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学生组织“学民思潮”及“学联”到政党“香港众志”，踏入4月，转瞬间已成立一周年。四位“雨伞运动”的学生领袖：主席罗冠聪、秘书长黄之锋、常委周庭及林朗彦，接受德国之声的专访，分享一年里身份角色转变及克服种种挑战的心路历程。
“香港众志”（Demosisto ），由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简称学联）前秘书长罗冠聪、学民思潮前召集人黄之锋、前发言人周庭等2016年4月份创立。“香港众志”成员大部分是大学生，最年长的仅25岁。在“香港众志”成立这一年里，他们身份角色转变了，罗冠聪当选立法会最年轻议员，黄之锋毅然到地区深耕。正如一周年党庆的主题成长一样，这一年“香港众志”的成员各自经历了许多历炼及成长。党庆笑声的背后却同时面对着罗冠聪的议席可能被取消的官司阴霾。他们踏着政治之路，每一步都珍惜。
德国之声：这一年，由“学联”、“学民思潮”到“香港众志”，当中你们遇到甚么难忘的经历？过程中如何克服困难及挑战？
黄之锋：由生运动组织到组织政党，过程中的确许多不适应，例如面对公众不同的期望，以及一下子处理的问题范畴广了，需要慢慢的去克服及调节。过往学生运动时，只集中在体制外社会议题的倡议，加上学生的身份，社会上普遍还是给予同情。然而，一旦变成政党，公众对政治人物的期望便改变，要求有议政能力，政策的倡议等；再加我们从未经验过选举工程，成立“众志”后马上派阿聪去参选，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大挑战，要沉着及成熟的面对。
林朗彦：这一年，可说是充份感受到学生组织及政党的分别：由前者只要跟随大旗织走，到后者成为政府政党后，不断被质议会的立场，成为大多数人寄望反映意见的工具。这一年，我们不断思考者，怎样定位，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摸索出一条出路。可以说，尽管“众志”的成员都有过参与“雨伞运动”的经验，然而相对于社会运动的历史，我们的经历仍然很浅。这一场运动结束后，创伤和阵痛也是前所未有。我们一边克服这一段低潮，一边深索新的出路，而这个探索过程还是一直进行着，我们透过不断的经验去持续修正。
个人而言，坦白说，我也经历着思绪的低潮。低潮不是来自政治的打击，而是整个社会压抑的气氛。“雨伞运动”失败后，是一种否定的阵痛；两年后，面对着本土思潮，又要分清当中谁是真正的盟友，谁是敌人。我不断反思自己政治角色及身份，如何在抗争行动中把理想价值实践出来。
周庭：“雨伞运动”后，社会上很多年青人都对结果感到失望，对社会运动失去信心。在我而言，对对这一个结果，反倒没经历一个很长时间的低潮，也兴幸当时学民思潮整体也不算经历低谷。反而大家积极地为将来的政路摸索方向。由“学民思潮”到“众志”，不变的仍是民主信念的坚持。今天，“雨伞运动”的创伤仍然持续，我们要重建大家对社会运动的信心。
德国之声：“香港众志”这个名字背后代表着你们甚么理念？
林朗彦：众志这个名字也花了一段颇长的长间去改成的，最初大家天马行空的提出建议，一方面希望名字能隐含我们背后的理想及坚持，一方面又要简单容易记忆的，最后就改了“众志”。以“众志”之名“聚众之志”，亦取“种志”的谐音：将自决我城的愿景栽种于我城我土、众人心中。
德国之声：罗冠聪，从学联到成为立法会有史以来年纪最轻的议员，由学生领袖到踏入从政之路。一年里你的身份角色转变了，过程中怎样适应，当中有甚么领受？
