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都被老头儿骗了！”
汪朗斜靠在一张巴洛克式的椅子上，发出一阵活泼的笑声。
按照汪朗的父亲、现代中国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汪曾祺的说法，汪家人具有的独特的精神气质，被精准地浓缩为“随遇而安”。
“随遇而安”既可以用来概括汪曾祺的作品，也写尽了他的人生。
他一生经历了很多大事，没完没了的各种运动。然而这些都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多少痕迹。
汪曾祺用他的笔创造了一个随遇而安、恬淡安闲的美好世界，但在汪朗看来，“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写的总是比实际上的要好”。这个回答多少让那些对汪曾祺充满“随遇而安”想象的人感到失落：“老头儿有一种固执的观念，总是把生活中他认为美的一面展现给读者，而把那些不好的东西自己藏起来。”
但从来没有什么是可以完全藏起来却不露任何蛛丝马迹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尽管汪曾祺总是竭力将美的一面展现给他的读者们，但只要细心搜求，仍然可以从中寻出草蛇灰线，让人略窥端倪。
落魄少年的苦闷和彷徨
“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只有我这里一点是热的。”
当汪曾祺写下这句话时，正是1948年的年底，苦闷和抑郁在这个北平的暮冬时节围困了这个28岁的年轻人，一如一路奏凯的解放军包围了这座萧条的故都。此时的汪曾祺，刚刚从失业和贫困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在他的老师沈从文的帮助下，在设于午门的历史博物馆里谋得一个馆员的差事。
1948年的汪曾祺所面临的却是一种强烈的挫败感。这种挫败感的来源是这个年轻人曾经满怀的雄心壮志。作为著名教授沈从文的入门弟子，文坛上的小有名气让汪曾祺相信，他完全可以像自己的老师沈从文一样，凭借一支笔闯出一个天地。
当这位在西南联大期间即以天赋才华和文笔而闻名的肄业生，满怀理想和抱负冲向社会中时，却被无情的现实击打得遍体鳞伤，这段尴尬的经历在他晚年的回忆中几乎被淡化不提。但在汪曾祺早年的作品，特别是佚散的作品中表露无遗。贫穷是第一个附骨之疽，早在联大读书时代，贫穷就已经紧紧地跟定这位消瘦的年轻人。尽管，汪曾祺在四十多年后的回忆文章中，将西南联大的学生生活描述得宛如世外桃源般的妙趣所在，但汪曾祺的好友杨毓珉，却记录下了他亲眼目睹汪曾祺的艰困境况：
他（汪曾祺）已搬到从前周大奎住的那间五平方米的小房子里，真可谓家徒四壁，屋里只有一张三屉桌，一个方凳，墙角堆了一床破棉絮，几本旧书，原来此公白天在桌上写文章，晚上裹一床旧棉絮，连铺带盖地蜷在这张三屉桌上。看起来能卖的都在夜市上卖了。肯定时不时饿几餐饭。
汪曾祺在故乡高邮的家庭乃是一个殷实之家，但这个家庭似乎并没有在汪曾祺最困窘时对这个大家庭的少爷伸出援手。
“我猜想，我父亲和他父亲之间的关系也许并不像他写得那么好，不然为什么他那么困难时家里都没给过帮助？”汪朗回忆道，他指的是汪曾祺那篇著名的《多年父子成兄弟》。
然而，那种父子怡怡、同乐一堂的情景，也许只发生在汪曾祺的记忆中和想象里。当汪曾祺走出校园，亟须寻得一份谋生口粮时，他的家人再一次让他失望。他的老家高邮正处于国共鏖战的兵燹之祸中，求托的熟人和朋友也都以爱莫能助拒绝了他。从香港到上海，这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几乎落魄到极点，在1946年的小品文《风景》中，汪曾祺将自己称为“全像一根落在泥水里的鸡毛”：
