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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宾雁的遗产(13)

十八

我爱我一无际涯的绝望
最后一滴总令我们意酣心醉。
此刻,唯有一事我永志不忘:
不论斟满的是什么,都要——干杯
——【俄】季娜伊达•尼古拉耶夫娜•吉比乌斯

对独立批判来说,除了理论麻烦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主观因素,一个看来似乎和智慧无涉的道德因素,也即康德所称的运用才智的勇气和决断。智慧不入卑劣灵魂,在中国,这是一句真理。

刘宾雁1957年被定为极右分子,两条罪状之一,就是提倡独立思考。独立思考本身在中国就是一个在禁忌。一般而论,敢于独立思考的人,或多或少能洞察到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隐密,敢于独立批判的人,必然获得巨大的解释权。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批判,是通向真理的痛苦而有希望的道路,古今中外皆然。古有苏格拉底,今有刘宾雁。

由内在自主原则外推的自由表达权,是批判精神必需的条件和形式。讨论的自由、论辩的自由、批判(反批判)的自由不仅是社会进步所必须的前提,也是人类内在精神发展的前提。

刘宾雁反复提及的中国当代几次规模巨大的政治运动,无一不是以取缔这些自由为开端、为目的的。其结果就是一个“封建法西斯专政”、一个濒于崩溃的经济、一个人性普遍低落、精神衰化的大倒退。

古往今来,批判者总能在精神世界中找到对世俗代价的补偿。追求真理、反抗邪恶,而不会遭到苦难,这永远是幻想。在一个普遍无望,不负责任成为从上而下整个社会的律令时,更是如此。

作为批判者的刘宾雁,他的意义已越过了内在判断范围,获得广泛的理解和支持。相识,不相识,底层、上流,人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1987年1月那道决定表示他们的痛惜、困惑、失望和愤怒。全世界都知道,1987年“反自由化斗争”时,中国在美留学生一千多人联名发出抗议书,要求停止这场斗争。刘宾雁本人收到的电报、信函、贺年片中,有两个小学生寄来他们稚嫩美好的童心,使刘宾雁这位重感情的人感慨万端。《老井》作者郑义去看他,坐下来就哭得不能自已,对中国作家在刘宾雁身处危难而无所表示深感内疚。人民日报内,素不相识,甚至对他无甚好评的人,都在各种场合向他表示理解、同情和关切;一些人愤而要求辞职,一些人发誓不再撰文,只要“反自由化斗争”不停止,……刘宾雁自己比谁都清楚,这就是历史的进步:如果退回三十年、二十年、甚至十年前,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这是中国许多批判先驱的沉重代价所换来的,他们由于历史的局限进行的不成熟的批判,在刘宾雁的批判成就中达到了新的高度;他们困惑而坚强的批判精神,在刘宾雁身上,发展得更为健全、更为深刻而有力。

然而,社会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

在中国,对批判者的不公正和残酷,已经超出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一伙灵魂卑污、智力低下的刽子手对批判者的围剿中的丑恶表演,不仅暴露出他们的专制本质,而且败坏人心,败坏道德,败坏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形像,国家和社会蒙受了永恒的血污和恶名。萧条的远不只是官方意识形态,堕落的远不只是几个官员,丧失人性的远不只是行刑者。我们的先人和我们的后代都会指着我们这一代人说:这就是我们的儿孙和父辈吗?雨果说,历史没有垃圾堆。但是,在中国,历史有垃圾堆,可惜我们至今生活在其中而无力自拔!

1987年1月开始的对刘宾雁的又一次粗暴和侮辱性的批判,整个社会由此付出的代价可以由两方面来估计。对于执政人物,它可能表现为忘记历史教训、维持历史自大狂;对于人民,由于目睹他们寄于希望的、多年来全身心地与人民最强大的对立面——“极左”势力进行激烈较量的刘宾雁终于倒下,他们会对与其命运攸关的改革产生动摇和疑问,中国会不会又堕入极少数人的意志和需要当中?

毕竟,刘宾雁更接近人民。历史已经证明:对这个社会的成就,有刘宾雁辛劳的一分;对这个社会的不义,刘宾雁是心灵坦然,两手干净的。历史还证明,他的忧虑、请求、沉思、愤怒和批判,并不是杞人忧天。1956年他就告诫自己的同志,要警惕官僚主义、家长作风,不是在更高的水平上应验了吗?1979年他又告诫国人:大大小小的王守信还在各个角落存在,还不是庆贺胜利的时候,不也是应验了吗?1985年,他告诫同胞:注意中国社会内部的分化和分裂,历史将以什么形式应验?

作一个比较,可以知道,中国人仍然处于多么神经脆弱、多么危机深沉的阶段。苏联二十大后,即使在死气沉沉的勃列日涅夫时代,也基本上停止了对某个人进行大规模批判(当然又有了送疯人院等新玩意);戈尔巴乔夫上台,则请教了萨哈罗夫,而后者是一个公开否定共产主义的科学家。这就不得不使人们怀疑,毛泽东不容异己的性格为什么如此具有传染性,由具有这种性格的人来领导现代化,由他们选定的接班人来领导现代化,不是太令人费解了吗?

