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年底北平围城时，毛泽东希望胡适留下来。他说只要胡适不走，就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对此，胡适没有理会，他乘坐蒋介石派来的飞机，和陈寅恪一起，离开了北平。
胡适为何离开？对这一问题，学界的一个解释是“胡适担心大陆没有学术自由与思想自由”。对这一解释，我很赞同。不过，我以为胡适离开北平，似乎还与他对蒋介石的承诺有关。
一
胡适对蒋介石有什么承诺呢？这还得从胡适给傅斯年的一封被删节的信说起。
1947年2月4日，傅斯年给胡适写了一封信。信中，傅斯年告诉胡适，前几天蒋介石找到他，希望由他来说服胡适担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院长。收信之后，胡适于1947年2月6日写了一封回信。在这封回信中，胡适写道：“我因为很愿意帮国家政府的忙，所以不愿意加入政府。蒋先生的厚意，我十分感谢，故此信说的都是赤心的话。”
胡适说了哪些赤心的话呢？信中，他重点强调作为独立知识分子对政府的帮助。他写道：
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虽然在一个短时期内也许有做面子的作用，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用一句同行的话，“成了政府的尾巴”！
总而言之，这封信的主要内容，就是委婉拒绝蒋介石，为自己不做政府官员做解释。
这封信，收录在《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73页，收录到《胡适全集》第25册，第221页。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论是《胡适来往书信选》还是《胡适全集》，收录的都不是这封信的全貌，而是有删节的。
删节的部分并非无关紧要，涉及了胡适对毛泽东、郭沫若等人的看法。在“成了政府的尾巴”！这段话之后，还有下面这段话：
你说是不是？我说：“是国家的、政府的一个力量”，这是事实，因为我们做的是国家的事，是受政府的命令办一件不大不小的“众人之事”。如果毛泽东执政，或是郭沫若当国，我们当然都在被“取”的单子上。因为我们不愿见毛泽东或小孩子沫若当国，所以我们愿意受政府的命令办我们认为应该办的事。这个时代，我们做我们的事就是为国家、为政府树立一点力量。
上面这一段删节的内容，乃是王汎森先生根据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保存的傅斯年所藏来往书信披露出来的，曾经发表在《胡适研究丛刊》第三辑第347页。不过，在整理这段文字时，整理者似乎犯了错误。近来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傅斯年遗札》中这段文字有一改动，最核心的改动是这一段话：
如果毛泽东执政，或是郭沫若当国，我们当然都在被“取销”的单子上。（《傅斯年遗札》第三册，第1308页）
考察当时胡适的思想状态，《傅斯年遗札》中的这段话应更符合实际。
二
有意思的是，胡适这封信，表面上是写给傅斯年的，其实则是写给蒋介石的。
胡适这封信写于1947年2月6日，第二天他将此信快寄给了傅斯年。2月20日，胡适再次给傅斯年写信说：
我得到你二月五日的信后，即于七日寄一长信，想已收到了。此信有何下场？是否已给蒋先生看了？（我想，也许你会给他看，故信中不提尊函所说各点。）便中请给我几句。
由此可见，胡适2月6日回复傅斯年的信时，就已想到也许傅斯年会将此信给蒋介石看，因此，胡适写信时是以蒋介石为潜在的阅读者的。
胡、傅这对师徒，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收到胡适2月20日的信后，傅斯年在回信中即有“来信转去，一字未改”的话。也就是说，傅斯年将胡适2月6日的信一字不改地转给了蒋介石。
通观胡适2月6日回复傅斯年信中涉及毛泽东、郭沫若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胡适认为倘使毛泽东执政，他不会被毛泽东延揽。胡适给傅斯年信中的这句话，让我想起了季羡林回忆胡适的一个细节。在《为胡适说几句话》中，季羡林曾回忆说：
大约在1948年的秋天，人民解放军已经对北平形成了一个大包围圈，蒋介石集团的末日快要来临了。有一天我到校长办公室去见胡适，商谈什么问题。忽然走进来一个人——我现在忘记是谁了，告诉胡适说，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昨天夜里有专门给胡适的一段广播，劝他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将来让他当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我们在座的人听了这个消息，都非常感兴趣，都想看一看胡适怎样反应。只见他听了以后，既不激动，也不愉快，而是异常地平静，只微笑着说一句：“他们要我吗？”短短的五个字道出了他的心声。
季羡林的这一回忆，恰好印证了胡适给傅斯年这封信中的内容。也就是说，胡适认为毛泽东执政之后是不会用他的。因此，在给傅斯年的这封信中，胡适间接给蒋介石做了承诺。他向蒋介石承诺的是“我们愿意受政府的命令办我们认为应该办的事”。这里的“政府”，当然是当时的国民政府。
1948年，陶希圣奉蒋介石之命来北平，邀请胡适担任行政院院长时，胡适也婉拒了蒋介石的要求。不过，陶希圣临走时，胡适让他给蒋介石捎上一句话：“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我一定与总统蒋先生站在一起。”这句话，其实也是1947年2月6日这封信的进一步承诺而已。由此可见，胡适之所以离开大陆，除了担心没有自由之外，还跟他对蒋介石的承诺相关。
2015-06-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