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时政府部长在开会，工农赤卫队冲进去逮捕他们，革命就成功了。
引言
2017年是“俄共十月革命”100周年，苏联解体26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169周年。回首这百多年，人类最大的人为祸患除两次大战外，就是随之而出的两个党国：苏联社会主义共产党国（1917-1991）和纳粹国家社会主义党国（1933-1945）。
纳粹党国1945年被反法西斯盟军消灭，党魁希特勒自杀身亡，再也没有获得过合法地位。而共产党政权危害之深、流毒之广、牺牲之巨、时间之长都远超纳粹帝国。共产党政权1991年在苏联东欧崩溃后，仍在个别国家肆虐，剥夺无辜者尊严和生命，危害世界和平，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共产党独裁更显出穷途末路的垂死挣扎。
俄罗斯驻华使馆2013年3月为配合习近平接班后首次访俄，开了中文腾讯微博帐户，被线民骂帖挤爆，有人要求俄国：“把你们不用的害人主义收回去，把抢占中国的领土还回来”。中共和民众在国家道路认知上的矛盾日趋尖锐。出路何在？唯有遵行普世价值，实施宪政民主，台湾的民主化过程是个可兹借鉴的模式。
美国首都华盛顿临近国会山的一个街心公园矗立着一座3米高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那高举火炬的自由女神像是仿造自中国1989年民主运动时抗议学生在天安门前竖立的“自由女神”像。基座正面铭文：“献给一亿多共产主义受难者及那些热爱自由的人”（To the more than one hundred million victims of communism and to those who love liberty）；背面：“献给一切被掳掠的国家和人民的自由和独立”（To the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of all captive nations and peoples）。
纪念碑落成日2007年6月12日是已故美国总统雷根在柏林墙前呼吁“拆掉这堵墙！”的20周年。时任美国总统乔治·布希在落成典礼上致辞：“这些牺牲者的幽灵徘徊在历史中，在他们背后还有数百万或更多的无名者死于共产主义毒手。他们有：在斯大林的大饥荒中饿死的乌克兰人；有死于斯大林清洗的俄国人……有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无辜受害的中国人；有在波尔布特的杀戮中被屠杀的柬埔寨人；有为投奔自由挖掘柏林墙而被射杀的东德人；有在卡廷森林被屠杀的波兰人……有为逃离暴政而溺死在海上的古巴人。我们从来都不知道那些死难者的名字，但在这个神圣的纪念碑下，无名的共产主义受难者的名字将被祭献历史，永远铭记。”
1989年，在北京我曾目睹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树立模仿纽约自由女神像的北京“民主女神像”的全过程。这自由的象征在六四镇压中被戒严部队坦克碾碎。此后，每年六四成为中共当局最敏感、最恐惧的日子，戒严广场、封锁网路、逮捕纪念者、严控异议人士。但我确信，总有一天，为六四及共产暴政死难者树立的纪念碑会再现故国大地，让世世代代了解共产专制的十恶不赦。
我们这一代是见证中国共产党政权从建立走向衰败的一代，有责任揭露中共谎言，还原历史真相。互联网为此提供了前无古人的资讯宝库和传播媒介，在中共防火墙力所不及的美国，网路自由提供了寻求历史真相、审视人类前程的利器，以及可以大规模即刻传播的无国界沟通手段。
一、苏共夺权祸水浸中华
人类历史长河不时有惊涛骇浪涌起。伴随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共产主义幽灵在苏俄“十月革命”枪炮硝烟中兴风作浪，搅得四海不宁，历时70余载，顷刻分崩离析。然故国共产阴魂不散，个中多少血与泪？！
1、十月革命送来共产革命
