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过去了，在满目疮痍的大地上留下了无数的罪恶和苦难，也折射出当时人们的疯狂、不理性、政治上的幼稚，以及心中自私、残忍和冷漠无情的一面。在搜集、记述当年的这些故事时，无意中，笔者也发现了一些闪亮的珍珠。小心地把它们拾起来，托在手心里，细细体味，它们散发出了一种自然、柔和、纯真的温馨之光，令人动容。这是永恒的人性的善之光。
玉米田守望者
1966年8月，也就是所谓恐怖的“红8月”，社会上一片腥风血雨，被蛊惑的青年疯狂地向他们的长辈、老师抡起了军用皮带。被殴打致死的受难者、被逼迫自杀的人，几乎每个单位都有。101中陈葆琨老师已经被殴打致死，更多的干部教师正遭到残酷迫害，生死命悬一线。如政治教研组长陈司寇老师在残暴的殴打下，几乎丧生。语文教研组长汪瑞华老师，在一天晚上，被红卫兵揪到操场上毒打，扼住喉咙几乎窒息，遍体鳞伤。
任彤云，原郝人初校长的警卫员，文革前的总务处副主任。他的出身工农和老革命资历使他在文革中颇受尊重，还被吸收为“革委会筹备委员会”（革筹委）的成员。汪老师被毒打时，她家属曾找他求助，可是朴实忠厚的任彤云在革筹委里只是个摆设，说话根本没人听。万般无奈中，任彤云就对汪瑞华老师说：“要不你和陈老师晚上就来我家里躲一躲吧。”汪老师和陈老师确实不敢回家，可是躲到任彤云家多有不便，而且万一被左邻右舍告发了，不仅罪加一等，还要连累任彤云。最后她们决定躲到任彤云家附近的玉米地里。任彤云家旁边就是学校的玉米地，有个用玉米秆堆成的垛子。天一黑，两位女老师就钻到那个玉米垛子里过夜，任彤云就帮她们“望风”。夜里尽管有蚊虫叮咬，难以安睡，但至少暂时不受人身安全的威胁。就这样，两位女教师在玉米垛子里躲过了那些最恐怖的夜晚。
午夜暴力劝阻人
1966年“红8月”期间，学校红卫兵中有个“夜老虎队”，专门夜晚出动到干部老师家里抄家打人，学校家属院夜晚常听到有人高喊：“红色恐怖！红色恐怖万岁！”
副校长文方首当其冲，多次被红卫兵殴打。他家旁边有条不太深的水沟，文方和夫人冯老师都曾被打到水沟里过，处境非常危险（陈葆琨老师就是在水池里被殴打溺水而死的）。住在文方房子后排的工人师傅刘德新、贺文昆听到动静，都立即过来劝阻学生。他们站在红卫兵和文方中间，用“要文斗不要武斗”讲理，有时还硬抢下红卫兵手中的皮带。因为他们是工人师傅，是“领导阶级”，又是学校工人师傅组成的“工联造反团”成员，红卫兵也不便和他们对抗，常常就悻悻地离开了。此后，每当红卫兵挥着皮带从文方家的前门进来，冯老师或孩子就赶紧从后窗跳出，去敲刘德新和贺文昆两位师傅家的窗户求援。经常是晚上十一二点，师傅们都关灯睡下了，文方一家人还不敢睡。“夜老虎队”一出现，二位师傅闻讯二话不说，穿好衣服就过来把学生们给劝走。文方后来回忆说：“当时如果不是他们的多次保护，我可能早就被打死了。”
勇敢的白衣天使
校医段箴大夫身材瘦高，文静柔弱，说话缓慢。记得当学生时找她看病，即便是非常小的伤病，她都十分认真仔细，一丝不苟。看完病还要嘱咐一些令小青年不耐烦听完的话。文革期间，学校卫生所也被贴满了大字报，无非是批评她爱穿高跟鞋、爱烫头发之类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还有人给她画了漫画，把她的名字故意改写为“断针”。
面对这一切，段大夫好像并不介意，照样一丝不苟地为师生看病，特别是那些被打伤了的“牛鬼蛇神”。只要一有人叫她，她立即背上药箱去救死扶伤，无论是白天黑夜，也不管伤者当时有什么政治问题。当时这些“牛鬼蛇神”受尽了周围人的呵斥、咒骂、唾弃，或者冷漠回避，只有段大夫一如既往，温和细心地询问病情，认真周到地医治，使得那些正遭受政治迫害的老师，感到这世上仍有人把他们当人对待，精神上得到莫大的慰藉。