罗冠聪：我的身份角色多了，既是学生（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又是立法会议员，又是“香港众志”的主席。然而我的心态却没有很大改变，一直努力地在社会寻找适合的位置。成为议员后，工作范畴宽阔了，既要兼顾学业，又要履行社会服务令（罗冠聪因“重夺公民广场”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结罪名成立被判120小时社会服务令），又要兼顾“众志”的党务；而市民对我的期望的也增加，我关注的议题也逐步由民主、青年议题扩展到整个社会关注的民生议题，积极与市民沟通等……这些都令我感到压力大了。然而，我仍然感到多重身份还是有很有意议的，可以实践心中的价值及理想。每天起床，我都以新的一天为新的动力，来鼓励自己。
创党初期，要处理一大堆党务问题，再加上选举的压力及从政的节奏，都令我有点透不过气来。党员之间大家透过互相磨合、学习及改变，一步一步的把事情实践起来。说实的，年青人都较浮噪。因此我鞭策自己去学懂了解及平衡一组人的意见，带领一组人有系统、有条理去一起工作。
德国之声：黄之锋，你现在主力都放在地区工作，由学生领袖的光环走到地区开发，你是怎样克服种种挑战及心理关口？
黄之锋：现在我主力地区工作，进驻香港仔地区办事处，服务的是普罗大众及街坊们。关注的议题由最大的政治议题细化到区内的交通、学校等民生议题。而街坊开始信任我们，会跑来向我投诉区内的设施不足等各样小区问题。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要跨越了不少障碍与心理关口，一步一步的克服挑战，对我来是一个宝贵的历炼过程。也感谢市民对我们的信任，给予我们有机会学习的经。
德国之声：你们作为年纪最轻的青年政党，会否特别关注青年的议题？近年香港青年都面对着一股低潮，你们身为年青人，又怎样为他们发声？
黄之锋：政党的工作除了青年外，还要跨越不同年龄层段的市民。然而，青年的议题，特别是教育政策的议题，我们会感到很“到肉”（特别关注）。事实上，我很希望为香港带来正面的影响。没错，“雨伞运动”我们跌倒了，但我们仍然爬起来。“众志”一周年，我们很希望告诉一些和我们一起上街头的市民，特别是年青人，即使当天的革命好像不成功，但请相信这场仗仍然可以打下去。
周庭：我认为这一代的年青人都因着不同的年龄层而面对着不同的烦恼。小学生面对沉重的功课压力，中学生面对中学派位及考试压力；大学生呢，社会学系及文科生也面对着毕业找不到工作等题苦恼，这些都源于我们教育制度的核心根源问题。我们“众志”成员大部份也是大学生，也有中学生，可以说我们各自也经历着这些“贴身”的问题及苦恼。因此，我们很希望与年青人一起并肩而行，在这个压抑的时代里，仍然坚持信念，不要放弃埋理想。
德国之声：这一年，经历身份角色的转变，大家成了公众人物，家人及朋友对你们的态度有没有改变？
黄之锋：由一开始到现在，尽管面对着巨大的压力，父母家人都一直支持我。
林朗彦：我则相反，家人由开始到现在也不支持。但我尝试拉阔大家的距离，以平等的对话空间，让他们专重我的理想。
周庭：家人一直都这么专重我。
罗冠聪：事实上，家人仍然不完全支持，他们的担心来自与共产党对抗会有甚么后果。
德国之声：“众志”现在面对着最大的挑战是甚么？
黄之锋：对“众志”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即将要面对的DQ （Disqualified ）（议员资格被取消）官司。（采访记者注：2016年10月12日，罗冠聪宣誓时把“中国人民共和国”中“国”字的声调提高，变成了问，并于誓词前后呼出“不会效忠于残杀人民的政权”、“权力归于人民，暴政必亡”、“民主自决，抗争到底”等字句。2016年12月2日，特首及律政司入禀司法复核，要求取消罗冠聪等四名民主派议员的议员资格。案件即将于本月法庭审理）。这其实不只是“众志”的问题，是关乎到进步民主派怎样活下去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