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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新中国生存秘笈(下)

经过一番“改造”,沈从文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病根所在,自觉放下个体的生命意识,服膺了革命真理。

“我习惯了,我做说明员做久了,我得站起来讲。”这是作家沈从文的开场白,时为1981年,他应邀在故乡湖南省博物馆演讲。他紧接着说,自己是个不及格的说明员,“我的目标也就是做个及格的说明员,”“这次来主要是向各位学习,”……事实上,他这次可算是衣锦还乡,他携夫人,在两个亲密助手的陪同下,从广州校对传世名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路过长沙,被家乡当作贵宾迎接,台下坐的都是前来聆听著名文学家、历史文物学家教诲的虔诚观众。

在赞美者眼里,此为大师的谦卑;若自批评者的角度看,则不免为沈从文感到难过,因为他已经被新中国修理得如此不堪,几乎丧失了知识分子的风骨。但这恰是三十多年革命运动的结果,个性,棱角,自尊,都是消灭的对象。一个文化人需时时夹紧尾巴,否则便有惩罚自天而降。一个人的言语、行动,无时无刻不处于革命群众的监控之下。不低眉顺眼混同于沉寂者的行列,一个有思想的人随时会被扑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沈从文真的是一个人生的成功者——他自如地学会了卑微,不让大家产生排异反应。

1987年7月,沈从文与来访的瑞典作家汉森有一段奇妙的对话:

对方问:“《边城》是您最成功的作品吗?”

回答:“是比较喜欢的习作。是一种试探,用各种不同写法。可以算是代表作。”又说,“不成熟的,所以叫习作。”

对方问:“那是不是认为不成功的?”

回答:“不是。”

既叫习作,又说是代表作,这很难让人明白其中的逻辑。倘若照黄永玉先生的解码——“把否定当肯定”,就恍然大悟了。沈从文是通过自贬——弱,赢得人们的怜悯,但你若真以为他弱,却不免上当了,他骨子里非常自信而强悍。“习作”是示人以弱,“代表作”才是强悍。当你把“习作”视为谦语,你就对了。

晚年黄永玉揭示了表叔沈从文的两个特点:一是喜欢示人以弱;二是很会超脱。既是个性,也未尝不是其生存策略。

我理解,所谓“很会超脱”,指的恐怕是很容易从现实情境里脱身而出,留一具枯壳游戏人间。聪慧过人的他懂得生存原则: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低头便是以弱示人;骨子里倔强依旧,在服从的外表下,完成自己的生命目标。

新中国建立后,沈从文在家里被视为落后分子,妻子张兆和受组织信任,肩负教书育人重任,两个儿子积极要求进步,长子在思想上同他划清了界限,次子也不理解他的怪样。他成了革命大潮中的孤家寡人,即是这样,也不能置身事外,新中国是不允许他掉队的,他必须过革命关。1950年初,他被送进临近颐和园的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当局开办这所大学的目的,意在改造知识分子思想,令其尽快融入到新社会中去。因而所谓学习,便是强制性地灌输一整套革命理论,逼迫一个人不断反省,直到过关,被组织接纳。据沈从文后来的同事史树青回忆:“几千人听艾思奇作报告,场面很大,有的人表态时痛哭流涕,有少数人不能毕业,后来都逮捕了。”艾思奇是把马克思主义通俗化的理论干将,所写《大众哲学》一书被中共作为洗脑教科书,他力主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运动。

沈从文在革命大学的“学习”非常艰难。次子沈虎雏说,“爸爸学得别别扭扭,不合潮流。他不喜欢开会听报告,不喜欢发言和听别人发言,讲政治术语永远不准确,革命歌曲一个也不会唱,休息时不跟大家伙打成一片,连扑克牌都不肯玩,总是钻进伙房,跟几个一声不吭的老炊事员闷坐。……”可以想象其痛苦不堪的处境,但他还是毕业了,他也必须毕业。经过十个月的政治学习,1950年12月,沈从文从校长刘澜涛手里接过了“毕业证书”,这一年,沈从文48岁,正当生命盛年。

