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10日，北京市国家安全局高调颁布《公民举报间谍行为线索奖励办法》，引起海内外媒体的热议。该“办法”表面上是“为切实提升全社会的国家安全意识，进一步推动国家安全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有效结合，充分发挥公民发现举报间谍行为线索的积极作用”等原因制定的，实际上是当局为进一步强化专制统治、剥夺公民基本人权，并掀起人人自危、道路以目的告密文化以巩固其政权而实施的举措。
公开地要求民众举报间谍，这只是战争年代及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才有的事情。在战争时期，国家处于敌对的危机状态，政府会鼓励民众抓间谍。至于中国“文革”期间抓间谍，是毛极权进行恐怖统治的手段。当时中国对内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对外是反帝反修，为实施这个“大战略”，因此便鼓动人民斗争“地富反坏右”，大搞“防奸防特”、“抓间谍”；当时各地都在斗争“黑五类”，抓出了成千上万的“美帝”和“苏修”的特务，为此搞得无数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笔者幼时就曾亲眼看镇上的革命群众，将一外地残疾乞丐扭送到公安机关，认为他的残疾腿里有发报机。今天看来，这些都是甚为恐怖而荒诞的事情，然而当下中国既不是处于战争年代，也不是风声鹤唳的“文革”时期，当局为何要高调抓特务呢？
首先，此举在于制造外敌，渲染“西方国家亡我之心不死”，以增强当局的政权合法性。公开重赏举报间谍，营造了一种间谍遍地的气氛，美日间谍、台湾特务作为西方和平演变的先遣队，似乎已经深入到中国大众中，为下一步颠覆政权、破坏国家作准备。这样一种氛围，似乎说明目前国难当头，民众更应该顺服当局，同仇敌忾，忠于党和国家，一致对抗外敌。
其次，此举也是打击目前风起云涌的中国维权运动的狠毒招数。虽然该“办法”将举报的间谍行为定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第三十八条所规定的行为上，但当局的真正目的却是要把众多维权行为指责为外国势力所为，将众多维权人士定为与外国势力相勾结。众所周知，由于当局侵权行为加剧、民众权利意识高涨，目前在宗教、土地、言论自由、NGO等方面维护公民权益的人士层出不穷，抗争事件此起彼伏；而且大多维权事件合乎当局的法律法规，是完全合法的。面对这种情况，当局就采取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方法进行严判，而“间谍罪”、“泄露或刺探国家机密罪”就是最好说辞。如为家庭教会争取信仰自由权利的李国志牧师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被严判；为争取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权利的高瑜女士也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被重判；最近被抓捕的台湾关心中国人权人士李明哲，当局则直接将其当作台湾特务。当局重赏抓间谍，预示着要将更多的维权人士、异议人士当作特务、间谍治罪，以更加有效地镇压持续不断的维权运动。
还有，此举旨在营造一种相互检举揭发、人人自危、道路以目的告密文化。极权政治的特征之一就是鼓励告密，让所有人最后不敢说话，因为一旦说话就会被身边的人举报。告密有赏，就是在鼓励和加剧言论治罪。朱元璋是中国的告密者教父，率先设立锦衣卫以监视官民，并利用江湖流氓建构更为庞大的眼线和告密网络，形成了全国性的告密者队伍，成为专制王朝的最大帮手。
中共承继了中国的专制文化，鼓励告密，这已是中共的传统。无论是苏区、延安整风运动、反右、文革，中共都鼓励同事之间、朋友之间甚至夫妻之间互相告密、揭发。1958年，至少有30万对当局有微词的公民，被告密者检举揭发，在阶级斗争中沦为“右派”。而在文革时期，更是有无数的人因告密者的揭发而遭到政治迫害，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载：1984年5月，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8万人非正常死亡；13.5万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7万多个家庭被毁。这里面不知有多少人就是被这种告密文化害死的。
文革虽已结束，但告密文化绵延不绝。2008年12月，《武汉晚报》的报道称，湖北大学数计学院某班出台新班规，要求学生实行“盯人”战术，每名学生暗中监视另一名同学，并在所谓“天使信条”上写下对被监视对象的意见。不仅在高校，在企事业单位，中共早已布下天罗地网，监视民众的言行举止。
习近平上台后提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开创了“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时代”，有重回文革之势。尤其是在政法系统，更是充分发挥其“锦衣卫”的功能。因此，习当局出台“重赏举报”毫不奇怪，这是中共的传统，也是其政权的本质，他们就是要加强对人民的镇压力度，以维持自己日薄西山的统治。
总之，我们从《公民举报间谍行为线索奖励办法》中，看到了当局残酷镇压异已、强化自己专制集权的末日心态，也看到了当局玩弄和营造告密文化的卑劣手段。在此奉劝当局不要重蹈中国历史上让人民“道路以目”的暴君们身败名裂的下场，各位中国公民，也绝不要为了蝇头小利，加入到当局践踏人权、营造告密文化的这场运动当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