中共已故主席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俄共送到中国来的是共产暴力革命，因为中国人早在1899年就知道了马克思主义。1905年中国人就开始翻译马克思著作，革命党人朱执信当年在《民报》第2号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和思想，概述《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部分内容，摘译日文《共产党宣言》片段。（据天涯问答）
早在俄共革命前6年，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12年后的1911年，中国反帝制并不认同马克思，而是顺应进步潮流建立了宪政的中华民国。那时列宁布尔什维克党还未正式成立。列宁是对抗民主潮流而动的共产党党魁，是刚刚诞生的俄罗斯共和国的颠覆者，连马克思故乡德国的共产党创始人罗莎-卢森堡也批评列宁党搞恐怖专政：“列宁和托洛茨基用苏维埃代替了根据普选产生的代议机构……但是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陷于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1918）
俄国的宪政尝试始于帝国海军1905年大败于日本的1906年，沙皇被迫采行议会制：上院帝国院100席，代表涵盖地方政要、贵族、东正教、商界和科学院，一半由沙皇任命，一半业内选举。有评论说，这比英国上院还民主。下院国家杜马500席左右，按政党获得选票分配。到1917年，俄国举行过四届杜马选举。俄共前身社会民主工党（1903-1917）参选，首届孟什维克获18席，二届47席；三届布尔什维克获19席，四届15席。在自由选举制下，列宁党靠选票执政遥遥无期。
1917年俄国发生二月革命，尼古拉二世宣布退位，俄历2月选出的第4届杜马宣布成立俄罗斯共和国，组成临时政府，废除沙皇制。在448个席位中，列宁党倒数第二（15席，3.3%），席位不及最大的右翼党154席的十分之一，第二大党宪政派十月党得95席。俄共没有代表进入临时政府内阁，列宁策划掀桌子夺权，同年4月与孟什维克决裂，成立俄共布尔什维克党，发动10月暴动，占领彼得堡临时政府总部，逮捕政府首脑和部长。列宁可谓是希特勒选举不彰就暴力夺权的前辈，颠覆宪政制的独裁者。
1919年，列宁夺权后迫不及待将共产祸水引向立足未稳的中华民国，派代表南下筹建中国共产党。苏共是中共的创建者、领导人、军事指挥和经济顾问，直到1960年代中苏公开分裂为止。若无俄共派员出资，以中国宪政派的影响力，传统社会对共产主义的抗拒，中国本土不可能产生服从俄国人列宁领导的中国共产党。
中共是俄共强加给中国社会的癌细胞，一开始就与中华传统格格不入，故此中共掌权后不断发动整肃运动，至今“敌对势力”不但未减，反而越反越多：文革前有地富反坏右五类，文革增加到九类，加叛徒、特务、走资派、知识份子排老九，知识越多越反动。习成中共候任党魁后，中共机关报发文提出现存五大敌对势力：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路民意领袖、弱势群体（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袁鹏《中国真正的挑战在哪里》2012年7月3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共产党敌人的范围和数量都超过毛邓江胡时期。
中共曾宣传“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描绘出一幅与历朝盛世不同的前景。但立国不到10年，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造成三年大饥荒，千百万人死于饥饿，重蹈斯大林农业集体化大饥荒覆辙。毛泽东仍不回头，大批判赫鲁雪夫，坚持斯大林主义直到去世。后毛时代10多年，邓小平调坦克进京屠杀数千抗议民众。苏联崩溃26年，中共仍不思悔改，党魁独裁比苏共更甚，应验“苏共的今天就是中共明天”的日子近了。
2、苏共是中共缔造者
苏共夺权后在中国建立共产党是列宁赤化全球的一个大布局。据俄罗斯解密的苏共史档案，1919年，列宁派共产国际（莫斯科，1919-1943）代表布林特曼到天津多次与李大钊、邓中夏会面商讨与中国各地激进学生建立联系。1921年6月，共产国际执行局代表马林（1883-1942）和远东书记处的尼科尔斯基（1889-1938，死于斯大林大清洗）到上海指导中共一大的筹备和经费（作者：索特尼科娃，载文化中国-中国网2011-07-27）。