半年后,沈从文又被安排去四川参加土改,接受阶级斗争教育。

中共对知识分子采取的“团结、教育、改造”方针,在沈从文身上生效了。他写下了两篇重要检讨书(见人生感想录《生命的光影形线》)。

1949年2月,沈从文表示:“我已完全相信一个新的合理社会,在新的政府政治目标和实验方式下,不久将来必然可以实现。”

同年12月25日,他又写了一份六千字的检讨书里,彻底告别了过去的自己。诚恳,坦率,呕心沥血,称得上是一份合格的投降书。他将自己的转变归之于两点:从现实学习,从文件学习。“一册《毛泽东文选》和党纲报告,实帮助我启发我理解到许多问题。”他总结了自己的个性及思想历程,认为讨厌政治和内省的个人气质,使其离群而思索,为固有观念所局限,此为病症。他认识到自己信奉的自由主义“近于对社会进步要求的责任规避”,而毛泽东“很素朴的将一切文化活动引入政治,皈依政治,要求文艺为人民服务,为新政治服务。措词明确具体,远比一切教条文学合乎实际”。

然后,沈从文以自己和孩子的思想冲突为例,反省自己凡事“由思出发”已不合新时代,而“由信出发”的孩子有了自己的信仰,和国家一同壮大,而自己落在了后面。他敏锐而准确地捻出官方倡导的时代氛围:“一种新宗教气氛的孕育成形。”他觉悟道,“在此大时代中,任何个人都渺小之至。”“若工作和社会发展游离,或相反,便无意义可言。”“便觉得过去一时对社会进步的妄想,文学艺术的看法,生活方式的孤立,都实在和社会发展游离。”他坚信这不是臣服,而是“对真理的虚心”。他还以身说法,为当局做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说空话过糊涂日子的知识分子,没有理由不放下错误思想、拘腐态度和不健康的人生观”。

最后,沈从文给自己设立了一个验证自己思想改造成效的考核目标:“到我情绪健康能重新用笔写短篇小说,来讴歌这个新时代人民进步的种种,对人民革命也稍稍有点用处时。”

“生命封锁在躯壳里,一切隔离着,生命的火在沉默里燃烧,慢慢熄灭,搁下笔来快有两年了,在手中已完全失去意义,国家新生,个人如此憔悴,很离奇。”现在再读一年前的句子,简直有恍若隔世之叹。

经过一番“改造”,沈从文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病根所在,自觉放下个体的生命意识,服膺了革命真理,一个自由主义者就这样成为国家主义的认同者,有自觉生命意识的沈从文死了。这种经由强力塑造的世界观,顽固地占领了他的思想和灵魂。

从沈从文尝试写的两篇小说,即可看出他被改造的程度。

《老同志》写于1952年1月14日,时值作者在四川参加土改。小说以两年前在华北革命大学接受思想改造的经历为素材,写了一个被教育长作为标兵的炊事员的故事。这是一个五十七岁的“翻身老农民”,有“一双劳动人民的大手”,“充满一派忠诚无邪的干净气”,“每天只是一声不响地低头把事情做下去。因为他明白人民既然当家作了主人,事情是越做得多越好”,“生命的火和大炉灶中的高热炉火,俨然融合而为一,永远在为一个人类崇高理想而燃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这个“老同志”面前,小说主人公生出如下感慨:“难的是素朴和忠诚,一切为人而无我。这种无产阶级高贵品质,是不容易学到的。”沈从文臆想了一个顺从、无私的劳动人民形象,属于无内心生活的纸糊人,被抽干了血肉的人形物,一个竭力让人因感动而效仿的革命螺丝钉。这是作者被革命教育之后的文学汇报,也是他幻想中的“劳动人民”,沈从文以此赞美革命的成效:塑造了无私的社会主义新人。

