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在位的时候，北宋和高丽的关系不错。当时，北宋主要的军事斗争对象是辽和西夏，与高丽并不接壤，不存在直接冲突。宋朝廷甚至希望联合高丽牵制辽国，所以两国之间只是名义上的朝贡关系。
话说这一年，高丽派遣使团来北宋送礼，名义上叫进贡，实际上纯属润滑外交关系。按照传统做法，以泱泱大国自居的中国皇帝习惯在享受外来朝拜的同时，按照薄来厚往的原则，给朝贡使团开一张巨额支票带回去作为回礼，价值远远超过进贡品，以此展示国力和气度。此外，使团成员还可以借机进行个人贸易，挣到丰厚的外快，所以幸福感特别强烈。
但是，这一年的高丽使团并不知足。他们在沿途经过的所有州县里，除了享受高规格的招待之外，还向当地官员索要地图。各个州县的地图里面有什么呢？还真有硬通货。无论交通要道还是险山恶水，哪里易守、哪里难攻，都有着详细的标注和说明，是为“山川道路，形势险易，无不备载”。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些图绝对属于国家级的军事机密。
按说宋朝官员都是从书堆里钻出来的，不该傻到人家要啥咱给啥。可这帮官爷们恰恰头脑发起了高烧，不知是习惯了炫富，有点好东西就要晒出来臭显摆，还是拿国际上数量有限的友邦当成了最可爱的人，就盼着把地图当礼物倾囊相赠以体现伟大友谊。据记载，使团“所至皆造送”——凡是高丽使团需要的就是官爷们乐于奉送的，写满了秘密的地图也不在话下，搞得高丽使团将最初的恳请施舍变成了踌躇满志志在必得，加上各州县互相参照攀比，送地图的多米诺骨牌在层层传递中形成了连锁效应，眼见着各个州县已经把赠送地图搞成了欢迎外宾的必选招待项目。
幸好还有明白人。高丽使团到了扬州，正在扬州管事儿的宰相陈秀听说这些事情，意识到地图泄密的严重性，赶忙去拜访高丽使团，谎称他正在组织人马绘制大幅地图，需要用使团搜集到的各地地图作参考资料。借到图之后，陈相爷一溜烟跑回住处，大门一关，让人搬来炭火盆，把地图一股脑烧了个精光。
地图成灰，却没见陈相爷奏报朝廷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哪怕是内部搞个保密教育，给大家伙上一课，提个醒，在脑细胞里多搁一根保密弦儿。这个可以有也必须有的措施，真就没有。烧完了地图，也烧光了责任，没有追责，也没有后世的引以为鉴。
于是，二百年后的1272年，发生了南宋官员静江知府胡颖玩石刻的故事。在今天的广西桂林市鹦鹉山南麓的石崖上，胡知府命人刻上了一幅静江府城池图。这幅图高宽均近3米，对街道和民居寥寥几笔带过，对城墙、壕沟、军营、官衙、桥梁、渡口却描绘了个明明白白，生怕别人看不懂。当时的战争形势比北宋更为紧迫，可胡大人还是稀里糊涂地将城防图当做旅游景点指南公之于众，如果要对胡知府的所作所为予以评价的话，必须说脏话。
故事讲到这还没完。时光荏苒，说话间这日子又过了六百多年，到了民国。
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日军战犯土肥原贤二善于测图，自打1913年就在中国境内活动。他多次到山西省旅行，对险要之处进行考察，尤其把雁门关和桑干河作为重点目标详加勘测。“七七”事变之后，国军将领认为雁门关是一道天险，日军难以投入重武器，结果日军出其不意地从土肥原贤二勘测到的隐蔽道路钻了出来。在隆隆炮火中，堂堂国军惶惶之中才意识到自己对山西地形的熟悉程度还比不上这帮日本人。
那么，一个日本人，背着测量仪器能够在中国大陆畅通无阻，他怎么办得到呢？这要“归功”于阎锡山。作为日本士官学校的同窗，阎锡山对老同学土肥原贤二盛情招待，对其“旅行”更是大开绿灯，为土肥原贤二将西部地区的地势地貌搞得一清二楚提供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便利。
待到战争爆发，阎锡山并非不想抵御外辱，可是跟日本人打一次输一次。从平型关打到雁门关，从雁门关又打到忻口，一次比一次输的惨。还用问吗，地形地貌都让人家摸透了，再加上优势装备，你不惨谁惨！
都说做人呢最重要的是开心。送礼物、玩石刻、招待老同学，迎来送往的都是顶开心的事。可是一旦被人家利用，摸进咱家门来烧杀掳掠，那个时候再四处动员，号召家里人用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是不是有点坑爹啊？
2012-1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