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刘晓波改变了我的命运轨迹

一、刘晓波病情晚期是不是官方的人为制造

中共又在准备庆祝自己的建党节日,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也将在香港参观访问,而海外推特与国内微信朋友圈中,人们却在关心一位民运人士的病情。

刘晓波夫人刘霞两条消息在朋友圈传播,并扩散到了海外推特上:1、多次要求拿到刘晓波体检报告,狱方不给;2、晓波病情已严重到无法做手术。

而中共有关部门也通过诡秘的方式,将刘晓波在狱中的生活片断视频上传到网路,并通过微信圈传播,这则视频中,人们看到的晓波似乎在狱中过着较正常的生活,有体育运动,有劳动,还接受身体检查。晓波本人对监狱人性化的管理表示“感激”。

既然监狱方一切都是正常的,那为什么刘霞多次向狱方要求拿到晓波的体检报告,却无法得到?晓波病情突然恶化,到了无法做手术的地步,这是监狱方面故意延误病情,还是因为监狱营养与医疗条件恶劣,导致其病情恶化?

这位被中共诬称八九民运黑手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很久没有了任何消息,而近日传出来的消息,却令人痛心,高瑜女士在推特上透露:“刘晓波已经住院抢救一个多月,家属被强迫隐瞒消息,如果不是律师今天公开消息,我们谁也不知道他已经进入肝癌晚期。”

六四学生领袖、现居三藩市的周锋锁先生在推上表示:“刘晓波在监狱中被拖到肝癌晚期,就是中共蓄意谋杀,如同李汪阳力虹曹顺利。”

资深媒体人、明镜总裁何频先生在推上发布的消息,则更令人不安:“中共高层不同意刘晓波到欧美治疗。显然,中共的政治意志高于任何人的生命权。”

各种迹象表明,中共有意隐瞒晓波病情!怕造成广泛的国际影响,病初期可能被治愈,并可以说话接受采访,对中共不利。所以,让其病的不可救药,是中共的潜规则。不仅刘晓波的资讯被有关部门严加保密,不允许外界知道,刘晓波的夫人刘霞女士也一直被软禁,与外界难以正常交流,这样的生活控制与精神折磨,导致刘霞女士头发掉光,人也一直处于高度焦虑状态。

因为八九民运后期,刘晓波参与了广场静坐,他就成了八九民运的幕后黑手,又因为起草并组织签名了《零八宪章》,他就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政治犯(刘晓波于2009年12月一审被北京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1年监禁,剥夺政治权利两年。)。这个中共政权的邪恶与脆弱,还有对公民人权的迫害与侵犯,通过刘晓波让全世界都看到它的癫疯状态。

中共不仅把刘晓波一步步制造成了国家敌人,还把他制造成了国家病人。而我,与刘晓波从无交往、交流,但命运重大时刻,却受到刘晓波极大的影响,他甚至是改变我命运轨迹的人。

二、六四淩晨  广场四君子与中共军方的谈判应该记入史册

八九学潮之时,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读文艺学硕士(88级研究生,当时校址位于西城的恭王府内),我们十几位同学是四月十七号开始到广场示威,最后撤离广场的时间则是六四早上五点多,整个八九民运过程,我是参与者,也是见证者。

直到六四之后北京警方抓捕刘晓波,我才听说到刘晓波博士参与了八九广场学生民主运动,在整个学潮期间,我似乎一次都没听说过刘晓波的名字,而现在公开报导的材料,也无法证实刘晓波参与策划或组织了八九学生运动。

现在我看到八九民运公开资料,刘晓波参与学运开始于4月20日,据香港《明报》报导,他与胡平等十人在纽约共同发表了“改革建言”促中共反省纠正错误:要求中共当局“重新审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有关问题”,“修改宪法”,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加入保障基本人权的条款,开放民间报刊,禁止因言定罪,真正实行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

接着,4月22日,刘晓波在《世界日报》发表《胡耀邦逝世现象的省思》,提出:“抛弃寻找开明君主的改革模式,而尝试着走一条从制度上改造中国的道路”,“如果大陆的大学生们和那些追求民主的知识份子们,能在公开支持党内开明派的同时,也公开支援魏京生等人和海外的《中国之春》,肯定会加快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同日起草《致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提出七条如何开展学生运动的建议。