这场后果不堪设想的政治运动终于流产,人们感到庆幸。但是殷鉴不远,中国人没有半点理由高枕无忧。流产的原因,虽然不能全部为人知晓,但是,正如刘宾雁所说:中国毕竟不同了!而这里面包含着批判者们惨重的代价。我们终于懂得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对他人的苦难和厄运,对追求真理、向往自由的人的命运和处境漠然置之,是最大的愚蠢。几十年历史反复昭示的真理表明,奉行这种明哲保身主义的人,没有一个真正能逃脱可悲的结局,更不要说良心上的损失。我们早该懂得,分而治之、各个击破为什么成为专制制度最嗜好的屡试不爽的伎俩,就在于我们的狭隘和自私心理。政治斗争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全身远祸、各自逃命正是它把斗争进行到底的最理想的状态。于是,普遍灾难就来临了。侥幸心只会招致耻辱和灾祸,中国人应当记住这个教训。

对于仍然生活在共产极权社会里的中国,西方自由—民主之所以具有全球性普适价值,其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在于对异端审判这一欧洲中世纪野蛮制度的唾弃,转而强调个人在天地之间不可以任何名义加以剥夺和奴役的现代原则。无疑,对于同属一个星球、一个时代的中国,这既是一种目标,又是一个实现广泛自由的前提。

自司马迁、稽康、李赘以来,中国敢言直谏的异端之途,充满屈辱、杀伐、自戕,其悲绝舛惨,更甚于欧洲中世纪,也甚于俄国。——至少,伽俐略可以公开挑战罗马教庭的精神偶像托勒密和理论权威亚里士多德;布鲁诺可以在宗教裁判所里当着教皇使节和主审官“庄严宣告,我同毕达哥拉斯一起认为,地球是个天体,它好像月亮,好像其他行星,好像其他恒星,它们的数目是无限的!”;至少,托尔斯泰可以公开指斥俄国的沙皇“不是白痴就是疯子”,而当这名沙皇专制不倦的谴责者遁世时,沙皇的代表就站在他的灵柩前鞠躬。

今天,这一页终于快要翻过去了,我们终于迎来了一个了不起的转机:专制势力无论如何花样翻新,都已很难像在1957年、1966年、1983年、1987年年初那样为所欲为了。刘宾雁指出:中国两类人的较量将是激烈的,但形势毕竟朝著有利于人民一边的方向发展。1987年6月2日,刘宾雁给友人写信说:“运动开始时,有人估计要搞十年,我则认为三年足矣。一年之内便会有变化。”

刘宾雁的一位年轻朋友写信给他,直言相告:“若我们还感觉委屈,冤枉,这就未免可笑了。钟会使文帝诛嵇康,潜曰:‘康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结果嵇康就戮。但他毫无悔意,更不觉冤枉,只是将刑前命人取琴一张,抚广陵散一曲,叹曰:‘广陵散不复传矣’。他明知无辜受害,却只叹美的价值无存,将自身荣辱置之度外。这是大胸怀。老刘,你要挺得住!国家民族劫数未尽,我们这些爱国家爱民族的人只好含泪看它受难。一个病毒性感冒患者非发高烧七天才能好转。在此期间中药西药全没用。××兄送你《尼采》一部,颇可于黑暗中慰你心灵。查拉图斯特拉的精神正在你身上显现。我爱你至深,此刻更觉心痛。但硬汉子死了算,活着就只为掮着大痛苦,大悲哀,这是你老刘的命运,天命。你受难了,但别忘了,全民族也和你一起受难。基督死前只大喊了一声:‘人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苦难的民族从来不知道自己在作什么。你代表全民族的精英受难。你替全民族受难。”

刘宾雁因此有了他特有的感慨:“八年前也是这一天,一月二十四日,我结束了为期将近二十二年的政治僵尸生活,重新回到中国共产党内。两次开除,一个原因:我公开批评了共产党内部的弊端。这一生中,我因受难而得到过别人的同情,因成功而受到过人们的祝贺。我蒙受过最大的屈辱,也享受过极高的荣誉。今天,我却同时经受着这两种东西,这是从未有过的体验。这是幸福吗?是的。我应感到幸运,因为只有极少的人有缘得到这种享受。当天在报社大院里遇到一位工人,他说:‘祝贺您,他们使您成了完人。’”

具有讽刺意味,但也合符历史惯例的是,在中国,为数不多的批判者将主要集中在执政党内。有如俄国十九世纪十二革命党人的贵族血统发生了变异一样。

以上关于刘宾雁独立批判精神的文字出自笔者1989年为他访美送行的文章《刘宾雁与当代中国》。十八年过去,只想在刘宾雁的名字前面和后面,加上几位值得中国人记住的曾经加入过共产党的中国人的名字:陈独秀、瞿秋白、张闻天、彭德怀、顾准、林昭、张志新、王若水、胡耀邦、李慎之、赵紫阳……

俄国十九世纪的精神流程是,贵族的反叛气概被平民知识分子继承;在二十世纪,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也从氢弹之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演变成整个俄罗斯实现自由的浩大进军。中国仍然晚了一个时代,但是在刘宾雁离开世界前后,李慎之、何家栋、刘晓波、余世存、廖亦武、焦国标、卢跃刚、王怡、綦彦臣、张林、胡杰以及层出不穷的中国人,已在“大胆地运用自己的才智”了。

刘宾雁的见解和批判方式,未必为他们全部认同,但作为付出一生代价的批判者,刘宾雁是他们良师益友般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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