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武斗避难：从主楼到石油学院
1968年的春天，清华园内风云突变，两派由原先的大字报争论、高音喇叭对骂，一下子升级到占领校内建筑战略要地作为据点，剑拔弩张，时有团体械斗及伤亡事件发生。之后两派又纷纷抢占学生宿舍楼，我所在的十号楼被团派占领，无家可归，不得不迁往主楼，与几位老四同乡校友同住一大间。校园内的形势越来越吃紧，住在主楼很不安全，离主楼最近的八饭厅即使供餐也不敢去。这个临时大家庭便作鸟兽散，大多暂避在京其他院校，也有回老家的。我想回福建，但单程路费加零花钱要四十多元，一个穷学生那里来那么多钱，只得寄居石油学院避难。
在石油学院的学生宿舍里，生活安定清静，时有同乡聚会，并不寂寞。然而，不知为什么，心里老是记挂着清华园内的形势变化，尤其是老四的命运，每隔一段时间，我会回校走走看看。
二、第一次手持长矛
五月十日那一天，我又回到了学校。在动农馆，守楼的、来打探消息的老四众多，人声鼎沸。无九老四头头刘晓光（于几年前过世）走过来，向我打招呼。他说，今天老四要在动农馆前召开批斗原电机系书记走资派陶森大会，要我一起参加大会警卫工作，征求我的意见。我犹豫了一下，答应了。我想只不过是“警卫”而已，批斗大会结束就走人。再者碍于面子，无法当面拒绝他的请求。集合队伍时，发给我一顶柳条帽、一副铁皮制的护身盔甲、一根长矛。不是“警卫”吗，还用这些东西干啥？我大大地低估了“警卫”一词的含义与份量，想退出来已是悔之晚矣。
我们排列好队伍，快速步出动农馆，向二校门方向出发。一到现场便傻眼了，老团来了很多人，黑压压的一大片。对方的长矛队早已排好阵势准备大战一场，长矛队后有几百位老团群众在助威呐喊狂叫谩骂。我被安排在第一排，最南面的第一个位置，靠近通往照澜院大桥的桥头。桥头上挤满了围观的老团群众，近在咫尺。我脚跟还没有站稳，便挨了老团砸过来的几砖头。从来没有看到过武斗场面，更没有亲身经历过，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心里发慌，神经绷得紧紧的。我胆怯得很，想往后退又绝不能退，后边还有两排警卫人员，我一退整个队伍就要乱了。只得硬着头皮、故作镇静、小心应对。好在与我相对的老团，手持长矛，站着一动不动，长矛倒是没对上，桥头方向砸过来的砖头，却如雨点般地飞来。我东躲西避、前后腾挪，大腿小腿上还是挨了很多下。揪斗大会进行不到一个小时便草草收场，整个过程双方长矛队只在中间地带有过几次进退攻防，两侧基本上是对峙不动。回到动农馆后才发现，我的大腿小腿上留下青一块紫一块的淤血及皮破血流的轻伤。在现场时不觉得，待精神放松后才感到被砸受伤处热辣热辣的，胀痛胀痛的。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离开动农馆，一直到七二七。
三、为了解救科学馆一百多位四一四兄弟姐妹——挖地道
动农馆的守卫人员主要由动农系及无线电系学生组成，也有少数其它系学生及动农系教职工。无线电系人员以无零零、无零、无八为主，无九只有两位年级老四头头及我三人。因为之前没参加任何战斗队，长矛队有任务不会通知我参加。动农馆楼顶上设有岗亭，平常的主要任务就是楼上值班放哨，24小时不间断，人员轮换，以防老团偷袭。
5·30这一天早晨，一觉醒来，发现动农馆内空空荡荡的，死一般的寂静，我预感到有什么特大事件要发生。一问方知老团正在急攻东区浴室，老四主力都赶赴东区与老团对垒，以解浴室之围。5·30一战，老四伤亡惨重，镇守浴室的老四全部被老团俘虏，还死了人。动农馆再也见不到之前“兵强马壮”的场面，一个个神色严峻，悲愤填膺，欲哭无泪，士气十分低落。此后天天都有一批人离开动农馆。无线电系老四的主要头头及无九老四头目都相继离开。多数人选择离开动农馆，馆内一下子冷清了许多。我的性格固然懦弱，却十分倔犟，既然已经进来了，不肯轻易出去。何况被老团严密包围的科学馆里，还有一百多位四一四兄弟姐妹。为了他们，绝不能离开，也绝不会离开。