上述这些观点现在看来,他是一位伟大的先知先觉者,但我在整个民运过程中,并没有听到这些言论,也没有任何一张小报转载了刘晓波相关观点,这些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或民主运动,无法评估。

在整个民运过程中,我看到更多的是,人们对高层官员家属的腐败深恶痛绝,同时要求中共政治改革,民主、自由是最高的政治追求。这些政治追求与反腐败要求,可以说已是社会共识,而刘晓波当时就提出不要有依赖清君的梦想,要海内外民运联合起来,谋求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政制,这些理念有政治高度,但却无法在当时促进促成。

刘晓波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仅是一位理论宣导者,还是一位行动者,当时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学。在学生绝食第二天他就进驻广场,参与具体的宣传、撰稿、讲演、募捐等活动,直到学潮尾声的时候,他与侯德健、周舵、高新等四君子组成天安门广场民主大学,他的名字才开始被更多的人知晓。

当时的情况是,情势已非常危急,刘晓波等人在做最后一搏,甚至可以说做好了牺牲的准备。而广场上,北京高校的学生们多已撤出,临近暑假,外地学生们正在抵达,四君子从六月二号开始的接力绝食,在广场上掀起了一次小高潮,而当时的中共高层,已完全做好了暴力镇压的准备,特别是六月三日下午,中共中央核心层成员的家人均完全知晓,当晚即将要发生怎样的惨烈的军事镇压。

历史无法假设,如果没有四君子的介入,广场学生是不是完全撤离,作为全程参与八九民运的学生,我观察的情形是,北京高校的学生们主力已离场,而外地高自联更多的在号召坚守广场,与四君子形成合力,但其影响力也只是在广场并不大的范围,它不足以给中共暴力镇压以合理的藉口。

六三当晚我与同学从长安街进入广场,然后一直在广场上走动,淩晨四点钟左右,突然所有灯光熄灭,一种莫名的恐怖笼罩在广场上,很快,就有其它同学过来告知,侯德健、刘晓波等人与广场北边的中共指挥官沟通,广场学生将和平撤离,而在与中共指挥官谈判之前,艰难的说服工作是对现场学生领袖们的劝说,当时的气氛是,誓与广场共存亡,广播里甚至还有一位法国媒体的记者也发声,要与学生们在一起,坚守广场。

现在想起来,当时能够主动与中共军方谈判,需要智慧与勇气,它给学生的理由是保存实力,以图将来,而对中共军方来说,则是减轻了血债。如果当时我们都不撤离,数以万计的军人将涌入广场,广场上一二千学生与市民将被军人的枪棍残暴,并集中到中山公园拘禁,随之而来的将是被审判与牢狱之苦。也许我们个人可以忍受,可以抱着牺牲的精神面对,但每一个学生背后,都有一个家庭,当时一个家庭培养出一个大学生,何其不易,养育一个孩子成人,更是付出了父母无量心血。

每念及此,我对现场谈判的刘晓波等四君子,永怀感念之心。

我永难忘怀:六四之后十多天,我回到老家怀宁,从镇上走回村庄的路上,我看到父亲微微弯曲的背影,他是从一个村庄问询一位从北京回村的大学生,有没有得到任何关于我的消息。当时他应该是悲哀至极,含辛茹苦一辈子养育成人的孩子,可能被一颗流弹击中、命丧中共的坦克之下,或者是被投入监牢失去自由。

三、我因《零八宪章》被免职并最终丢掉工作

刘晓波先生起草的《零八宪章》公布的时候,第一批签名名单中有我的名字,我因此被免去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社长职务,后续的许多机会与待遇均被剥夺,最终连退休的资格都失去了,被从单位归零(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学习与工作了近二十五年)。

