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23日，在留下一封信后，16岁的大连女孩李鑫离家出走。直到18天后，父亲李国连才在3000多公里外的广州找到她。
在媒体的报道中，李国连称最大的遗憾就是与女儿沟通太少，“就是现在地上掉下的一块金子，我都不会捡的，我要我的女儿。”他说，这是一次“教训”。
李鑫的故事似乎结束了。然而在现实世界的一个隐秘空间里，许多离家出走的少年像她一样在寻找出口——
他们用离家的方式反叛父母或家人，意欲切断和原生家庭的联系；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度渴望一个温暖的家。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流浪儿童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中国有流浪儿童约100万名，其中一半以上是离家出走者。
在长期从事犯罪心理和青少年心理问题研究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看来，离家出走是“青春期的一个现象”，应该“在家庭的基础上解决问题”。“让孩子觉得你（指父母）是关注他的，或者说有时候在于他愿意跟你聊天，这是最重要的。”李玫瑾对记者说。
从家庭走向街头，青少年们被暴露在更大的风险中。2017年3月23日，美国《赫芬顿邮报》援引美国国家贫困儿童和无家可归者研究所的一项研究报告称：超过40%的无家可归的青少年与抑郁症斗争，比同龄人高出12个百分点（29%）；无家可归的青少年更频繁地考虑自杀，比住在家里的青少年多出三倍的自杀行为（20%到6%）；几乎四分之一的无家可归的青少年被迫与他们约会的人发生不必要的性行为。
显然，这不仅是一个个离家出走的故事，它揭示了出走背后的不安、焦虑和危机。
“去别的地方生活”
13岁时，因为“家人管太严”，青海少年秦杰第一次想离家出走。这个念头冒出来以后，一直盘旋在脑中，像雪球越滚越大。没多久，他执行了这个想法。
初一下学期，他找到两个比自己高一年级的校友，提议一同出走去别的地方生活，另外两个人“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他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冬天的周一。他们在学校碰头后扔下书包就走出了学校，出去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商量去哪，怎么去。”最后得到一个“可笑的结论”，他们决定徒步去一百多公里远的一个地方，直到后来被父亲找回家。
许多离家出走的人觉得，自己是被家庭抛弃的那一个。2008年夏天的一个下午，秦杰的父母离婚了。
那天，秦杰没有去法庭。他在家穿着棉衣玩电脑，一边玩一边冒冷汗，冷得直发抖。
父母因财产纠纷闹到了法庭，“当然，财产当中不包括我。”晚上父亲回到家，告诉他母亲要走了所有的财产，“留给我爸的，只有我。”
他在电视剧里看过父母因为孩子的抚养权争执不下，“但我妈却很随便，很容易把我留给了我爸爸。”他想不通。
在大街上游荡，秦杰常会遇到和他一样离家的人，他称为“同道中人”。
像一种惯性的牵引，他离家出走过很多次。有时出走一个星期，有时一个月，有时一年。父亲找，他躲。但多半都会找到，把他带回家后，不打不骂，苦口婆心的劝说。可他就是不肯回学校。
直到2012年他参加完高考，报名的前几天和家人吵了一架，又再度离家出走，就没再回过家。
和秦杰一样，安徽人蒋超也不想在“每天受虐”的家里待下去了。
在他的记忆中，小时候，父亲当着弟弟的面打骂他是“家常便饭”。他寡言少语，独来独往，朋友只有一两个。“长期的打骂让我形成了内向自卑的性格，直到现在也是这样。”他剖析童年生活的影响。
