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流传着许多“忆苦思甜”的段子，主题多是“万恶的旧社会，饿死人的60年”。文革期间，由于“忆苦思甜”活动的日益日常化，一些被临时拉上台的农村老头、老太太由于没有经过忆苦训练，经常会出现“忆错了”的情况。尽管主持人事先再三强调，“一定要忆旧社会的苦，不要忆刘少奇的苦”（“刘少奇的苦”指的就是1959－1961年的大饥荒），但趣事仍层出不穷：
1、有位年逾七旬的老贫农发言说：“共产党啥也好，就是口粮给的少。旧社会那会儿我们给地主当长工，东家对我们可好了，吃上熟的拿上生的。啊呀，1960年可把我饿灰了！”同学们笑成一团，主持人见状慌忙说：“大爷，今天的苦就忆到这里，您老早早休息吧。”
2、“那年，我去给地主当长工。地主可真狠，总是整我们这些穷人。到农忙时节，地主给我们长工打牙祭，狗日的地主，把肥肉切成耳巴子（手掌）那么大的块，放到嘴里，满嘴流油。整得我们吃几块就吃不下了，剩下的下一顿就不端出来了……”这些诉苦，听得我们这些一年难得见一回肉的半大小子满口生津、涎水直淌，恨不得时光倒流，不做知青了，立刻跟了地主当长工去。
3、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站在台上诉苦：“旧社会，我们穷人过的是猪狗不如的日子啊！公社把家里的什么东西都拿走了。在食堂里，天天喝清汤寡水，全家人都得了浮肿病。腿肚子一按一个凼凼啊！……”急得那些领导把她直往下拉，可老奶奶兴犹未尽：“可怜我的儿啊，就是在六零年饿死的呀！”其声凄厉，让人不禁泪下。可这诉的是什么苦啊，这是在诉“新社会”的苦啊！
4、最令学校领导和大队领导难堪的一次，是一位老贫农在“忆苦”之时，竟忘记了什么时候为“新社会”和“旧社会”。他在回忆了一通“旧社会”的苦之后，竟情不自禁地告诉同学们说：“不过，这些苦都还没有1960年的生活苦。同学们，你们知道六零年我们吃啥？吃糠！吃野菜！吃得很多人都发水肿了。死了多少人你们知道么？”
这时，后面反应快的高年级学生早已笑作一团。学校“革命委员会”主任赶紧走上台，把老贫农的话筒拿开，低声叫他不要再讲下去了……
5、一位当过老红军的老大爷，一开腔就惊心动魄。下面是他的开场白：
“伢子啊，我受的苦三天三夜也说不完，那样的苦你们连想一下都浑身发毛。我也曾过了几年好日子，那是民国二十年给东家打长工。东家待我可好了，每天夜里都有酒喝，一年到头还让我挑上一担年货回家过年。可是到了‘过粮食关’（农民对59—61年三年大灾荒的俗称），连‘糠粑’也没得吃的，我差一点就饿死了……”
6、陈奶奶在忆苦时说：“你说在卜家当奶妈那个苦啊，那是真叫苦。除了看孩子喂孩子不行，还得洗衣服、扫院子。他们家那么多院子，全我一个人扫。那孩子也就我一个人带，跟我就像亲生的一样。不跟他妈，我比他亲妈还亲呢。要说这个甜吧，它也说不完。我们家穷啊，人家过年给我们孩子买新衣服、买肉买好吃的，比如瓜子糖块什么的。我们家穷，买不起，每年都是卜老爷给，卜老爷可好了，什么都给。那年还给了不少糖块，回家孩子们一吃，那个高兴呀，都说可甜了。”
主持人觉得不对劲，赶紧把她请了下来。陈奶奶到死也没明白过来，那天说的好好的咋就不让她说了。