其实,我当时并不认识刘晓波,更不知道是刘晓波起草了这份零八宪章。所以我并没有直接去刘晓波那儿签名。那为什么零八宪章第一批签名者有我的名字呢?我在网路上认识的一位朋友,从未谋面,他给我邮箱邮了这份宪章,我简单地看完了,并提了一些修改意见,同意签名。当时并没有特别当一回事,也没有问背景,只是觉得这是一份认真思考的宪政议案,如果通过某种方式或管道提交上去,影响中共决策者,或者让更多的人知道宪政民主常识,都是有价值的事情。但后来发生的事情,超出我的想像。

《零八宪章》公开之后,各个网站的论坛与博客都有传播,很快刘晓波就被抓,接着,单位有关领导就找我谈话,要求写出情况说明。我就把整个过程写了,但没有写联系我的网友的名字,也没有提及刘晓波,只是说通过信箱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宪章提案,自己认同其主张,并提出修改建议。

零九年一年的时间,几乎都被有关领导纠缠,不断要求写进一步情况,并要求认真检讨、反思,然后就是找一个其它的理由,免去我杂志社社长职务,更进一步,迫使我离职检查,等待重新安排工作,离开杂志社之后,又要求我进入研究人员系列,让我重新申评研究员职称。甚至诱导我,只要认真检讨,不再发表敏感文章,还可以到研究生院当导师,成为那儿的教授。

2011年,茉莉花事件,我在微博里写了几条所谓的敏感内容,两次被警方传唤,并通知单位领导去领人,这使得我在单位的处境雪上加霜。各种压力随之而至,这样的情境中,我只好提交离职申请,通过离职,获得个人自由,特别是让单位还回我一直被收缴的因私护照,解除我不能出国的边控待遇。

总之《零八宪章》第一批“签名”者身份,使我饱受二、三年的困扰,最终丢失了职位甚至全部体制内待遇,我当时给自己的安慰是,八九六四之时,刘晓波等人的谈判让我免受牢狱之灾,这次零八宪章事件,算是对刘晓波的一次偿回。

所以当时无论写多少情况说明,我都没有承认自己的政治过错,也没有怪罪刘晓波,当然,那个替我签名的网友,我也不可能向他们汇报。这一切与刘晓波无关,与替我签名的网友也无关,是体制与有关官员在造恶,在制造敌人。

像我所有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当时只有两个学者参与了宪章第一批签名,另一位是著名学者刘军甯先生,军甯所在的研究所,就没有严厉地逐除他(当然,单位对他也是不断问话与找麻烦,但还是保住了工作职位),而我所在的杂志社当时的主编陈飞龙(兼所长),因为想完全控制杂志社,特别是完全操控杂志社数十万人民币的资产,所以极力要把我变成敌人,似乎不清除我,杂志社与研究所就无法开展工作。迫害一个人,体制是一个背景因素,而相关官员,则是决定性因素。

零八宪章事件,不仅让我离开了供职二十多年的国家艺术研究机构,最终还迫使我离开了中国,通过美国的EB-1A特殊人才政策,获得美国长期生活居留权。

结语:风起于青萍之末

八九学潮或民运本是一次悼念胡耀邦的活动,由于中共体制内极左力量不愿意对社会进步力量有一丝的妥协,导致悲剧性的结局。而六四悲剧,既是中国历史之罕见,也是人类历史之罕见。其悲剧性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刘晓波一个人、刘晓波一个家庭的命运,也深重地影响着整个国家的命运。

刘晓波的命运沉陷于八九这个巨大的泥潭里,国族的命运也深陷其中。现在人们看到的是,国家无法向文明世界前进一步,却只能逆水行舟,向文革方向漂移。像刘晓波这样的坚守者,当年因为要带领更多的人撤离广场,肉身离开了现场,但,他的精神意志仍然坚守在广场,从来就没有离开。零八宪章让他再次身陷囹圄,这是因为他要成为广场囚徒,如果他死在于监狱,就等于死在了广场。

如果说当时刘晓波们通过谈判,军方还网开一面让学生们和平撤离,还有一丝人性的光泽的话,那么,今天人们看到习中央,人性的光泽又在哪里?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下,仍然不允许刘晓波及时出国治疗,无人性无人道的暴虐心性,已到了一个极致。

关键词: 
栏目: 
首页重点发表: 

Theme by Danetsoft and Danang Probo Sayekti inspired by Maks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