《中队部——川南土改杂记》写于同年,以土改工作者的口吻,讲述发动贫下中农斗地主的进展,充其量算是一个文学化的事迹报告,主题先行的锵锵主旋律,混杂着依稀可辨的沈从文的笔调,令人有五味杂陈之感。看看这样的句子:“一切都进行得顺利。晚上各村反映情况,都说毛主席真是为我们穷人撑腰,把大恶霸枪毙了,挪去了一个千斤大石头,翻身大事再不会有何挡路的东西了……人民动起来了,全面动起来了。是的喔,历史在改变,应当死亡的一律死亡,必然新生的得到新生。打地主吗?……是的,早纠正过来了。不过,这是斗争!”

这就是一个对世界持审美态度、曾写出《边城》《湘行散记》《看云录》《摘星录》等美文的作家。与此同时,1952年因目睹镇反、土改场景而逃离大陆的张爱玲,在香港写出了长篇小说《秧歌》《赤地之恋》,表达了一个敏锐的作家对新中国的认知。

但沈从文并不甘心就此毁灭,在文革家书集《大小生活都在念中》里,由引实物为《红楼梦》作新注而起话头,他开玩笑说:“我的名或许反而得借曹雪芹而传。”他觉得自己还有能力写小说,他至少两次谈到自己的抱负:1967年5月11日,文革第二年,他在写给次子妻子的信中批评大学教授不会写作,然后称:“可惜我心脏受了大限制,不然一定下乡,或即回来家乡住上一年,一月试写一个,一年时间内至少写得出十个一切都新的样板短篇。”1972年7月,在给妻子的信中,他又说,若住房获得改善,“我预先感到,还会写出几个中篇,能给人耳目一新。我自以为还会写上十篇特别动人的短篇。”事实上,这仅可视之为激情的余烬,即使万事俱备,他也不会写出什么有价值的作品了。

他唯一保留下来的,还是那份对时局和人心的洞察力。1974年6月5日,他在给次子的信中这样剖析中国现实:“因为明明白白是上面的路线斗争,居多中上层干部也难明白意义何在,需要的是什么结果,难于处理末后又将如何变化,多数中上层也不够明白内中情形,何况一般外人?令人着急处即不少‘好计划’,在发展将难望一一实现,而形成一种新的矛盾,也将不好收拾。因之‘运动’转为‘永动’,在动中总是用新的矛盾盖着了旧的,而始终难于在应当收时即收,由主动转为被动,又用新的主动去代替旧的,老的即在此运动中结束,中年人亦在此运动中进入暮年,国家力量形成无限制消耗,却得不到应得效果,转而授人以柄,为修与帝国主义者求之不得,使人痛苦之至!”他对中共执政的弊端洞若观火,痛心却无可奈何。所不同的是,以前论事持中立的批评立场,如今是站在国家立场言之。

早在1940年代,沈从文就从权利和义务的不对等出发,分析过中国政治制度下国民和国家的关系,“支配中国两千年来的儒家人生哲学,它的理论可以说是完全建立于‘不自私’上面。话皆说得美丽而典雅。主要意思却注重在人民‘尊帝王’‘信天命’,故历来为君临天下人主的法宝。末世帝王常利用它,新起帝王也利用它。然而这种哲学实在同‘人性’容易发生冲突。精神上它很高尚,实用上它有问题。它指明作人的许多‘义务’,却不大提及他们的‘权利’。一切义务仿佛皆是必需的,权利则完全出于帝王以及天上神佛的恩惠。”他几乎发出响雷般的呐喊:“不让作国民的感觉‘国’是他们自己的,不让他们明白一个‘人’活下来有多少权利——不让他们了解爱国也是权利!思想家与统治者,只责备年轻人,困辱年轻人,俨然还希望无饭吃的因为怕雷打就不偷人东西,还以为一本孝经就可以治理天下,在上者那么糊涂,国家从那里可望好起?”