7、谢大爷是宁夏人，常年在万家堡给地主家扛长活。一次忆苦会上，照例要讲他给地主家扛长活时，如何向地主争取自己权益的故事。这时他就会让干部们提心吊胆，因为讲到忘情之处，谢大爷就自顾自地讲了下去，有些内容便不符合当时的要求了。记得他说：“那可恶的剥削穷人的地主，用黑面给我们长工烙饼。我们就不吃它，把大大的饼子挂在牛角上，把牛给地主家赶回去。地主看见了，知道我们嫌他的饼太黑，就把黑面饼取下来自个吃了，再给我们长工烙些白面饼。从那以后，他每天都给我们长工烙白面饼，自己烙黑面饼……哎！那时候我们这些长工真是不知好歹呀，黑面烙饼管饱吃还不满意……”
说完当长工的故事，谢大爷继续说旧社会忍饥挨饿、吃糠咽菜的经历：“见天喝菜糊糊么，两碗菜糊糊刚喝下去，队长就催着上工呢。那两条腿饿软了，干脆走不动路么！”这时，底下听讲的本队人便嗤嗤笑着低声嘟哝道：“旧社会哪里有队长呢？”原来谢大爷忘情之下说的竟是1960年的情景。
8、一日，又一场“忆苦思甜”大会如期召开。一满脸皱纹、头发花白的老太婆被众人簇拥上台。主持人介绍该老者三代都为雇农，是旧社会农村中最为贫穷之辈。由这般人来倒苦水，不知要催生出多少阶级压迫的泪花来。台下听众的无产阶级斗志肯定会被高度激发，这正是主办方的预期目的，也是大家的期盼。
老人家上台后就从她爷爷讲起。如何帮人、如何做工。细细听来，也不觉悲惨。出卖劳动力换取衣食，本来如此呀！因此台下听众很是平静。此时，老人话锋一转，说道：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那就更惨了。地里没有一点收成，一家十几口，老的老、小的小，硬是没得办法。前后饿死了好几个，剩下的也只好到生产队开个证明，出门到外地讨饭去了。一路上，到处都在受灾，那讨饭才难哟……
主持人只得急步上前，一边拉下老人，一边说道：“老人家，你太累了，休息一会再讲吧！”
9、“我在西藏下乡时，忆苦思甜另有趣味。那个名叫卓玛央宗的老大娘，总是不得要领。她老是在回忆她年轻时与一个走方喇嘛的爱情，全然不谈及旧社会的苦和新社会的甜。
“支部书记不得不一再打断老大娘，令翻译格桑不得翻译老大娘的爱情，并提醒老大娘要多说旧社会如何的残酷和新社会的幸福。然而，不几句话，卓玛央宗仍是回忆她那最幸福的与喇嘛的爱情。或许，那才是她一生刻骨铭心的唯一吧。
“卓玛央宗说，喇嘛答应了会回来的，然而她苦等了好几十年，仍在等候。现在想来，这是多么凄绝的爱情，又是多么残酷的命运。
“那次忆苦思甜，事先有准备。说是请了全村最苦大仇深的人，但结果失败了，支部书记不得不仓促宣布忆苦思甜结束。
“然而，老大娘为何绝口不提领主牧主对农奴的压榨和摧残呢？真是个谜。”
10、听舅舅讲，1969年得胜堡过革命化春节。初一那天，把全村人召集在戏台下面，看自办的忆苦的节目。第一个节目是《天上布满星》，由村里一对70多岁的老年人演唱。他们是老俩口，解放前房没一间、地没一垄，是全村最穷的人。他俩不识字，也不会唱歌。大队宣传队长硬是一字一句地教他们学会了这首歌。他俩由于岁数大，没有门牙，唱歌的时候，总是走风漏气，让人听不清楚。
比如他俩把“月牙亮晶晶”，唱成“月牙黑洞洞”；把“诉苦把怨伸”，唱成“吃苦把辕撑”。把本来严肃的诉苦搞得一塌糊涂，台下的人都听的哈哈大笑。