1922年，中共二大决议确立，中共是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1923年，共产国际根据马林提议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开启第一次国共合作。1923年6月，中共三大决定，允许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马林还主持了中共一大及其后的一系列重要会议，是中共的领导核心，1924年被召回，后被纳粹处决。
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上，中共建党骨干李大钊（1889－1927）发表演讲说：“本人原为苏联党员……”，他并代表中共要求北洋政府承认苏联，支持苏军驻兵外蒙古。1927年4月6日，北洋政府首脑张作霖派军警突袭搜查苏联大使馆，逮捕了藏身使馆的李大钊全家及其他中共党员。4月28日，军事法庭裁决李大钊等犯“与苏俄里通外国”罪，绞刑处决。
1924年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接掌第三国际，派苏共代表罗明那兹（1897-1935，在斯大林大清洗中自杀身亡）主持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确定中共下一步总方针：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会址在原汉口俄租界三教街41号的苏联农业顾问罗卓莫夫住所内。随后，中共开始武装割据，在江西建立中华苏维埃根据地。1932年共产国际派军事顾问李德到中国指挥红军。
李德是德国人（Otto Braun，1900-1974），1918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后逃到莫斯科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任职苏军总参谋部。1933年春，作为中共的军事顾问到达江西中央苏区，指挥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1934年5月，李德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三人团的成员，另两人是博古和周恩来。李德的指挥导致红军失利，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被撤职。李德随红军长征到陕北后，从事军事教育研究工作，1939年返回苏联。
中国共产党、党军和根据地从名称、组织架构到标语口号都照搬苏共模式。中共夺权革命28年，共军主要打击目标并非外敌，而是本国政府军、地方武装和乡团等传统势力。中共为换取苏联援助，认可苏联侵占外蒙古，及占据中国领土海岛，总面积达数百万平方公里。苏军1945年8月出兵中国东北，夺取日占区北朝鲜、库页岛等，并将缴获的军事物资装备转交中共，将林彪军壮大为共军装备最精良的部队，将国军逐出东北并一路打到海南岛，成为共军内战主力军。
中共1949年建政后，没有履行建设自由民主新中国的承诺，反而投桃报李充当苏共马前卒，1950年出兵朝鲜，与联合国军作战。朝鲜战争（1950-1953）是毛泽东奉斯大林之命，对抗民主阵营的战争。国人为此付出巨大代价，牺牲了几十万士兵生命（包括毛的儿子），被俘2万多，其中1万4千人去了台湾；换来一个反复无常、制造半岛核武危机的祸首朝鲜金家王朝。战争导致美军常驻韩国和日本，协防台湾。中共孤立于国际社会20多年，人民被封闭洗脑孤陋寡闻30多年，受尽蹂躏屈辱而不自知。
3、共产主义颠覆中华传统
习近平强调坚持“共产主义”，效法毛邓强硬路线，强化暴力维稳，坚持党魁独裁，将一切大权集于一身，自命为“核心”；同时以“民族复兴”为口号，重拾被毛文革批倒批臭的儒学孝道，以挽救官场腐败泛滥、社会道德沦丧颓势，但成效甚微，因为共产主义与传统儒学南辕北辙。
