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暴动又引起犯案的争议。其中的情节、政治意识、情绪问题，因人而异，但环境背景的是非黑白，却应该由事实来说话。
首先，六十年代的香港社会环境，确实贫富悬殊，香港穷人遍地，所谓的港英，以殖民地管治方式来领导这个社会。但是香港的贫穷现象，不是英国人制造的，而是中国内战的结果。
四十年代太平洋战争之后，香港重光，百废待兴，人口由日治时代的六十多万，增至一百多万。城市的人口少，公共开支和福利当然低。当时香港有没有穷人？有，但都住骆克道一类的传统唐楼，一梯两伙，楼高四层，还有天台。那时香港的“穷人”有充足的居住空间。
什么时候出现大量的木屋？在大陆蒋毛内战、开始向香港输入大量难民之后。英国人一念慈悲，知道虽然是英治的领土，香港到底还是中国人的地方，开门慷慨收留。那时开始的木屋区，包括调景岭一个山头港湾，所谓港英，当然知道八年抗战期间，中华民国的孙立人，在缅甸与英军并肩作战。英国眼见国民政府落败，也默不作声，开放调景岭土地，让在抗战时与英军并肩作战的将领，在英女王的庇荫下有一片容身之所。
中国内战，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灾难，与所谓的帝国主义无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的财政也很困难，经济学家凯恩斯，代表英国政府多次横越大西洋向美国政府借钱，美国还要算利息。五十年代初英国的鸡蛋和肉类还要配给，伦敦还有许多贫民窟，英国工党政府艾德礼，也需要巨大的社会福利开支，接济数以百万计的英国穷人。
当时的英国没有钱、也没有义务，为突然越界而来超过一百万的中国难民包吃管住而埋单。当时的所谓港英，自己也没有钱，香港一向实行低税制，也没有库房储备。你一夜之间来那么多难民，英国没有向你这个民族投诉，只用两个方法：第一是接收由上海逃难过来的工业家，划给他们土地，鼓励他们开工厂，雇用中国的难民。第二是鼓励本土的邓肇坚和何东，叫他们捐钱做善事，建医院办学校，就业、医疗、教育，虽大家的日子都很紧，英女王很仁厚，能照顾的，尽量照顾。剥削穷人的，即使有，不是“港英”，而是中国人自己当的老板。没有最低工资，人浮于事，人力供过于求，身为老板，你问二十年来珠三角的厂佬，问富士康的郭台铭，不“剥削”才奇怪。
情绪可以主观发泄，历史事实不容歪曲。而在虚构或扭曲的背景基础之上分泌的情绪，是特别虚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