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改天换地的1949年快步走向中国时，沈从文精神崩溃以至于试图自杀。当时没几个人明白这件事的含义。
“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张兆和在晚年读了丈夫遗留的家书及检讨书后，感慨道，“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除了名满天下的《边城》《湘行散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外，沈从文最重要的思想和情感记录，也许就在“沈从文人文三书”里：一本是文革十年家书精选《大小生活都在念中》，一本是收录有检讨书菁华的《生命的光影形线：人生感想录》（还包括他一生中最有价值的随笔、时论），一本是谈艺谈文物论文化的《古人为何要留胡子》。家书、检讨这些劫后余生的文字，真实表现了大师在鼎革之后的精神活动，世故而天真，让人感受鬼魅横行岁月里一颗不甘沉沦的心灵的悸动：痛彻心扉的反省，异常艰难的生存，于绝望中奋力活下去的勇气，……读了，才知道我们原本并不了解沈先生。
当改天换地的1949年快步走向中国时，知识分子沈从文精神崩溃以至于试图自杀。在当时，没有几个人明白这件事的真正含义，中共文化教育接收大将叶圣陶在同年3月20日的日记里不无悲悯地写道：“从文近来精神失常，意颇怜之。”八天后，沈从文试图自杀，他顶上门，用锋利的刀片割破了自己的手腕和脖颈。沈从文的长子沈龙珠晚年回忆道，他们一家人当时非常不解：“我们认为没有人要他怎么样，很容易转变的事情，为什么转变不过来？”沈从文好友林徽因质问：“为什么你会要死？……谁不是在极端疲乏中挣扎？……看时代就会忘了个人……你想的却是‘你’，为什么不来用笔写写‘人’，写写一个新的人的生长，和人民时代的史诗？……你有权利可以在这个时候死去？”
人们在几十年后才明白沈从文发疯的象征意义。那是不甘死亡的心灵的哀号，是自此消逝的旧时代的颤音，是对自由、人性、尊严格外敏感的人的死去。可以与此比拟的是，苏联革命成功后俄罗斯一代知识分子的大放悲声。严霜摧折，灵魂凋谢，能否迈过这道被红色革命征服的心理之坎，对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是莫大的考验。有洞察力的人逃离了赤土，更多的人轻松跨过了，沈从文却几乎被这道考题难死。沈从文在绝笔书里哀叹：“《边城》里的塔倒了，翠翠的哭声和杜鹃的哀鸣在耳边回旋。”
多少年后，人们似乎觉得沈从文这个转变非常值得，因为他写出了可以传之后世的杰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1980年，他的小姨子张充和欣喜地说：“有人说他不写小说太可惜，我认为他如不写文物考古方面的文章，那才可惜！”2014年，评论家张新颖睿智地总结道：“我们站在后来者的位置上，我们看到沈从文从崩溃中艰难地恢复了过来，我们一点一点明白他后半生成就了另一种安身立命的事业，，我们想起那仿佛不经意的一笔转折，恍然，重重地惊叹：那个倒了的塔，又重新矗立起来了——这，才是最终的预言。”我以为，他们夸赞的是另一个沈从文，作为知识分子的沈从文已经死在那一年。沈从文的所谓成就，是无奈之中可怜的收获：一只自由创造的雄鹰死了，变作笼子里的工匠，作囚禁中的歌唱——以之判定沈从文转变的价值，不免偏离了对生命尊严的考量，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自由知识分子沈从文的精神死亡，比作为小说家和文物研究家的沈从文的死更令人叹惋——那是无法衡量无从补偿的损失，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死亡悲剧，才是对那个法西斯时代最有力的控诉。
他为何不去台湾？人们对沈从文在关键时刻的选择颇为不解。据沈龙珠说，南行的机票都送到手里，但沈从文决定留下，“他不走，他觉得新社会是会好的，也应该好的，不会是老样子了。”沈从文在写给友人的信中确是这样表述的：“大局玄黄未定……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他明白即将降临的新中国不是自己心目中的新中国，但仍天真地设想，它无论如何也不会比旧中国更坏吧？他寄希望于新统治者兑现自己宣称的建国承诺，以为总可以自在地凭手中那支笔生活下去，更何况地下党也派人动员他留下来。当变来临时，他才知道那不是自己所能设想的变，而是毁灭，他在绝命书里写道：“我终得牺牲。我不向南行，留下在这里，本来即是为孩子在新环境中受教育，自己决心作牺牲的。应当放弃了对于一只沉舟的希望，将爱给予下一代。”
