南昌被执行死刑，在此之前，他在狱中写下了在《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宇宙的真理”一说也就横空出世，全句如下：“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为着共产主义牺牲，为着苏维埃流血，那是我们十分情愿的啊！”
五、结语
所谓的宇宙真理，或许有一天我们会遗忘，但坚定的师达能夫妇，以及那些为保护素不相识的陌生人而慷慨赴死的中国人，我们应该要记住，一定要记住。
（原作于2013年6月3日，2017年1月4日修订）
史料来源：
[1]《衢州文史资料》，《红军攻打廿八都见闻》
[2]黄锡培，《舍命的爱》
[3][5][6]Mary Geraldine Taylo，《慷慨成仁：殉道的师达能夫妇》，1935年中文版
[4]《旌德县志》兵事纪略，199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