记忆模糊，蒋超只记得一些“心碎的故事”：初中的时候，他喜欢足球，一个同学送给他一张球星巴蒂斯图塔的海报，那是他最喜欢的足球明星。
他拿着海报回到家里，径直钻进卧室藏起来。父亲跟了进来，问他刚刚拿的什么，他摇头。父亲在他房间里翻了半天，“没翻到，逼我拿出来。”
他怯生生地从床垫下取出海报给了父亲。“他打开一看，骂了句脏话，然后一脚揣倒我，把海报撕个粉碎。”
那晚的场景蒋超至今也忘不了，“虽然打骂已经习以为常，但是这件事深深刺痛了我。”
“离家出走，去一个可以让我安身立命的地方”，他这样想。15岁时，蒋超用平时攒的钱买了编织袋，装好衣服和行李，借了路费，搭上去往安徽铜陵的火车，那里离家400公里。
听着车轮与铁轨的撞击声，他迷迷糊糊地到了目的地，在同学姐姐开的一家餐馆里，当起服务员。
半年后，父亲通过同学找到了他。接到父亲电话的那一刻，蒋超形容“如同跌入深不见底的冰窖，”尽管嘟哝着不回去，他还是被父亲带回了家。
故事没有结束。大三时，蒋超辍学了，随后几年，他辗转于天津，合肥，徐州等多个城市工作，一直在外漂着，即使春节也不回家。
“无根的浮萍”
在28岁的蒋超眼里，夏阳是离家出走的“传奇人物”。“他骑着一辆破自行车的足迹遍布全国。”
夏阳的父母离异，没人管他，他“自己做自己的主”。离家的几年里，夏阳相继去过河北、北京、天津、河南、江苏等13个省市。
四年前，夏阳无意间发现了离家出走的百度贴吧，很快成为里面最活跃的人物。夏阳在离家出走吧发布的第一个帖子就是讲述自己离开江苏昆山的经历，那是他认为“最有水准”的一篇。
那段时间，贴吧成为夏阳的“精神粮食”，白天和夜晚都耗在这里。他在贴吧的级数是最高等级“13级”，2012年的发言量超过1万条。
直到有一天，夏阳发现网络上有骗子，诱骗离家的孩子从事卖淫、打黑工等不法活动，甚至拐卖到偏远农村。
故事从虚拟走向现实。2012年，一个四川的女孩儿跑到河北，被一个人强奸了，夏阳跑到河北陪着女孩去派出所报案。
还有一个14岁的福建男孩儿晚上跑到江苏“投奔”他，他联系上男孩父母，男孩知道后后半夜跑掉，夏阳带着男孩父母从江苏跑到杭州，在一家网吧里找到了男孩。
2012年，有不少人找到夏阳家，把那儿视作避风港。有的人落脚后直接找工作上班，有的在他的出租房里待了几天被他劝回家了。“最猛的时候，一间房子睡3个男生，一个女生，男的全部打地铺，女生睡床。”其中一个男生15岁，其他几个17岁。
从虚拟到现实的互动，给夏阳带来成就与失落交杂的复杂情绪。“有时候心理会美滋滋的，但又得不到现实生活中别人的认可。”
成为吧主后，只要见到有留下个人联系方式、煽动组队离家出走的帖子，夏阳立马删除。在贴吧待了一年多，因为他“太过较真”，被有的贴吧管理志愿者“清理出去”。
从曾经的“出走者”转向如今的“劝导者”，另一位吧主秦杰时常感觉无力。“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很容易被网上所谓理解自己，收留自己的人感动，继而去投奔，发生的悲剧很多。”
让秦杰记忆最深的是一个16岁的东北姑娘，被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骗到农村做老婆——事后女孩逃出来告诉了她的亲身经历。
在贴吧里待久了，秦杰成为里面“经验丰富、值得信任”的人，他形容自己的贴吧管理理念是“坚决打击组队离家出走、教唆离家出走和未成年离家出走”。
秦杰通常会删帖和封禁发帖账号，却“没有办法禁止他们发私信给要离家出走的人”，现在他每天大概要删十多个帖子。
“很多人因为家庭原因离家出走。可能家庭不和睦，家庭暴力，感受不到家庭的温暖而选择这条最难走的路。”秦杰分析这些“逃离者”的内心世界。
和秦杰一样，郑宇离家出走也是因为父母离异。第一次离家出走是初一暑假，他坐车到离家十几公里的地方，和几个同样离家出走的小孩汇合。每一天是怎么过的，他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几个小孩挤在一个小房间里，满脑子只想着怎么捱过明天。