这天真并非他一个人的，挚友朱光潜不走的理由有二：患骨结核的儿子身体无法移动；地下党许诺他会有一个很好的前途。周作人亦如此，1949年1月26日，劫难过后的周自南京老虎桥监狱保释出狱，随后奔赴上海避难，自称在监狱最后一年里“所关心的便是时局的变化，盼望这种政府的赶快覆没”。上海易手后，周作人回到北平，期待靠翻译过平静的生活。……许多留下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是因为厌恶旧政权而愿意接受新政权，他们觉得任何政权都不会让自己活不下去。
击垮沈从文的，是中共文化管家郭沫若的一篇檄文。在沈从文工作的北大校园，有人在壁报上贴出了来自香港的文章，名曰“斥反动文艺”，原发1948年3月1日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
在1949年以前的文化界，沈从文可谓特立独行之士，他蔑视权力，不屑于加入国民政府参政议政，又厌恶那些鼓动革命的“民主人士”，一直保持着自由知识分子的气节，因而在知识界拥有良好的声望。中共地下党员、学生吴晗一心拉他入民盟，被他坚拒。他在抗战胜利后的几篇时论里，疾呼为了新中国放弃党争，不愿让人民再做无谓的炮灰，他心里有对未来中国的美好愿景。
基于人性立场，沈从文高声反对国共内战：
“因为在目前局势中，在政治高于一切的情况中，凡用武力推销主义寄食于上层统治的人物，都说是为人民，事实上在朝在野却都毫无对人民的爱和同情。
“国家既落在被一群富有童心的伟人玩火情形中，大烧小烧都在人意料中。历史上玩火者的结果，虽常常是烧死他人时也同时焚烧了自己，可是目前的人凡有武力武器的都不会那么用古鉴今。所以烧到后来，很可能什么都会变成一堆灰，剩下些寡妇孤儿，……
“我们对于在朝在野伟人政客的信念，事实上都已完全动摇。”
这些锐利的句子明白无误地显示了沈从文的政治立场。
他认为，年轻人在“争夺”之外，应该寻找另一条路：“用爱与合作来重新解释‘政治’二字的含义，在这种憧憬中，以及憧憬扩大努力中，一个国家的新生，进步与繁荣，也会慢慢来到人间的！”而文学的作用，就是“在多数人情感观念中能消毒，能免疫。不至于还接受现代政治简化人头脑的催眠，迷信空洞洞‘政治’二字可以治国平天下，而解决国家一切困难与矛盾。却明白一个国家真正的进步，实奠基于吃政治饭的越来越少，而知识和理性的完全抬头”。
他对作家的期许是：“一个真有头脑有成就的作家，他的工作虽无从重造这个社会全体，却容易给未来一代负责者在生命最重要的青年阶段中消毒免疫。能使之消毒免疫，这国家明日的命运，很可能便不同了！”
一篇“《文学周刊》编者言”，一篇“向现实学习”，这两篇分别于1945年11月10日和次年10月20日发表的文章，彻底激怒了革命文化阵营。抗战结束后，国共之间剑拔弩张，虽有和平谈判和美国调解，但内战一触即发，民众期盼多年的和平的希望眼看着将要破灭。在1947至1948年间，储安平主办的《观察》杂志，曾经发起了一场松散的争论，名为“自由主义者往何处去？”自由主义者已经明白到了必须做出政治选择的时刻，但他们未必会做出正确的选择。为了取得发动战争的正义性，共产党文宣机构以解放人民的“革命战争”替代“国共内战”，自然会视反战者为敌。读了沈从文的文字，我们就该明白郭沫若为何要置他于死地了。按照共产党文化管家的逻辑，不拥护就接近于反对，更何况是如此决绝地发出犀利的反对声。
更令郭沫若之类革命文化运动健将愤慨的是，沈从文斥责这些“活动人物”寄食于文化运动的名分上，将作家放置于宣传机构门下任其驱使，他们只是在争名词是非的同时争名分。
反击是必然的。他们指责沈从文“诋毁了一切为人民的苦难呼吁的文艺……污蔑了一切为中国的和平民主奔走牺牲的作家”，讥讽沈从文是“自命清高而不甘寂寞”，是想做国民政府的名士，……这场论战一直持续到郭氏檄文出笼。
从杀气腾腾的题目就可看出其审判官的角色。在政权易帜之际，郭沫若以中共文化裁决者的身份，吹响了清理阶级门户的号角。文章开宗明义提出衡定是非、善恶的标准：“凡是有利于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的，便是善，便是正动；反之，便是恶，便是非，便是对革命的反动。”由此出发，指责沈从文的《摘星录》《看云录》为“文字上的春宫”，并将沈从文的罪状一一罗列：抗战初期，高唱文艺与抗战无关论，后期反对作家从政，今又将“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称之为“民族自杀悲剧”，——“这位看云摘星的风流小生”，“他不是存心要做一个摩登文素臣吗”？最后斩钉截铁地认定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文素臣是清代小说《野叟曝言》里的主角，是作者塑造的一个全能型的救世英雄，他凭一己之力将儒教推向世界。郭沫若将沈从文与之相比，且加了一个形容词“摩登”，以讥讽其过气的主张以及自不量力的滑稽程度。