我一定非常丑，我脸上线条零乱芜杂，我动作萎靡鄙陋，我不跟人说话，我若一开口一定不知所云！我真不知道我怎么把自己糟蹋到这种地步。是的，我穷，我口袋里钱少得我要不时摸一摸它，我随时害怕万一摔了一跤把人家橱窗打破了怎么办……但我穷的不止是钱，我失去爱的阳光了。
自觉落魄已极的汪曾祺，曾经非常认真地思考过死亡。
他的恩师沈从文承担了那个拯救者的角色，汪曾祺寄来的那封带有轻生情绪的信让沈从文怒不可遏，他用近乎斥责的语气将汪曾祺从忧郁的死亡深渊拉了回来，“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里有一支笔，怕什么！”——这封写于1946年的回信以及之后的几次师生间的谈话，几乎可以成为汪曾祺的转折点，自杀的念头再也没有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尽管在晚年的回忆中，汪曾祺将这段并不美好的回忆大大稀释，藏进了温情恬淡的文字中，但在那时，落魄、困顿和贫穷真切地占据着他的生活。
惶惑的三十年
“我愿意是个疯子，可以不感觉自己的痛苦。”
这句话刚刚出现在民间文艺研究会的黑板报上时，并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它连同黑板报上的整篇文章，都不过是1957年全国铺天盖地涌现的大量批评文字中最不引人注目的一笔。即使是它的作者汪曾祺，在写下这段话时，也对它即将给自己带来的严重后果浑然不觉。
他只是认为和其他像他一样的知识分子一样，给领导提些意见，甚至这些意见还是在单位领导的反复劝说和命令下，才勉为其难提笔写下的。为了表明自己并无借提意见为名攻击党的领导的异心，汪曾祺特意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如此写道：“我爱我的国家，并且也爱党，否则，我就会坐到树下去抽烟，去看天上的白云。”这篇文章有一个谨小慎微的标题《惶惑》。
从某种意义上讲，“惶惑”这两个字可以作为汪曾祺此时最直观的感受。比起宏大的时代背景，汪曾祺从来只关注个人的感受，这也是他能够在一个寒凉的世界里为自己留住一丝温暖的原因。
他有自己充实的内心世界，如果不是物质生活的贫苦时时牵动他的忧郁的神经，那么他完全可以遁入自我的桃源乡里。但1949年之后的知识分子则发现，必须抛弃个人的私心杂念，将自己融入到集体的大海之中，成为“人民群众汪洋中的一滴水”，进行思想改造。
在开始的几年里，汪曾祺几乎中断了自己的小说写作，甚至对他参加的政治运动也绝口不提。
直到多年以后，他才模模糊糊地对他的儿子汪朗讲起自己参加土改下乡时的一件轶事，村里的一个地主在工作组进村后害怕斗争自杀了，“那方式很特别，是用一根扎腿的腿带，拴在竹床的栏杆上，勒住脖子，躺着，死了”，汪曾祺对这件事情毫无经验，工作组的另一个曾经组织过游击队的和尚却“十分老练”地“左右开弓打了地主两个大嘴巴，说：‘埋了！’”
这些直面死亡的暴力场景，从未出现在汪曾祺的任何一篇作品里，他小心翼翼地躲避着政治可能给他带来的麻烦。靠着缄默与谦虚，汪曾祺在最初的岁月中并没有遭遇太大的波折，甚至享受了优厚的待遇，但时间却一直推着他抵达1957年。当那篇代表他内心真实想法的《惶惑》写在黑板报上时，他的命运之轮便急速地滑向他的老师昔日的覆辙。
山雨来前是可疑的平静，但汪曾祺却对此浑然不觉，在反右运动瓦釜雷鸣之际，他甚至享受了一次高干待遇，乘坐了一次软卧，品尝了黄河鲤鱼，当他认为自己再一次从政治运动中侥幸兔脱时，命运向他掀起了可怖的面纱。