离家五年后，郑宇在网络日志里写下他对父亲的感受：“父亲是一座山，望尘莫及的山峰。记忆中的父亲，永远是一副不苟言笑、冷酷的脸庞……父亲不允许我受伤哭泣、委屈哭泣，他要我做钢铁意志的男人，最后把我变为冷酷无情的怪胎。”
平时，郑宇开着一家水果店，从店里回到家以后，他所有的空闲时间都泡在游戏“英雄杀”里。
离家出走吧是在2004年开始创办的。夏阳刚开始上贴吧的时候，这里有2000多人，现在已经发展到有两万多人。在这个幽暗的空间里，大家就像大海里的无根浮萍，一片碰到另一片，日常生活、情感交流和游戏是被讨论最多的话题。
另一个网友聚集，被称为“心灵驿站”和“心灵倾诉的地方”是“离家QQ群”。
这个群是郑宇无聊和孤独时的产物。有一阵，他怀疑自己得了抑郁症，情感表达冷漠麻木，像一只刺猬，随时准备扎向靠近他的善意。
郑宇不愿谈起以前的工作，在他眼里，那是“不正经的生意”。后来成为他女朋友的，同样是离家出走的女孩。
他并不相信她，准确的说，他不相信爱情。“我习惯了一个人。”他冷冷地说，“就像把自己关进屋子里一个月，没有人说话，不听任何声音，全世界死一般的静，只有自己活着。”他形容那种孤独感。
郑宇把QQ群挂靠在他待过的贴吧里，之后陆续有人加入，一直到现在有一百多人。群里每天有人离开，再有新人进来。在这个“驿站”里，“家”是一个难以缝合的伤口，群友们聊情感和工作，但很少聊到家人。
“这里的人多多少少都有心理隐疾。”在离家出走贴吧里，郑宇承担贴吧幕后管理员的工作，每知道一个别人的故事，他心里的伤口也会被撕开，那里就像一个阴暗、沉郁的树洞。
街头的隐忧
2016年3月份，武汉大学（深圳）心理研究所的心理咨询平台上线。上线没多久，涌入4000多条留言，其中约有1000条提到离家出走，这引起了所长戴影频的注意。
也是在2016年起，武汉大学（深圳）心理研究所的咨询师郭爽开始针对离家出走群体进行微研究。她搜集了网上有关离家出走的新闻报道，自2017年1月至3月（截止到3月13日）一共有相关新闻83条。
根据她的观察，“每年春节前后，正好有一个期末的开学，这是典型的离家出走时间点。”而让她印象深刻的是离家出走人群的年龄，“集中年龄段是在13到15岁。”离家出走的原因都指向家庭关系，“（包括）家庭的背景，父母的教养方式。”
在郭爽看来，这个年龄的孩子受家庭影响比较大，一些父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担心孩子发生各种意外，管控的非常严。“但对孩子管控过度，孩子就会想要挣脱他们”。
“家长需要成长。很多父母不太会应对现在信息时代素质化时代的孩子。”戴影频认为，中国的家庭关系发生很大变化，孩子的教育压力越来越大，而一些父母的问题是不知道孩子的心是需要关注的。
一个细节是，武汉大学（深圳）心理研究所的心理咨询平台上线后，后台统计的提问人数中，孩子和家长数量比例是9比1，家长的人数远远低于孩子的数量。
戴影频接触过一个案例，一对夫妻中丈夫出轨，情感生活不稳定，导致女儿想离家出走，“家庭关系不好的孩子可能缺乏安全感”。而在心理咨询师柴淑琼接触过的几十例离家出走的案例中，孩子大多是想脱离父母或者报复父母。
“小孩做决定容易冲动，离家出走的理由很简单。”戴影频说。
比如文章开头的那位少女李鑫，离家的直接原因是父亲一天三次的催问作业。离开大连的那天下午，她登上一辆南下的列车，将近38个小时后到达“工厂挺多”的广州，打算找份工作。没找到工作的前两天，她就睡在地下车库里，“外面太冷了”。
最让戴影频担心的是，这些孩子走向街头，流落到人群里面，难免遭遇各种危险。
去年7月份，当地检察院将一个离家的女孩带到咨询师柴淑琼面前，请她进行心理援助。女孩15岁，成长在一个再婚家庭里，因为“家庭矛盾”而离家出走，途中被四人轮奸。在过去9个月里，柴淑琼和女孩前后联系了三十几次，但女孩拒绝回家。