郭沫若还别出心裁地将“反动文艺”划分为“红黄蓝白黑”诸色，裁定沈从文为桃红色，朱光潜为蓝色，萧乾为黑色。宣称现在打击的主要对象正是这三色，“我们是要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的”，“我们今天要号召读者，和这些人的文字绝缘，不读他们的文字，并劝朋友不读。”郭还进行攻心战：“我们也并不拒绝人们向善，假使有昨天的敌人，一旦翻然改悟，要为人民服务而参加革命的阵营，我们今天立地可以成为朋友。”
文化管家警告政治立场中立的文化人：你们很容易被当成反动派的花瓶而利用，不要在反动或伪自由主义的报刊上发文章。
该文的逻辑铿锵有力：不赞同革命的，当然是敌人，必围剿之；不积极参加革命，也有问题——要么是帮凶，要么被人利用，都必须自觉向革命靠拢。
不读这篇檄文，是无从体会沈从文的惶恐的。这是一言九鼎的革命判决书，彻底宣判了文人沈从文的死刑。从罪证到推论，言之凿凿，一下子击中了他的死穴，他无力辩驳，也无法辩驳，他感受到了那股强硬的寒意，因预感大祸临头而惶恐不安。神经高度紧张的沈从文，感觉被人盯梢，随时有被抓走的危险，他也确实收到了恐吓信，瞥见了后窗窥视者的影子，于是，他精神失常了，成为人们眼里的“病人”。
在新中国，人们被严密地组织起来了，没有私人存在的空间，没有单位就意味着无饭可吃。国家机器强制消灭了社会，知识分子所在的单位全部国有化，一个独立不羁的人无从立足，一个被单位包裹的人，事实上被分子化了，他唯一害怕的就是被组织抛弃（林贤治语）。因而，谁也就没有与强力抗衡的底气和可能，投降缴械是必然的事情。
1949年7月6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新政权掌门人毛泽东在不到二百个字的欢迎辞里说：“因为你们都是人民所需要的人，你们是人民的文学家、人民的艺术家，或者是人民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组织者。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以革命和人民的名义——这样的逻辑和句式自此风行，被欢迎的753位对象从此有了自己的上帝。沈从文不在此列，因为他是革命的对象，人民的敌人。
1949年8月，沈从文的人事关系由北京大学转到历史博物馆，不久，病未愈合的他，被送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参加“学习”。
“世界变了，一切失去了本来意义。”1949年5月30日，孤独而绝望的沈从文写下了这么一句话，像是慨叹，又仿佛是一道可怕的谶语。
沈从文在同年9月8日给丁玲的信中说：“怕中共，怕民盟，怕政治上的术谋作成个人倾覆毁灭。”但怕的东西偏偏要来，他终究是毁灭了。
参考书目：
旅途日记五种叶圣陶著三联书店2002年版
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钟叔河编订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版
五四之魂——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林贤治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8年版
沈从文家事刘红庆著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
死亡的诱惑，求生的挣扎张新颖著《新文学史料》2014年第4期
沈从文与民盟李斌著《文学评论》2016年第2期
似水华年王道编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
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史料摘编陈寿立编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
沈从文人文三书沈从文著刘红庆编新星出版社201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