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惊觉到上海本地人的有钱，是在担任顾问时参与了一个当地企业的咨询项目。当时有个客户工作团队的小主管，我们管他叫张先生吧，他是个非常难沟通的客户——哪怕外部顾问普遍都要接受来自客户的敌意——张先生也是特别不配合的。
这里先科普一下顾问业的生态。通常客户里的领导层出钱请了顾问公司，领导们对于顾问团队基本上是认可的，但是顾问实际上的工作却不是跟领导层对接，而是和地面工作团队一起干活。通常的情况下，工作团队都会对老板请来这批穿西装打领带的人，有很深的排斥感。
“老板花钱请你们来，是在说我们工作表现不好吗？老子在这领域做了20 年，难道比你们还差吗？”客户的工作团队通常会产生这种心理。
但是这次不太一样，张先生的不配合好像不是来自于我们侵犯他权威的敌意，而是他根本不在意这份工作。我们请张先生的老板让他配合提供数据，张先生口头上应允了几次，实际上根本没有听他老板话的意思。这就让我十分吃惊了，再怎么讨厌顾问公司的人，自己老板的话总要听的吧？
后来有一天，张先生中午提早走了，说是要帮他女儿过生日。
“他女儿是下午过生日吗？怎么这么早就走了？”我小声问另外一个客户王小蛆。
“喔，他请了个游乐园，在他家别墅后院里要搭一个游乐场，回去监工去了。”王小蛆回答。
“他家有别墅、有后院、还可以搭游乐场？他家这么有钱干嘛还在这里工作？”我吃惊的问。
“哈哈哈！”王小蛆一面大笑一面耻笑我的无知：“他来这里打工也不过就是杀杀时间，老板也管不动他。你们台湾人不懂，上海本地人，夫妻两个外加双方父母，谁家没有个两三套房？有个一两个亿？像我们这样需要靠打工的薪水生活的，都是来这里念书留下来的外地人。”
“难怪。”我暗道。
外地来的创业者
时间快转到2015 年，我受一个新创公司的邀请去参观他们的办公室。该公司刚拿到知名创投的天使轮融资，风头正健。创办人一一跟我介绍他的团队，都是复旦、交大等一线学校的高材生。谈话中，创办人注意到我的台湾口音，自然而然的聊到大家从哪里来的。我惊讶的发现，这个团队来自中国各省，但竟然没有一个是上海本地的。
“你们在上海创业，怎么没有一个人是上海本地人啊？”我问。
“哈哈您外行了不是，”创办人边开玩笑边解释：“创业风险这么大的事情，只有我们这些外地来的穷屌丝才愿意干，要拼搏个翻身。你去看看在上海创业的，有几个是本地人？”
看到我惊异的眼神，创办人正色解释道：“上海跟北京不一样。北京的创业氛围浓，上海几十年来都是中国最洋派的地方，很多跨国公司的总部都在这里。很多上海本地人靠房产致富，家里不差钱的，去大公司上班也是有面子的事情。我们这种小新创又没名气，除了个别为了追求人生理想的，很少有上海人愿意来的。”
有了这几次的机会教育，等到之后我自己加入新创团队，看到认真工作的上海本地人时，眼神真的说有多崇敬就有多崇敬。
虽然我都跟自己说，自己是为了改变世界的理想加入新创的，但说到骨子里，我还是期待努力将公司做大做强，在火箭升空的过程中得到从中产阶级翻身的机会。
当我还在为了马斯洛需求金字塔的最底层努力时，他们已经在为了最顶层的自我实践奋斗了。
要是我家里也有个几套房几亿人民币，可以舒舒服服的过一辈子，甚至是几辈子。我还愿不愿意这样奋斗，真的不好说。
渴望翻身的外地打工仔
在上海，充斥着像我们这样寻求机会的外地打工仔。从念过书的知识分子，到没有技术的农民工。打工仔们都期望着透过改变生存环境，获得改善生活条件的机会。
我以前做了很多制造业的客户，常有机会跑去宁波、苏州、杭州等上海周边制造业的工厂，和来自农村的一线工人和工头聊天。闲聊中，发现他们绝大多数忍受着恶劣环境和单调的工作，为的就是奋斗个几年，回老家买栋房，过上舒服日子。
这几年随共享经济的崛起，更让许多来自乡村的自由工作者，透过送外卖、做美甲、送快递、开网约车、做推拿、做家政，试图在上海立下脚跟。
更有许多来自三四线城市的小镇青年，靠着苦大仇深式的苦读打败高考，来到上海读书工作，为的就是把户口迁到这里，在上海买房置产，让小孩留在这里成长接受教育。
虽然我们心里都明白，过去经济暴涨财富喷发的好日子已经过去了。
但在这里，至少乌云当中还有一线天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