美国麦金尼文托无家可归者援助法案定义“无家可归的儿童和青年”为“缺乏固定、经常和充足的夜间住所的人”。该国上世纪70年代通过《离家出走与无家可归青少年法案》（The Runaway and Homeless Youth Act）规定，向这些青少年提供紧急住所和有关食物，服装，咨询等救助服务。
柴淑琼说，在国外，离家出走的青少年可以寄养到第三方，而在国内，这种情况“父母不承担责任，政府又没办法接收。”
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看来，离家出走是“青春期的一个现象”，“进入中学就开始长大了，有自我主意了，想自己放飞。”李玫瑾长期从事犯罪心理和青少年心理问题研究，她认为应该“在家庭的基础上解决问题”。
“比如说要做好亲子关系，跟孩子多交流，以平等的方式对待他们，而不是用一种简单的、命令的方式。”李玫瑾建议，当孩子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父母应该有耐心，更多地去帮助他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让孩子觉得你是关注他的，或者说有时候在于他愿意跟你聊天，这是最重要的。”
“回家，故事结束了”
夏阳说，15岁时他有过一个“开网吧”的梦想。后来，他觉得梦想是个虚无的东西。
2012年以后，夏阳在广州开始了另一种“流浪生活”。他摆地摊，先后卖过T恤，拖鞋，耳钉，毛巾，内裤和衣服。哪里赶集，他往哪去，抢个好摊位是他最关心的。
平时，他没有固定居所，在网上买了一张折叠床，流浪到哪里，就睡到哪里，公园，加油站，菜市场都睡过。
在外“流浪”，夏阳最想念爷爷奶奶。今年3月22日凌晨，夏阳从广州河源市从发，骑着他装满毛巾的三轮车，打算骑700多公里，回到江西抚州老家。“曾经小不懂事，现在知道开始工作赚钱了。”他说。
几年过去，离家出走成为蒋超最后悔的事情。“本来我可以有一个正常的人生，大学毕业，找工作，娶妻生子，怡然一生。”
最近这两年，他每年过年都回家一次，但始终不愿意长时间逗留。“在家时间久了一定会和我爸吵架。”
蒋超记忆中，跟父亲有关的唯一温馨的画面是：一次冬天回家，他冷得发抖，父亲把外套脱给他。“我记得很多事，有朝一日，我会报答你的养育之恩。至于过去的打骂，我会慢慢淡化，试着忘记。”他在日志中写道。
前不久，蒋超辞掉了在江苏徐州卖啤酒的工作，打算出去旅游两天，再回到家里，接受家人的安排，结婚成家。“我不是小孩子了，应该回到正常的轨道，所以我的故事结束了。”
柴淑琼的担忧没有结束。
前几天，那个离家的女孩儿主动联系她，柴劝她回家，但女孩害怕回家面对父母。“如果哪天她不跟我联系了，说明她真的对这个世界彻底绝望了。”
每天醒来之后和睡去之前，23岁的郑宇都会在离家群里分别发句“早安”和“晚安”，这成为他的一种习惯。
离家出走次数太多，他已经记不清具体数字。让他最懊悔的是，姥姥去世的消息他隔了很久才知道，那时他正在出走中。
现在，郑宇偶尔会到贴吧看看别人的故事，又常常因想到自己而陷入苦恼。如果看到群里有人抱怨，他也情不自禁地跟着发愁。“如果父母埋怨自己孩子不如他人，他们有考虑别人父母比自己好么？”
和郑宇同龄的秦杰正试着和父母和解。
最后一次离家出走，他去了一个离家八百公里的城市，找了一个挣钱的“偏门”。2013年的8月10号，在他生日的前一天，被警察带去了看守所。
一年以后，秦杰被释放。他在看守所管教的陪同下走出高墙铁网，那时他抬头看了看天空，比高墙内的蓝，比高墙内的大，天也不会被铁网隔成豆腐块。
那天，父母到看守所接他，他笑了笑，说了句没事。“就这样，我回家了。”
（文中人物秦杰、夏阳、蒋超、郑宇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