5·30后，科学馆被团派团团围住，馆内老四受困于馆内，不能出大门一步。总部决定从动农馆与科学馆双向对挖地道，以解救科学馆内100多位老四脱险。指令一下，大家一刻也不停留，马上干了起来。由于施工现场受限，每班只能两人工作，一个挖掘，一个运土，两人随时互换。为了加快进度，一天二十四小时连续挖掘不停歇，人员轮换。这一段时间主要任务是楼顶值班和挖地道。值班时常常遭到老团的弹弓袭击。老团的弹弓威力极大，打得岗亭“嘣嘣”作响。有一次一位老师值班，不小心被老团弹弓射来的砖头击中，当即打掉了两颗门牙。
为营救科学馆的老四，动农馆的同学们天天挖地道，日以继夜，轮班作业，拼命干活，谁有空谁就上，一刻也不停歇。工程进度极快。眼看地道即将合拢，马上与科学馆的战友会师了，大家都很高兴。谁能料到7月16日清晨，地道被老团炸塌，捉走了一位挖地道的老四，还往地道里灌满了水。
四、一周内三次遇险，死里逃生
久围不下，老团中的极端分子恼羞成怒，于7月9日火烧科学馆，科学馆楼顶一片熊熊大火。动农馆内的一些老四在楼顶观望火势时，有人被老团开枪射中。我闻讯跑下楼，只见张继昆已躺在担架上，开始往门外抬，抬者是动农系的杨仲文及陈泽荣。两人身材矮小，特别是陈泽荣，身体单薄瘦弱，刚上路就摇摇晃晃的，十分吃力。我忙上去抢过陈抬的担架这一端，叫他协助前边的杨仲文一起抬。张继昆十分健壮，体重160多斤，抬着非常吃力。刚过大桥，二校门方向就不停地朝我们开枪，子弹呼呼而过。为防枪击，我不得不猫着腰弓着身，全靠手臂用力抬，累得够呛，只能咬紧牙根坚持再坚持。到达主楼送张上汽车后，我一个人顺着人行道返回，一上大桥老团又开枪了。过了桥就是动农馆，我快步朝前跑，几颗子弹呼啸而过，好像就从我的耳边擦过去。不对！我赶忙卧倒，匍匐前进，扒在大桥栏干一支立柱后边。又一颗子弹飞来，不偏不倚正打在这根立柱上，弥漫着些许尘埃。弹洞离地面约一尺多高，若无立柱档着或子弹往外偏移十公分（立柱只能遮掩身体的一小部分），必在我的脑袋上开花无疑。我的心“砰砰砰”地直跳，一动也不敢动，象死了一样在地上扒了约莫一两分钟。我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得想办法脱离险境。往前或往后跑会将全身暴露在枪手视野之内，往南横穿马路同样不行，只能往北翻越栏杆跳河了。于是，我猫着腰站起来，发现大桥栏干外侧下面有几根粗管子（可能是自来水管和暖气管之类的金属管道）紧挨着大桥下沿，横跨小河两岸，便快速翻身跳下，沿金属管道顺利跑回动农馆。好险啊！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初两次来京出差专程到清华，动农馆边大桥上的那个弹洞依然清晰可见。1999年来清华，弹洞遗迹已荡然无存。
过了几天，我在动农馆东门前看到，动农系的几位老四在挖好的沟壕北侧（旧水利馆方向）用制图板等物件立屏障，以防旧水利馆老团对过往老四进行枪击。突然间一声枪响，一颗什么东西从我的后脑勺钻了进去，一摸粘乎乎的有血，糟了，不会是子弹吧？心里一阵紧张。但我的意识十分清楚，是否回光返照？我紧紧按住后脑勺的伤口，沿着新挖的沟壕跑向主楼。主楼方面派车将我送到北医三院。医生检查后，取出一小块如铁屑般的卷曲金属物，再缠以纱布包扎伤口，说无大碍。估计是旧水利馆的老团开的枪，子弹打在如钢管之类的金属物上，蹦出的碎片击中后脑勺。回到主楼后，记得是张雪梅亲自张罗安排做的病号饭（蛋炒饭），当天下午回动农馆。
我带伤（头上还缠着纱布带）坚持参加挖地道。一次与动农馆头头朱振奎同班挖掘，他说地道再过一两天就要合拢了。没想到第二天（7月16日）清晨地道被老团炸塌，捉走了一位老四，还往地道里灌满了水。我闻讯下地道趟着水，一直到被炸塌的洞口附近。此时洞口外有人往地道里扔进了一颗手榴弹，在水中爆炸，没掀起多大的浪花，更没有伤及我。
一周内三次遇险：第一次遭枪击有惊有险；第二次遭枪击有惊无险；第三次遭手榴弹炸无惊无险。特别是第一次，我扒在大桥立柱旁时实实在在地感受到面临死亡的严重威胁。学姐唐金鹤在《倒下的英才》一书中提到，蒯大富曾授意手下，可以五支枪同时对准老四射杀，到头来要查也很难查清，免得承担责任。这次遭枪击当属于这种情况。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后怕！保住小命，只受轻伤，实属不幸中之大幸！
