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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点《中国六四真相》

1、赵紫阳对戈巴契夫还讲过些什么?

在整个八九民运中,五月十六日赵紫阳与戈巴契夫会见是非常关键的一幕。在这次会见中,赵紫阳讲到:“十三届一中全会郑重作出决定,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这段讲话在电视台和广播电台播出后,引起很大反响。

我想知道的是,在这次会见中,赵紫阳还讲过什么重要的话?他能不直接讲到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运动吗?这似乎不大可能。如果讲到过,赵紫阳是怎么讲的?

戈巴契夫在他的回忆录里(《Memoir》,Doubleday Press,New York,1996)倒是提供了另外一些谈话内容。戈巴契夫写到,赵紫阳一上来就讲到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运动。赵紫阳说:当然,学生把很多事情看得很天真,很简单,以为他们只要喊两句口号,党和政府就能在一天之内把什么问题都给解决了。现在的问题是在党和政府与年轻人和学生之间缺乏相互理解。我们不了解他们,他们也不了解我们。我国现在有四代人共同生活,相互之间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赵紫阳说他属于第二代,学生是第四代,邓小平是第一代。在交谈中,赵紫阳向戈巴契夫问道:“一党制能够保证民主的发展吗?它能够有效地克服消极现象和党内政府内的腐败吗?”赵紫阳说:“如果不行的话,就势必要提出多党制的问题。”赵紫阳强调要加强公民的宪法权利,要创造民主与法律的合理关系。法律必须立足于民主,民主必须依靠法律。赵紫阳还对戈巴契夫说,中国的知识份子对苏联的改革很有兴趣,他们要我们学习你们的经验。

查阅《中国六四真相》,遗憾的是,其中“赵紫阳戈巴契夫会晤”一节过于简略,基本上只是重复当年公布的那些讲话内容,完全没有戈巴契夫回忆录提到的内容和其他更多的内容。当然,孤证不足为据。我们对戈氏所言也可存疑,譬如说对赵紫阳直接讲到多党制问题我就有几分保留。不过其他几段话的可信度就相当大。这应是《中国六四真相》的一个不足之处。

2、关于5.16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的记叙有重大遗漏

5.16晚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是整个八九民运期间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中国“六四”真相》一书用了六页篇幅记叙了这次会议,我以为这段记叙还不完整,还有遗漏。

根据《真相》一书的记叙,五月十六日晚,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和中共元老杨尚昆、薄一波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书中分别记录了这七位与会者的发言(占去六页中的五页)。从这些发言看来,不同意见针锋相对,赵紫阳似乎很孤立,连胡启立也说学潮“已经不是一场一般的学潮,而是有人藉机挑起的一场动乱”。然而,接下来,作者马上写到会议作出两项决定,其中第二项决定是:“同意由赵紫阳同志代表政治局常委向天安门广场的绝食学生发表书面讲话,会后马上播发”。

这里显然有重大遗漏。前面的发言还是各执己见,完全看不出有谁被别人说服的迹象,怎么一下子就达成共识,同意以全体政治局常委的名义发表书面讲话了呢?谁同意谁?是谁提出这条建议的?书面发言的基调由谁来定?赵紫阳主张否定四二六社论,可是后来发表的书面发言仍然绕开了四二六社论,李鹏、姚依林等坚称学潮是动乱,可是书面发言里不但没有讲到动乱,而且还明确肯定了学生的爱国热情。五常委的意见严重分歧,象李鹏、姚依林都是坚决反对赵紫阳的,他们怎么会同意让赵紫阳出面代表自己讲话呢?我们知道,赵紫阳这篇代表政治局常委的书面讲话是比较温和的,为什么这种温和的意见能一时占上风,成为整个书面发言的基调呢?