在汪瑞华老师半夜遭受毒打之后，段箴大夫立即赶来给汪老师敷药，见伤势严重，直说：“惨不忍睹”。敷完药又对汪老师说：“你不能劳动了，休息两天吧。”给汪老师开了休息两天的假条。汪老师当时在劳改队服苦役，每天清早7点就要集合。凭着段大夫的假条，汪老师在家躺了两天，才算缓过气来。段大夫当时能够顶住压力来看病、开假条，令汪老师至今感激不尽。
初中的班主任杨文荣老师在文革中也遭到学生的毒打。有一次杨老师的鼻子突然出血不止，一直接了两个脸盆还在流。旁边的一位年轻老师竟说：“别管她，流死她！”段大夫知道后，立即赶来，先用棉球为杨老师塞住鼻孔，然后用自行车推着送杨老师去海淀医院。一些学生围在旁边骂骂咧咧，还向她们投掷石块。段大夫却始终推着杨老师，坚决地往医院走，结果自己也挨了不少石块。这一幕让杨老师终身难忘。她说若不是段大夫的及时送医，自己那天恐怕性命难保。
文革中受到段大夫救治的老师还有很多，例如教史地的卢念能老师，文革之后曾到段大夫家，感谢她在文革中救了她。
可惜这些老师和段大夫都已经谢世，我们无法了解到更多的具体情况。但段大夫这种不顾个人危险，坚持治病救人的医者风范，却值得我们永远铭记和学习。
稻田“绅士”
1967年的11月，稻田里的泥水在夜晚已结了层薄薄的冰，成堆的稻子却还堆在稻田里，劳改队的干部老师们被驱赶去搬运稻捆。老师们有的排成一列长队，相互传递着。有的自己抱上几捆，在泥水中艰难地行进。负责劳改队的高一（1）班学生高J等人，坐在稻田旁边的小山坡上监视着他们。他们一边呵斥咒骂着，一边把泥巴土块投掷到他们看着不顺眼的老师身上。
最遭罪的要数当时年已65岁的校长王一知，高J等人命令她只能自己搬，不许参加传递；还给她指定了一大堆稻捆的任务，不搬完不许休息；每次抱上两捆还不行，一定要加到3捆。王校长吃力地在泥水中跋涉着，挣扎着，一刻不敢停顿。稻茬把她的腿和脚扎的血淋淋的，学生们投掷的泥巴土块，不断地落到她的头上和身上。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是那样地孤独和无助。这时，一位又高又瘦的男老师走到了王校长身边，毫不犹豫地帮她扛起了沉重的稻捆，迎着那不断投掷来的石头土块，以及监管学生的谩骂呵斥，在泥水里一趟趟地来回运送着，直到全部完成了指定的“任务”，王校长得以上岸休息。这位“绅士”，就是语文老师雷天奕。
雷老师原来在新华社工作，还教过大学，是搞文艺理论的。因为有所谓的“历史问题”（曾在国民党政府工作过），被从新华社下放到中学来。1958年，区委调查组来学校抓“政治思想工作”，听了雷老师的课后，认为他在课堂上“放毒”，使他成为被重点批判的对象，学生们也拒绝上他的课。王一知校长曾为此亲自来听他的课，并说：“我听了他一个月的课，这个老师很有学问，没有什么问题。”雷老师的处境，才因此好过了一些。
文革中，雷老师又被打成“三反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可能是因为长期被批判的缘故，这个高个子的书生患有多种疾病，平时总是弓着背、苦恼地皱着眉头，说话低声下气的。只有这一次，他挺直了腰，做了一回真正的汉子和绅士。事后，王校长感慨地说：“雷天奕那天真是救了我的命！”
劳改队里的“校长秘书”
汪瑞华老师和王一知校长，一直就是工作中的老搭档，还在上世纪50年代的华北中学时期，汪瑞华老师就曾当过王一知校长的秘书；后来，在101中学时期，她又一直是语文教研组长、学校工作中的教学骨干。然而，最难能可贵的，是在劳改队里时，当汪瑞华老师自己也饱受迫害折磨、生死未卜的情况下，她还一直坚持着照顾王一知校长。
当时，王一知作为101中学的“头号走资派”、“刘少奇的黑爪牙”，在劳改队里饱受迫害：挨的打最多，干的活儿最苦，受到的各种虐待折磨也最多。红卫兵和工宣队还要求劳改队里的老师揭发她，不揭发的就是“保皇派”，罪加一等。监管劳改队的学生也曾多次要求汪老师揭发王校长，但她却说：“我实在不知道，不能乱说啊。”于是，她又被罪加一等，成为所谓的“钢杆保王派”。