在我看来,被称为名著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固然开辟了理解物质文化史的新路:就是从以文献为主转而以实物为主,综合材料、形制、纹样的发展与联系,对服饰的演变过程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但无论如何,这还不能算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著作,更多的是一部说明文字的汇集。沈从文在该书后记里称为“编篡整理”,他在多个场合称“主要是资料性的,试探性的,提出一些问题”,这绝非自谦之词,而是实情。虽说他在历史博物馆研究三十年,但有二十年耗费在运动中,因而“任何一方面却始终达不到深入专精的程度”。

更重要的是,沈从文的思想已经格式化,宣称“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才搞得通”,把历史文物研究视为思想改造的作业,为落实毛泽东“古为今用”方针服务,为新中国生产和建设服务。在此前提下,一个被束缚的研究者怎么可能进入纯粹为美而迷醉的自由创作状态,写出神采飞扬的美妙之作呢?为国家所用,让他有了一滴水融入大海的骄傲与乖巧,接受思想洗脑的后果也是可怕的,他学会了机械地使用阶级斗争理论解释一切服饰现象,字里行间充满对统治者的仇恨,以及对从奴隶到穷人的热爱,书里动辄出现“阶级压迫”“劳动人民”“统治者的虚伪”“剥削生活”“劳动人民付出无限血汗”之类字词。最好笑的是,有一节名为“清明上河图中劳动人民和市民”,沈从文或许不知如何区分劳动人民和市民,只好如此并列。1974年2月,沈从文在写给妻子的长信结尾如此表达自己的雄心壮志:“我大致还至少得努力干三五年,来扭转这个忽视文物是劳动人民以至奴隶为唯一创造者。”创造者三字下面还加了着重号。这就是他写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的真实心态,若对此视而不见,则妨碍对其著作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文革开始时,沈从文心灰意冷,他在写给大哥的信里说:“你应当经常看报上社论消息,上面刊载文章,多和目下在全国范围内几亿人的行动有关系,也和此后国家发展有关。今后有许多事变化必十分大,你手边若还有点点钱,可决不要随意花去。我们或许有一天会两手空空回到家乡的。……现在快到七十岁,若真的回来,大致即将作终久计矣。社会变化大,变化大,我等已完全成为过时沉渣、浮沤,十分轻微渺小之至,小不谨慎,即成碎粉。设能在家乡过三几年安定晚境,有个三间容膝安身之地,有一二亲人在身边,已是十分幸福。”而到文革末期,他又迅速转为积极的工作状态,他告诫妻子:“不鼓励我,也至少得原谅我是在为国家工作。”这就是黄永玉所说“外表很软弱,内心又特别坚强”的沈从文,他凭借自己乱世里的生存策略,艰难地完成了自己。“火化前他像熟睡一般,非常平静,看样子他明白自己一生在大风大浪中已尽了自己应尽的责任,清清白白,无愧于心。”

1940年代,在昆明教书的岁月里,“对生命的美特具敏感”的沈从文,曾欣喜于找到了生命的终极价值:“一个人过于爱有生一切时,必因为在一切有生中发现了美,亦即发现了‘神’。必觉得那点光与色、形与线,即足代表一种最高的德性,使人乐于受它的统制,受它的处治。……它或者是一个人、一件物、一种抽象符号的结集排比,令人都只能低首表示虔敬。……人有为这种光影形线而感兴激动的,世人必称之为‘痴汉’。……凡知道用各种感觉去捕捉此美丽神奇光影的,此光影在生命中即永生不灭。屈原、曹植、李煜、曹雪芹,便是将这种光影用文字组成篇章,保留得完整的几个人。这些人写成的作品,虽各不相同,所得启示必古今如一,即被美所照耀,所征服,所教育是也。”

沈从文确实是这样一个,从创作到历史文物研究,他竭尽全力发现美,接近美,感受美,表现美,他留在了最高处领受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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