显然,从前面的各执己见,到后来的两项决议,中间必定还有许多发言,许多争论,许多协商。这些发言、争论和协商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通过这些发言、争论和协商,我们才可以看到决策的真实过程。可惜的是,《真相》一书没有给我们提供有关的记录。

手头有一本吴牟人等编辑的《八九中国民运纪实》(1989年8月于纽约出版,分上下两册),其中收入有八九期间国内和海外各大媒体的通讯、报导和评论。在有关这次会议的报导中,有一篇香港《快报》的报导值得注意,特抄录如下:

“另据可靠消息透露,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十六日深夜召开紧急会议,总书记赵紫阳曾提出亲自到天安门广场与学生对话,但被政治局常委会否决,并提出若赵紫阳一意孤行,将要承担分裂党的历史罪责。”

“消息指出,政治局常委会在十六日晚上十时至十七日凌晨二时半召开会议,赵紫阳在会上与其他四位常委就解决学潮问题发生激烈争论。会上赵紫阳坚决表示要亲自到天安门广场与学生对话,会议结束后便要去,意图尽快平息学潮,避免曼延至各阶层,但是其余四名常委李鹏、乔石、胡启立和姚依林与他争论不休,终于以投票方式表决,四票对一票,否决赵的行动,并强调要遵循党的纪律,若他坚持直接与学生对话,便要承担分裂党的历史罪责。”

“赵紫阳在此形势下服从政治局常委的决定,并与常委会达成对策,就是发表以赵为代表,肯定学潮为爱国运动,侧面否定人民日报动乱帽子的讲话,以期说服学生结束绝食行动。”

不难看出,上述《快报》的报导,正好填补了《真相》一书记叙中留下的空白(虽然我们对这段报导的可靠程度还难以证实)。《真相》一书提供了许多先前不为人知的重要信息,但是它本身也并不完整。如果我们把这本书和原来出版的一些书结合起来读,对照着读,恐怕对了解整个六四事件的真相更有裨益。

3、李鹏笨不笨?

《中国“六四”真相》一书收录了中共高层在六四期间的会议记录和谈话记录,揭示出有关六四的决策内幕。从这些记录里我们看到,当时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是强硬派在前台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美国学者黎安友教授在前言中写道:“西方读者对本书中所述李鹏的行为,可能比中国读者的反应更为正面。李鹏可能是一九八九年事件中最有能力、最坚定的政客。他在压力下表现出强硬和精力,以冷静和清晰的态度对付变化不定的局势。如果说李鹏把学生运动看作对现政权的致命挑战,历史证明他的判断离实际相差不远。”当然,黎安友教授补充道,“只有在一种多元文化下,才有人欣赏在错误的事业中表现出色的政客。而对于中国,更重要的是,李鹏是站在历史的错误的一边。”

一位西方学者如此高度评价李鹏的能力,这和我们许多中国人习惯于把李鹏看做笨蛋的观点很不一样。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李鹏到底笨不笨?

我认为,李鹏当然不能算太笨。因为李鹏是坏人,当坏人就不能太笨,譬如当小偷,没几分机警,行吗?坏人要作坏事,要损害别人利益,别人当然不会把自己的利益拱手相送,所以坏人必须要有心计,要善于发现别人的弱点,利用别人的弱点,这才有可能达到自己的罪恶目的。

我们知道,八九民运起初只是学生自发地悼念胡耀邦,至少在表面上毫无“反党反革命”的倾向和色彩,即便在四二七大游行中,学生提出的口号也还有“拥护党的领导”。事实上,许多参与游行活动的学生以及支援和同情学运的民众、干部,主观上也并没有所谓“反党反革命”搞“动乱”的意图。可是,李鹏之流从一开始就认定学潮是“动乱”,是“反党反革命”。如果李鹏真是弱智,他如何能见微知著,一下子就看穿假像发现本质呢?

其实,这不过是坏人的本能而已。李鹏是个自觉的专制统治者,李鹏清楚地知道,什么共产党代表了全中国人民的意志,什么共产党领导是真正的民主、最大的民主一类宣传,通通都是谎话,都是欺人之谈。李鹏之流清楚地知道,象他这这样一小撮专制统治者能够以人民的名义对全国人民实行专制,关键是全国人民被禁止发出自己的真正的声音。李鹏之流清楚地知道,一旦广大人民真正起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所谓“人民政府”的虚伪性就暴露无疑,其合法性就荡然无存,专制统治就再也维持不下去了。因此,李鹏之流对于人民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总是满怀敌意,深感恐惧的,一冒出来非压下去不可。显然,这并不需要具有什么高明的智慧,这只需要专制者的本能。各国共产党都从不缺少这类人,象东德的昂纳克、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何尝不是“在压力下保持强硬和精力”,只不过他们的运气不如李鹏罢了。

200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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