劳改队里的老师，平时都不敢和王校长说话，只有汪瑞华老师，始终不离不弃地照顾着王校长。每次劳动或挨完批斗回来，王校长都一头栽倒在床上，不能动弹了，汪瑞华老师就立即帮她打水，洗脸洗脚，擦试伤口，换洗脏衣服，还帮她去打饭。打饭时也常遭到不明真相的食堂大师傅的谩骂，说她是王一知的“走狗”；有时还故意只给她们糠窝窝吃。就连劳改队里的其他老师，也劝汪老师说：“你就别管她啦，你要照顾她到什么时候？”可是汪老师始终没有放弃。在那水深火热、人人自危的日子里，汪老师用她那瘦小的臂膀，紧紧地托住王一知，一起在苦海里挣扎沉浮。
1972年，王一知被平反后重任101中学校长。70岁的老太太二话不说，立即拉上汪老师，一起去收拾学校当时那“没有一块好玻璃”的残破局面。
黑夜送医
1967年秋天的某个傍晚，初一的女孩们正在宿舍里七嘴八舌地聊天，初一（6）班的文某突然闯了进来，打着哭腔说：“帮帮忙吧，我弟弟得了急病！……”文某是副校长文方的二女儿，而文方作为学校里的“二号走资派”，当时正在劳改队里被羁押着。由于文方的原因，文某平日总回避着同学们，大家也不主动与她往来。
她的突然出现，使嘈杂的宿舍一下子安静了。其中有三个女同学，没有一点犹豫地立即跳下床，推上一辆自行车，跟着文某就走。黑暗中，她们看到地上蹲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旁边站着一筹莫展的文方夫人冯老师。原来她们母女正送孩子去看急诊，101中家属宿舍离车站很远，她们无力再背动他了，只好找同学帮忙。大家立即让小男孩坐上自行车的后架，抱住车座，两个同学一边一个扶着他，另一个同学推着自行车，急忙朝公交车站走去。她们走得很快，瘦小的冯老师都要跟不上了。
到车站后，她们把自行车一锁，和冯老师一家一起坐公交车到了海淀医院；下车后，又帮助把小男孩抬到急诊处；看完病拿好药打完针，她们又一起帮助把孩子送回到文方家。
回到宿舍后，有同学议论她们：“和走资派划不清界限。”她们却立即理直气壮地反驳说：“文方的孩子又不是走资派！”……
一晃，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文方夫妇住在他们小儿子为他们买的新房子里安享晚年，三个女孩也都已过耳顺之年。如同所有老三届的中学生一样，她们也难免会在内心里留下许多的愧与悔，但唯独对这件小事，她们至今只感到庆幸。她们也从自己与共和国共沉浮的命运中得到启发：不管外界说什么，做人只要顺从了自己的良心，就一定不会后悔。
孔子曰：“人之初，性本善。”孟子云：“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大多数中国人原本都是善良的。但是“阶级斗争”的宣传教育和暴力革命的蛊惑煽动，使得人们自然的善良本性被摧残、迷失和扭曲了，而兽性的自私、冷酷、暴虐与残忍，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下被极大地激励和膨胀，所以文革中才会有那么多的血泪和苦难。然而深入历史事实，笔者欣喜地发现，即便在最黑暗的年代，人性的善良并没有被完全泯灭，她如同劲草深深扎根于人们的心田。当年如果不是这些普通人对善良的默默坚守，很多受害者都难以度过那个残酷的岁月，也许101中在文革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会更多……
上述故事虽然都是些不大的事情，却意义非凡，正如那位平凡的人力车夫在《一件小事》里给鲁迅先生带来的启示：“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
2015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