记得5·30后，动农馆里的老四除杨树立遭老团穿甲弹击中死亡外，有多人遭枪弹袭击受伤。“铁蛋”在通往主楼的人行道上遭枪击，子弹贯穿小腿，留下两个伤疤，他是第一个受枪伤的，所幸未伤要害，包扎好伤口，又回到动农馆。张继昆观看科学馆楼顶大火遭枪击，子弹从右上胸近肩部处穿入，至背部穿出，造成整个右手臂失去知觉，残疾终生。姚清信（已过世）、杨明杰遭手榴弹炸伤，姚一只眼睛被炸瞎。我只是受了点轻伤。陈泽荣也有差点被旧水老团射来的子弹击中的经历。
顺便提一下，工宣队进校后，有一天我在八饭厅前打排球时，发现一块儿打球的电机系一老四同学（个子较矮，皮肤白净，偏爱排球），腿上有多处伤疤，问及方知他在守九饭厅浴室时被捉，老团要他用手提扩音器向老四喊话“策反”，不从就捅一刀，被捅了多刀之后，他实在忍受不了，向老四喊话。
五、从7·16至7·27
7·16地道被炸遭到严重破坏后，大家都十分沮丧。解救受困于科学馆内老四的唯一途径被割断，希望的肥皂泡就这样彻底破裂了。
从7·16至7·27这十二天时间，是动农馆内最最难熬的日子。本来5·30后动农馆就少了欢声笑语，这下子更是没人吭声。再也不需要挖地道了，整天大家都阴沉着脸，心中那种沉重的压抑、深深的忧郁是难于以言语来形容的。
面对现实，科学馆被团派团团围困，解救无望。动农馆是老四离科学馆最近的唯一据点，毋庸置疑，必需坚持守住动农馆。有动农馆在，科学馆内的老四至少还能看到一点希望；若动农馆失守，科学馆内的老四无异于束手待毙。自无0的杨明杰、姚清信另有任务被调走后，驻守在动农馆内的人员一共只有十三人，人数少得不能再少了，虽与科学馆成犄角之势，却处于老团的半包围之中，自身也十分危险。倘若老团来攻，能守得住吗？我多少有一点担心。但是我决不会离开动农馆，因为科学馆内还有一百多位四一四的兄弟姐妹，其中还有我的同乡好友房0的姚荣达（于2011年过世），及无96的女同学黄斐萍。老四占领科学馆后，黄在一次搞卫生擦拭纱窗时，不小心从三楼直落掉下，我曾到科学馆探望过她，所幸只受点轻伤，未造成严重后果。为了他们两位，我也必需坚持到最后。
在那最最难熬的日子里，我时时暗地里想：无辜的老四群众，接连着一位一位惨遭枪杀，老四曾组织在天安门前抬尸游行过，高层应当是知情的，为什么还让老团中的极端分子继续横行作恶、滥杀无辜？！想到这里，不敢继续往下想了，一种空前的恐怖感压抑得我透不过气。不过，我崇尚“人之初，性本善”，决不向丑恶势力屈膝低头。
在地道被炸后的日日夜夜，在对前路无限的迷茫中，我祈祷并期盼着科学馆内的同学能早日逃出平安归来。7·27那天，我们甭说有多高兴，帮着工宣队一起拆路障，和科学馆出来的同学们拥抱在一起，狂欢在一起。我们终于坚持到最后。
我清楚地记得7·27那一天，留守在动家馆内的老四仅有十三人。他们是：冶金系的朱振奎（八字班，主要负责人，分配到四川江油冶金部属某厂。我毕业赴绵阳报到待分配期间，专程到江油拜访过他）；动农系的夏群生（零字班，主要负责人）、杨仲文（八字班，我的同乡中学校友。其在北大的弟弟曾专程到动农馆劝说他离开学校，他执意不从）、陈泽荣、岳光溪、张玉新（零字班）；无线电系的“铁蛋”（无七，北方人，个矮圆脸健壮敦实，文革前为无9 年级民兵训练教练员）、黄开开（无0）和我（无9）；电机系零零字班专门搞后勤的两位女同学张莹（北京人）和丁小平（哈尔滨人）；还有两人可能是动农系的教职工或其他系的同学，记不清了。
六、题外话
我生性孤独而倔犟，不关心政治，也不要求“进步”，一直至文革前几个月才搭上班上最后一批入团。1966年6月1日那天上午，我还赶到主楼上完了脉冲技术实验课，全班五十多人仅十多位同学到场，我是其中之一。动农馆前斗陶森大会后，我收到从福建老家发来的电报及电汇（当时二校门邮局已迁往校外，邮来信件摆放在窗外），叫我立马离开学校回家，我固执不听劝阻。想不到我会被卷入了政治，而且卷入得那么深。所幸的是我与四一四一样，算是命大走运，保住了小命，逃脱了毒打，最终全身而退。工作后第一次回家探亲时，我遭到全家人的痛斥和责骂，我十分理解家人为我的行为长时间担心受怕的那种心情。然而，回想起四十五年前己之所作所为，我无怨无悔，因为我为反对人性之恶、坚守人性之善，坚持到了最后。
2014-7-16定稿
（原载《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