驻队干部老马很生气，对大队革委会主任说：“让他们下去吧，简直是开玩笑。说轻了是不会唱，说重了，是政治问题。”
于是大队革委会主任跑上台说：“别唱了，滚下去吧！”
老两口很不情愿地下了台，换上俩年轻闺女唱《想起往日苦》。两个闺女唱得的如泣如诉、凄凉悲伤，戏台下边的人群没有一点声音，还有几个老人在抹泪。
想起往日苦
两眼泪汪汪
我们种的田
我们打的粮
地主老财黑心肠
把我们剥削光
驻队干部老马问大队革委会主任：“她俩是谁家的闺女，唱得不赖！”
主任说：“是刘大头的双生闺女。”
老马问：“甚成分？”
主任说：“富农。”
老马沉下脸说：“咋叫富农的闺女唱诉苦歌？你的立场站到哪了？过去她们剥削人，今天她们唱诉苦歌，难道新旧社会都让他们逞能？去，让她俩滚下去！”
革委会主任又一次登上戏台，大声吼喊：“赶快滚下去！”
从此刘大头的双生闺女再也没有登上过大队的戏台。
11、还有人在忆苦时，说的更走嘴呢：“我五叔是个文盲，响当当的贫农成分。在旧社会，帮地主放牛混口饭吃。解放后，才当家做了主人。那年，‘四清’运动，上级派来了一位蹲点干部，姓沈，百姓们都叫他沈社长。沈社长一到这个地方，指名道姓要住在我五叔家。那时，我五婶刚过而立之年，风韵万种。那脸蛋白皙皙的，身材婀娜婷婷。特别是那两个奶子鼓鼓的，就象两个大馒头。看一眼，馋得你直流口水，恨不得一口吞下去。村里有多少光棍想揩她的油，都被她骂得没趣地滚蛋了。
“沈社长一进我五叔家，就被我五婶的美貌勾去了魂。一天，我五叔上公社开会去了，沈社长拖病没去参加。
“做饭时，我们家里没盐了，我妈想去五婶家借点盐回来。可推开五婶的门，我妈整个人都惊呆了：只见五婶和沈社长都一丝不挂地在炕上搂着，翻滚着。
“沈社长也不是省油的灯，他立马叫住我妈。利索地穿好衣服，和颜悦色地说：‘三嫂，今儿这事只要你不捅出去，你要甚我给你甚。’我妈讷讷地说：‘沈社长，我甚也没看见。’沈社长和蔼可亲地说：‘看见了也没甚关系，只要你不说，就甚问题也没有。三嫂，你要甚，尽管对我说，我保证满足你的要求。’沈社长很大方地从身上摸出一大沓钞票，塞进我妈手里说：‘三嫂，今儿的事请多多包涵。’
“我妈见了这么多钱，美滋滋地说：‘沈社长，我把这事烂在肚里头！’后来我妈拿着这笔钱供我家吃了一年的盐。
“沈社长在我五婶家一住就是二年，后来上级来了调令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我五婶。”
虽然以上都是实话，但是，大家还是当笑话听吧。
后记：
“文革”时涌现了一批专门作“忆苦思甜”报告的人，其中出色的频频被各处邀请。有位青年农民做报告很有名，讲起来总是声情并茂、涕泪俱下，全场人跟他一齐伤心、愤怒，口号声震天动地。报告次数多了，同村好友有点纳闷，问他为啥每次都能真哭真流泪。他说：“解放前我还不记事，哪来的苦大仇深好说嘛！我的诀窍是，嘴上说的解放前，心里想着60年。”
听表哥讲，他在得胜堡也吃过一次忆苦饭。主办此事的队干部显然是动了脑筋，选了一个奇冷的天气，规定不许穿棉衣，不许带凳子，坐在空旷的场面上先听半天忆苦，到中午冻透了也饿得快晕了才上饭。那天的饭还算能接受，让他印象深刻的是那个盛饭的容器，根本就不是厨房里的东西，好像是尿桶。
2009-12-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