1958年夏天，一天，我照常去上班，一上楼梯，过道里贴满了围攻我的大字报。要拔掉编辑部的“白旗”，措辞很激烈，已经出现“右派”的字样。我顿时傻了。运动，都是这样：突然袭击。其实背后已经策划了一些日子，开了几次会，做了充分的准备，只是本人还蒙在鼓里，什么也不知道。这可以说是暗算。但愿这种暗算以后少来，这实在是很伤人的。如果当时量一量血压，一定猛然增高。
多年以后，汪曾祺在他那篇确立了自己“随遇而安”形象的散文《随遇而安》中，如此描述自己被划成“右派”的经过。
他回家向妻子转述自己被划为右派时领导与他的谈话时，“忍不住哭出声来，当天下午他曾想留下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的事情我自己负责，与党无关’。后来又有点后怕，认为这样的做法还是和党抗拒。”
“右派”下放改造的经历，后来成为汪曾祺80年代小说和散文取之不尽的材料来源，劳改中的汪曾祺都符合他笔下的随遇而安的形象，恬淡、平静，似乎还颇为享受这种难得的人生经历。但个中甘苦，只有他自己知道，在私人交谈中提起这段经历时，汪形容自己戴着右派帽子在农村劳动时“心里很凄惨”，唯一的乐事就是给六岁的儿子汪朗用拼音写信。
“他从来没有细说过自己当年劳动改造受过的苦难，在文章中也只是一笔带过。”汪朗如此回忆道。在他的印象里，那个突然消失又突然出现的父亲是一个“很兴奋，总是说个不停，向妈妈汇报他的劳动成绩”的人，他隐藏了自己的最深切的苦痛，只把快乐与人分享，只有那些关注细枝末节的人才会发现“右派”经历给他带来了何种苦痛的印记。尽管在1960年他摘掉了“右派”帽子，但仍然被打入另册。他曾经一度被江青赏识，被宣布可以“控制使用”，为当时如火如荼的样板戏创作助力。
“在控制使用的压力下搞创作，那滋味可想而知”，在《随遇而安》里，汪曾祺用一句话带过自己十年的经历，似乎这一句平淡无奇的慨叹足以概述他所遭际的一切苦痛。
淡泊从容、宠辱不惊的晚年
经历了动荡岁月的汪曾祺一度曾想搁置自己手中的笔，他甚至向朋友表示自己“不写了，没什么好写的！”但最后，他还是将自己的所思所想付诸笔墨，从1980年那篇一鸣惊人的《受戒》开始，一个“淡泊从容”、“宠辱不惊”、随遇而安的汪曾祺形象，通过他的文字渗进了读者的心灵，在这个由少年时的江南水乡和老北京的寻常生活共同构建的世界里，苦闷、忧郁和惶惑都化于无形，只有“让人舒服的温情和安静”。
汪曾祺太能体会到人性中隐藏的最残酷忍鸷的一面，在适当的时机下是完全可以被诱发出来发挥得淋漓尽致的。《虐猫》是汪曾祺最煞费苦心的短篇之一。尽管这则数百字的小说常被读者忽视，但汪曾祺却将其选入汇辑自己得意之作的自选集当中。造反派的孩子和被批斗者的孩子，都加入到虐杀小猫的惨酷游戏当中，施加在猫咪身上的种种折磨手段，与当年施加在无辜者身上的凌辱殴打如出一辙。在暴戾之气弥散的环境下，受害者和施害者会沆瀣一气，将人性之恶发挥到极致。
暴戾会召唤暴戾，只要有一点萌芽，它就有可能复苏。这恰恰是晚年的汪曾祺所忧虑之处。对他来说，讲述苦难固然能引发读者的怵惕之心，但这只是压抑恶性的滋长，一旦产生穴隙，暴戾之气仍然可能趁虚而入，诱发出人性之恶。更好的方法或许是找到合适的事物填满受伤空虚的心灵。因此，汪曾祺选择找寻人性中至真至善的一面，将其付诸足以打动人心的文字，用温情和纯净来洗涤暴戾的侵染。
汪朗说，“爸爸总是把最美好的事物展现给大家，把苦难的东西留在自己心里，因为他觉得，哪怕是再绝望的时候，他也一定要给一丝绝不会断绝的希望。”
在拜访行将结束时，汪朗提议去看一看他工作单位池塘里的鸭子，“就当是给你紧张的写稿生活放松一下儿”。“最开始时只有两只鸭子，公鸭子品德很不好，欺负完母鸭子以后就飞走了”，汪朗俯下身去，望着水池里成群优哉游哉的鸭子说：“冬天来的时候，我们都以为它挺不过去，没想到它还下了许多小鸭子。现在一共有十四只。你都分不出来哪一只是原来的，哪一只是后来的了。”——希望就这样一代代地传递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