共产主义不是中国本土产物，中国人得知“共产主义”这个词是借助130多年前日文的汉字表达。据《“共产主义”词义考析》（中国人民大学林坚/冯景源2012）一文，在日本，1881年植木枝盛在《爱国新志》第34号发文，首次使用“共产党”一词。1882年城多虎雄的《论欧洲社会党》（载《朝野新闻》）同时出现“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此后传到中国。英语共产主义（communism）的生产资料公有观在中国儒学及老庄著述中都没有过，儒家“大同”观与马克思“共产主义”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儒学经典《礼记·礼运》大同章（前475-前221）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简言之，儒学“大同”是“公道行天下，选贤用能，守信和睦，人皆相互扶助，无盗无匪”。儒家认为上智下愚，不可能论证设计出民选制度，仅为帝制代言。此“大同”在中国历史和现实中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中共的公社化吃饭不要钱，则以大饥荒告终。每次改朝换代，包括共产革命皆为“乱贼”造反，儒士出谋划策。此外，儒学主张“无恒产者无恒心”（孟子语），与马克思的剥夺有产者，财产公有格格不入。
然而，中国两千多年王朝更替，并无如中共夺权后那样大规模杀地主抢夺土地，私产充公的暴行。古代平民造反成功，如刘邦、朱元璋称帝也视有产者为政权支柱，严禁暴民杀地主，抢夺土地房产。两千多年前，汉王刘邦（前247－前195）攻城掠地后张贴《约法三章》安民：“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无恐！”
刘邦严禁杀人掠财，安抚秦官，承诺不侵暴平民。历代宫廷内斗也不损及无辜乡绅富豪商贩及其私产；官场失意的大臣将军，朝廷也会许其告老还乡，靠祖宅地产养老。
中国大陆被共产党统治60多年，财产私有观念不但减反而剧增，全党全军全民争相发不义之财，权贵一时暴富胜过资本主义家数代经营。中共党官贪腐深入骨髓，受贿百亿不为怪，贪占数百套住房、海外买房产、开海外避税帐户者众，习近平为首的政治局常委及家人也不例外。
中华传统也不可能产生共产党。儒学倡“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视结党为图谋不轨，谓之“结党营私”。中国王朝史“帝党、后党、宦党”之争全动摇朝纲，故皇帝多倾向查禁朋党。宋朝谏官欧阳修（1007－1072）写《朋党论》辩白：“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他将朋党分别真伪，劝宋帝用“真朋党”。殊不知，哪有帝王不怕臣民结党篡权的？
中国民间帮会多指黑社会或另类群体，如天地会、青红帮、义和团等。古汉语“结党”一词并非西方政治学意义的政党，而是公认的贬义词，与当代中共语汇“拉帮结派”同义。如毛泽东死后，毛遗孀及其同伙被批为江青“四人帮”反党集团。被习近平整肃的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也被批“拉帮结派”。中共独裁于帝王独裁异曲同工。
4、孔孟之道不敌西方哲学
中共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建立在唯物辩证法及社乌托邦会主义之上，其理论架构和概念表述皆源于古希腊哲学衍生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被马克思用来构建他的推翻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在20世纪初，对于刚刚经历国门被西方船坚炮利打开的中国知识界而言，西方哲学的“魅力”超过儒学八股。
儒家是实用主义哲学，崇尚因循守旧（克己复礼），等级森严（君君臣臣）、论资排辈（父父子子）、修身养性（仁义礼智信）、经世治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虽然然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被视为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但他并没有提出一套保证三者关系不被独裁者践踏的制度，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帝王独裁制度。
