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炮是个技术活，也是一个危险活。1958年，我20岁，被小队抽去修三河水库，跟着一个姓胡的技术员学放炮的技术。跟着他学了一年多，我就能够一人独自完成放炮的任务了。从这以后，我在水库一直干着放炮和安全管理工作。
放炮的首要任务是埋炮。炮放得好不好，先要看埋得好不好，药量够不够。我做了差不多二十年的埋炮手，所负责的工地从来没有出过安全事故。
其他连队有出过安全事故的，有炸断手脚的，有炸死人的，炸得血肉横飞，连个尸体都不全，家属跑到水库来要人来哭闹。也有把人家房子砸塌了的，砸伤人的，各种乱七八糟的事情都有。
工地上放石炮要比放土炮难很多，技术要过硬，而且得有经验。石炮是炸石头的，比如要打3米深的炮眼子，就要灌1米深的炸药，同时要放入最低2.5米的引线，然后洞口塞上纸或者草，有时候还填沙子到里面，一个这样的炮可以炸4立方米的石头。石头可以炸飞50米以外，我们要跑出100米远，才比较安全。但是这样一来一去，工作效率很低。于是，我们在石头巢里建一个专门的防空洞，也是用炮炸开的，可以容纳六个人，点燃引线以后，点炮员就迅速跑到防空洞里，把门关上，捂上耳朵。
我每天吃完早饭后，就去仓库领一天用的炸药、雷管和导火线。然后把引线按照自己需要的尺寸剪成段，把炸药包成小包，用于前期的放炮工作。
在水库，一般情况下升绿旗是预备放炮，升红旗是工地点火放炮的信号，升黄旗是工地进行施工。工地一天放两次炮，一般是中午十二点，工人们散工去吃饭，我们才放炮，再就是下午五点半到六点，工人们都收工后，才放炮，要保证所有工地人员的安全，确保万无一失。
1974年冬月，我又去修碧绿河水库，修了三年。我在工地还是负责安全和放炮的工作。
在碧绿河水库，升绿旗是散工的信号，升红旗是点炮的信号。
有一次情况非常险峻。工地升了绿旗，刚刚散工，一万多民工正在陆陆续续地离开工地，所有民工离开工地到安全区域要十五至二十分钟。可是有一个兵团连长，他是复员军人，根本搞不清楚状况，看见升了绿旗就让人点火。工地当天打了34个炮眼，他带着一个人，一会儿工夫，把34个炮眼全点着了。我过去一看，顿时惊呆了，也吓懵了。还有上万人没有走出危险区，怎么办？
我当机立断，用脚一个一个地去踩熄引线。我怕引线没有踩熄火，又燃着了，就把引线在手上挽两圈，把导火引线扯出来。我当时不知道哪儿来那么大的力气，几秒钟扯一个，一边踩熄火线，一边扯，扯一根引线用几秒钟，然后一边跑一边往下扯。一个引线和另外一个引线之间隔了几米，我在十五分钟内，把34根导火引线，全部扯完，没有造成一个人伤亡。当时，我也顾不得喊人，就凭着一股子劲把这事干完了。等我终于松了一口气，看见工地里面还有很多人没有走出来。这才意识到衣服后背全部都湿了，人也累瘫在地上。
当天我就去向水库工程指挥部反映情况，因为这事关系着上万人的性命。第二天，领导了解情况后开会表扬了我，还给我发奖品，一个搪瓷饭缸，一顶草帽，一条毛巾和一张大大的奖状。
我这一辈子放炮从没有出过事故，可是我过的日子，就像是放了一个坏炮，躲都躲不过，把自己炸得血肉模糊，浑身都是看不见的伤口。
我在水利工程当炮手，村子里小队每年给我3600个工分，补助我一天半斤粮食，一年720斤谷。工地还补助我们8块钱一个月。日子比那些单纯在村子里种地的人强，随后就有几个熟人给我做媒。我三个月大的时候死了娘，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父亲身体不好，我是姐姐照顾大的。
我一直到28岁才结婚，在工地太忙了，根本没有时间回家。我第一个媳妇叫袁继香，婚后我们感情很好。她长得圆圆的脸，见人很害羞。结婚不久，她就怀孕了。我很少在家，每月把发的8块钱托人带给她。那年我在修大旗山水库，她生孩子的时候，我还是请假回家了。
她遇上了难产，当时的医疗条件不好。那天傍晚，她生孩子的时候，羊水破了，孩子没出来。我急急忙忙跑出去请外村的接生婆，等了很长时间接生婆才来，我媳妇疼得在床上打滚，丈母娘在旁边不停地给她擦汗，不停地安抚她。
接生婆接了半个多小时，孩子还是下不来，后来又折腾了一段时间，我媳妇疼得晕过去，又把她弄醒了，孩子终于生出来了，可是已经没有了呼吸。我一看是个男孩，很难过。媳妇哭得非常伤心，我一边劝她，一边偷偷抹眼泪。
过了三天，她产后大出血，也去世了。她当时只有27岁，是我亲手挖土把她埋下去的。我在她的坟地边默默地哭了一场，陪在坟边呆坐了几个小时，就返回了工地。
我心里一直放不下袁继香，整整十年，我都没有再找女人。
就这样过了十年。1976年，我38岁的时候，三河兵团的团长和营长看我一个人太孤单，就主动做媒介绍我到三河的夏长菊家。当时她有两个儿子，都不大。大儿子12岁，小儿子才5岁。我也想忘了以前的事情，就到她家倒插门。起初，她对我还好，我也把每月在工地挣的工资给她一大半。我们生了一儿一女，儿子叫胡刚辉。
后来田地承包到户，我从水利工地回来，在队里搞生产。谁知道我儿子3岁的时候，被我亲手兑的农药毒死了。
当时我去田畈给庄稼打完农药，还剩下小半壶药水放在门外，可是我媳妇不知怎么就拿进屋子里来。两个孩子在家玩，我和她两人又在田里忙，都不在家。儿子和女儿把农药当酒喝着玩，儿子不懂事喝了一大口，当时就口吐白沫，晕过去了。我从田里赶回来，抱着他心急火燎地赶往卫生院，在卫生院打了一针之后，医生让我们赶快搭车往县医院送。送到县医院紧急抢救，但是最终没有抢救过来。女儿只喝了一小口，还吐了一些在地上，救过来了。
儿子死了之后，我埋怨老婆，她埋怨我，我们互相怨恨，关系越来越糟糕。
日子总还是要过下去。后来我在三河小街开了个小店，卖水果副食和日杂农产品等。那时候，农民捉到活鱼、乌龟和泥鳅，都送到我那里去，我帮他们卖，从中可以赚一笔。我每隔两三天要搭车到县城进货，就让夏长菊守摊子，结果她把货卖了，钱却不交给我。我说要进货，她也不拿出钱来。我接触的顾客多，免不了和女人有接触，后来她就怀疑我外面有人，回到家就跟我没完没了地吵架。
我手里有了点钱之后，她就提出来要做房子。我想着她的两个儿子大了，土坯房也漏雨，就答应了。我做了一个大排四的瓦房，屋顶还加了明瓦，房子建得又大又明亮。钱大部分都是我的。我为了盖房子，做生意的钱用了一大半。后来我没钱进货，干脆就把生意停了。心想这下子她该满意了吧？但是她脾气不好，过了一段时间，如果没有顺着她，她又生事和我吵。我家姑娘长到十一岁的时候，我和夏长菊的关系彻底破裂了。
1989年，我得了伤寒病，一个星期没有吃饭。她儿子倒一杯水给我喝，夏长菊训斥他，说不该给我水喝。她连开水都不给我喝，我就彻底死心了，带着铺盖和几件衣服，离开了夏长菊家。我本来想把女儿带走，可是她把女儿提前送到别人家藏起来了。我到处找了一圈没有见到，孤零零一个人搬回了老家。
我搬到了小河头村，在父母留下的老房子里住着，种了一亩田，二亩地。一年可以收一千多斤谷，三百多斤麦子。一个人在家里太闷了，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我就到地里，田里去转转，找点活干，虽然有时候也没有多少活可干。我种了一大块菜地，春天的白菜长得水灵灵，夏天的豇豆挂满了架子、茄子也长得油光发亮。我还种了一块地的西瓜，能卖几百块钱，贴补烟钱。秋天的花生长得好饱满，芝麻也收几麻袋，乌黑油亮的，总能卖个好价钱。
我实在闲得慌，晚上就往我哥哥家跑，到他家去聊天或者看电视，总是聊到很晚回来。时间长了，嫂子不欢迎我，我就买了个黑白电视机，晚上看到很晚才睡觉。我睡不着的时候，就想念女儿。女儿后来想我，也回来住了几天，但她还是跟夏长菊走了。中间有很多年，我们没有来往。
村里的干部看我一人太孤单，就替我申请了福利院。在福利院里住着，逢年过节，院里的老人都有亲戚朋友来探望，我很难过。
直到女儿出嫁生了孩子，我才得到她的消息，我跑去买了一辆童车、一些小孩的衣服和几斤肉、鸡蛋去看她。
她看见我去了很激动，喊了一声“爸”，我的眼眶立刻湿了。
口述人：胡光义，男，1938年生
麻城市鼓楼办事处小河头村人
做了二十多年的水利工程炮手工作，2004年进福利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