儒学经典不乏劝善及为人处事警句，但对比与孔子（约前551-前479）、孟子（前372-前289）几乎同时代的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前470-前399）、柏拉图（约前427-前327）、亚里斯多德（前384-前322）的思想，儒学是不系统的、束缚人创造力的八股，缺乏逻辑思辨、抽象推理、数理演绎，是排斥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的。
以西方政治学鼻祖柏拉图的《对话录》为例，其中专论政治的就有《理想国》（Republic又译“共和国”）、《政治家篇》、《法律篇》等，论及永恒至善、形而上学、正义观、经济学、政治社会学、政治哲学、伦理学等，至今仍是政治学经典。他将政体分为：君主政体、僭主政体、贵族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暴民政体。他认为，混合政体最稳定，综合了君主政体的智慧和民主政体的自由，被认为是近代权力制衡政府理论的先驱。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经》）。儒学是形而下学，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
缺乏从有限生命中探求人生意义的深度，及寻根问底的渴求，导致儒学无论在涉足领域、思辨深度、启发创造力，还是推动社会进步方面都乏善可陈，若非历代帝王宣导，遇到外来思潮冲击，往往无回手之力。如印度佛教以一套苦行主义善恶因果报应的轮回之说，一进入中华大地就深入民间宫廷，气势超过印度，得与儒道两家平起平坐，构成中国人精神支柱的“儒释（佛）道”。
借儒学之力，中原政权更迭频繁，唯独裁不变，致生产方式落后，科技发展缓慢。到近现代遇外来势力挑战，中国传统体制一触即溃，如鸦片战争（1848）、甲午海战（1894）。反观西方各国，人文科学、科学技术、国家形态不断推陈出新，发展出当代以维护人权为根本的宪政民主制度。
在亚洲，日本明治维新（1860-80s）全盘西化，兴自由自强之风，1889年颁行帝国宪法，迅速崛起，竟以一岛国之力先后歼灭大清北洋水师（1894）和俄帝国太平洋舰队（1905），令中国文人和革命党趋之若鹜，留学东洋蔚然成风，打倒孔家店之声鹊起。学习西方和东洋，立宪改制成为中国仁人志士的共识。奈何光绪有心无权，慈禧延误时机，溥仪3岁继位，三年即被辛亥革命推翻。
5、共产祸水乘虚而入
俄共1917年一蹴而就的“成功”搅乱了刚刚走上民主共和之路的中国。若非俄共入华，中国现代化进程不会中途转向共产党专制歧途。
19-20世纪之交，中国各地维新党革命军此伏彼起，反皇权风起云涌。当亚洲各国仍在君主制或殖民统治下之时，中国人推翻了满清朝廷（1644-1911），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1912年3月颁布的宪法档《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第二条），“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第四条）。国家的发展方向很明确，那就是废除君主制，实行宪政共和，保障人民言论出版自由、结社示威自由，建立议会、法院、行政系统，借鉴了法国和美国宪法原则。
民国命运多舛，1915年袁世凯称帝，各地起兵讨袁维护民国法统，一时天下再乱。俄共革命成功为中国政界知识界注入了一剂吗啡。虽然中国推翻帝制早于俄共夺权6年，但与其说中华民国的建立是革命党人的胜利，倒不如说是清廷腐败的自作死。在建设共和政体方面，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理论上、组织上都准备不足，领导不力，方向不明，导致民国初始仍然军阀林立。孙中山饥不择食，在苏共金钱武器援助诱惑下，放弃宪政方向，选择联俄容共，断送了中华民国在大陆的政权。
中国激进派，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熟读儒学四书五经，急功近利，怀抱“治国平天下”夙愿，甘当俄共的中国代理人，逆宪政潮流而动，搞共产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建中华苏维埃。中共夺权成功阻断了中华民国宪政法统在大陆的实施，官场腐败道德败坏比历朝历代更甚。60多年过去，党官将军富可敌国，平民百姓食不果腹，共产主义更加遥不可及。为继续忽悠百姓，党魁习近平把奔小康打造成“中国梦”，将梦幻景推到2021年中共建党一百年和2049年中共建政一百年，再次画饼充饥国人。
与此同时，中华民国政府1949年迁往台湾继续宪政法统，逐步开党禁报禁，实行总统全民直选；政党轮替已好几届，步入了世界民主国家之列。
6、共产迷信祸国殃民
人传统拜菩萨求升官发财，并不信仰某种主义。欧洲共产主义幽灵被外来和尚俄共带进中国后，成为一代激进分子顶礼膜拜的“信仰”，以一套应许穷人当家作主的大忽悠，将腐败的国民党打倒，建立共产党独裁国。到如今，苦了三四代大陆工农平民大众，养肥了红后代及其附庸。
自秦汉以来，华夏文人不乏敢言犯上者，也有加入造反军成开国谋士重臣的，但却无政府学专才、科学泰斗，也少有为个人信仰献身的殉道者。满清国力积弱令有识之士睁开眼睛看世界，但毕竟积重难返。长期闭关锁国导致朝廷官员、文人墨客在盛世目空一切、吃喝玩乐不求进取；一旦被外族征服，则卑躬屈膝、妄自菲薄崇洋媚外；全无超越现实的信仰定力。孔子“敬鬼神而远之”，虽有敬畏之心，却少探求超越之欲。他坦承“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则是历代朝野和今日中共官场社会的真实写照。
自汉帝独尊儒术，隋炀帝605年开科举取仕以来，中原读书人轻“信仰”，重“功名”，奉行“学而优则仕”利己主义蔚然成风。所谓“士为知己者死”，乃是为权势者谋。儒学并非宗教，历朝权贵尊孔，民间拜孔圣人，但儒士的庙堂在朝廷科举考场，既无佛教徒剃度入寺吃斋念佛求积阴德的超脱，也无道教徒入观庵在清贫中炼丹散习房中术的洒脱。汉人读书习武多为金榜题名出相入将，实现“书中自有黄金屋”梦想，“悬梁刺股”苦读只为功名利禄，不为追求真理。儒士圈文人相轻、各为其主、依附权贵、甘当食客谋士，缺乏独立人格。在中原，宗教与文士一样都是世俗政权的附庸和工具。
帝王打天下坐天下，自称“天子”，独掌生杀予夺大权。统治者对宗教的态度全凭个人喜好，或推崇或打压。中国史上鲜有宗教徒造反称帝者，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1328-1398）算一个。他少时出家为僧，为活命而非因信仰。8年后他离寺参加造反军，南征北伐，1368年登基称帝。以重典治国，行文字狱、廷杖，建锦衣卫打压朝野异议，杀功臣，闭关锁国，鲜有佛教徒“慈悲”心。
朱元璋利用宗教笼络民心，除推崇儒释道外，据传还亲书《百字赞》褒勉伊斯兰教：“乾坤初始，天籍注名。传教大圣，降生西域。授受天经，三十部册，普化众生。亿兆君师，万圣领袖。协助天运，保庇国民。五时祈佑，默祝太平。存心真主，加志穷民。拯救患难，洞彻幽冥。超拔灵魂，脱离罪业。仁覆天下，道冠古今。降邪归一，教名清真。穆罕默德，至贵圣人。”
明太祖俨然是个敬虔的穆斯林。600多年前的他就知宗教能“保庇国民”、“加智穷民”、“拯救患难”，也知对最不平和的伊斯兰教，采怀柔政策为上，其宗教政策比今日中共在新疆打压树敌高明百倍。
有人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能容纳同化外来宗教，因此没有宗教战争。这只看到一面，忽视了儒学实用主义缺乏宗教信仰情怀，沦为独裁附庸的事实。外来佛教的出世和不杀生教义有利独裁，亦可弥补孔孟之道和道教养生术导致的灵魂饥渴，被当权者用于笼络民心的工具。故尽管不断改朝换代，也有帝王灭佛，佛教寺庙仍香火鼎盛。到了近代，基督教入华令朝廷感深威胁，煽动史上最血腥的1900年庚子教案。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扶清灭洋”，肆意烧教堂杀外国传教士、中国教民，围攻外国使馆。被害中外信徒达3.2万，导致八国联军进京，慈禧挟光绪帝仓皇外逃。
共产党声称信仰共产主义，是秉承消灭一切宗教的唯物质论的唯利是图集团，将佛道寺庙变成敛财工具；同时在藏区戒严寺庙，拆除经学院，众多僧人自焚抗议；在新疆禁止教师公务员学生等进入清真寺；在内地，拆除基督教堂及十字架，查禁家庭教会，逮捕牧师信众，甚至向教会派出中共代表。中共打压宗教信仰令大社会道德沦丧，坑蒙拐骗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