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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宾雁的遗产(9)

十二

冥辰高悬在我们头顶,无辜的
俄罗斯在痛苦挣扎;
……
假如他们真要封住我受伤的嘴,
就让那些我为他们说话的千百万人
让他们来代替我。
并让他们每年记住
每当我的祭日来临。
我不只为我自己祈祷
我的呼声是为了那儿所有和我在一起的人们
——为了所有的人。
他们在寒冬腊月里,在七月的热浪中,
站在那堵不通风的深红色的墙下。
——【俄】阿赫玛托娃

1985年1月,《第二种忠诚》在《钟山》发表,立即引起海内外强烈反响。是年,文革结束已近十年,中国历史道路危情潜伏,准备复辟倒退、收拾残局的旧势力磨刀霍霍。时代亟需的对国家基本制度和意识形态体系进行严肃反思的局面一再被阻断,毛派“极左”势力的反扑和复活已经直接危及到艰难步履的中国。不对毛泽东的罪过进行揭露,不检讨那个时代骇人听闻的悲剧,不发现与那些罪过和悲剧相对峙、相抗衡的精神,中国就不可能在精神上前进半步,随时可能出现专制复辟。

正是出于对中国历史与现实命运的双重关切,刘宾雁以“第二种忠诚”为名,在近半个世纪中无人敢于问津的政治、历史、法律、外交、司法、军队、人性和毛泽东以及雷锋等领域纵横激越,锋芒所向,尽在要害。

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万言书,是中共上层里“革命良心”对独裁者的一次罕见的谲谏,后来演变成残酷的政治陷害。在此之外,两代中国人只能倾听和仰视最高领袖。听凭他们指点江山,品评历史,裁断是非,制定国家大法,操控亿万人命运,一切天经地义。刘宾雁将两封“万言书”公诸于众,直截了当地拷问毛泽东亡灵和当政的邓小平。

1881年3月,亚历山大二世被谋刺后,俄国民意党执行委员会把一封致亚历山大三世的公开信印在“富有光泽的羊皮纸上”,投进涅瓦大街邮筒里。同时有一万三千份复印件在俄国各地散发。民意党人指出,现在俄国“并不存在真正意义的政府,政府按其本质来说只应当表达人民的愿望,只应当实现人民的意志。”然而,在俄国,“政府已堕落为清一色的奸党,并且比起执行委员会来更加适合于称之为一帮篡位的匪徒。”他们提出了两个条件:一、大赦政治犯;二、由俄国人民的代表重新审查现行国家和社会生活方式,并按照人民的意愿进行改造。

亚历山大三世不顾警告,对五名谋刺人士(其中一名是著名女革命家索菲亚)判处绞刑。

奉行非暴力主义的托尔斯泰致信亚历山大三世,指出俄国面临着三条道路:“以恶报恶的镇压之路;自由主义的纵容之路;沙皇以一个基督徒的身份,履行上帝旨意的宽恕之路。”

亚历山大三世拒绝了托尔斯泰(同时给沙皇写信的还有二十余名“俄罗斯的良知”,他们也都遭到拒绝)。二十年后,托氏再次致信沙皇(尼古拉二世),措辞已不再是恳求,他的警告直率而严厉:“历代沙皇都可能并确实是怪物和疯子,独裁是一种过时的政府形式,……最重要的,是整整一亿人民会异口同声地要求自由。”

罗曼诺夫王朝当然不是因为民意党人的谋刺、传单和托尔斯泰伯爵的信函而倒台,却是后者的告诫一再被置若罔闻的必然后果。将近四十年后,沙俄帝制在战争和革命的血泊中土崩瓦解,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和平逊位之后,还未能免于被布尔什维克满门屠杀的噩运。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萨哈罗夫等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先后致信苏联领导人,就一系列涉及苏俄重大命运的问题提出告诫和建议。与沙皇俄国一样,苏联共产党统治集团对这些最无私最坦率、也最有价值的告诫视若无睹。不到二十年,在没有外来战争、人民起义和恐怖刺杀的情况下,第一个社会主义超级大国、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策源地戏剧般地崩溃了。

全球最大一片土地先后相续的两个帝国,没有被拿破仑、希特勒的战争机器摧毁,却在历史真理、时代良知和人的自由本性面前分崩离析了,而真理、良知和自由通常是由知识人来表达的。

向暴君和独裁者公开或私下致书,提出劝讽和告诫,是古今中外所有专制社会的特有现像。刘宾雁本人就曾经以信函方式提醒毛泽东“一个特权阶层已经形成,党内占优势的是特权主义与宗派主义,党内高级干部存在‘变色龙’,党群关系恶遍恶化……”,他那时不可能知道,毛泽东就是中国最大的特权人物和变色龙。

在《第二种忠诚里》,刘宾雁公布的两封“万言书”,均出自普通士兵。它们的公诸于世,像两把利斧劈开了中国最高统治者的世袭领地和政治黑箱,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勇气,以真正的人民名义和个人的良知高度指控和质问毛泽东:

我认为,中共中央近来在国内外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取得重大成绩的同时,犯有一系列严重的错误,其中有一些属于原则性方向性错误。本来,任何政党和个人在漫长的历史征途中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是不足为怪的,但是最危险最可怕的是中共中央至今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犯了什么严重错误……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或个人迷信……你老人家实质上不允许别人批评你的缺点错误,对于稍微尖锐一些的原则性批评,马上翻脸,进行残酷斗争和打击。……什么南斯拉夫、苏联、波兰、匈牙利、法国、意大利、美国、印度……那些国家的共产党都会犯错误,唯独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例外……,你口口声声说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但事实恰恰相反,远的不说,1957年到现在,哪一个‘批评’毛泽东思想的人有过什么好的结局呢?

接下来,“万言书”满怀忧虑地预感到,迟早总有一天,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等在内的许多中央领导人都可能被打成反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最后,作者告诫毛泽东“千万不要重蹈斯大林的覆辙!”否则,“不错则已,一犯错误就错到底,后患无穷”。

毫无疑问,这是对共产极权的最高权威的挑战,意味着一个被掩盖的历史进程早已存在于表面铁板一块式的中国社会中。“万言书”作者之一陈世忠明确拒绝充当雷锋式的工具,“他唯上级命令是从,他预先就断定了你(毛泽东)永远是绝对正确的。……一旦你说错了话,你代表党中央做出了错误决定,又有谁能够帮助你们纠正呢?”

雷锋作为毛泽东精心培养的奴隶典型,其反人性、反文明更甚于王守信。它作为毛泽东绝对权威和权力狂的必要陪衬,作为公然变人为齿轮、螺丝钉、耳目、鹰犬的标本,在道德和伦理上发生过异常虚伪和卑劣的影响。雷锋式共产主义道德楷模的无耻和可怕,使中国历史的伪君子和宦阉之徒都会自愧弗如。在《人妖之间》里,刘宾雁发现的是中国令人绝望的最大阴暗面,毛泽东极权主义带给中国社会的人民分化,权力异化带给人民的腐蚀和毒化恶果。

《第二种忠诚》是中国现代文学和社会政治思想史的里程碑作品,标志着中国历史和精神发展中一种新范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人民在普遍奴化、兽化、物化过程中,同时出现的另一种重大变化。一种新思想和新人、新的人道主义和“人民至上”观的确立。

《第二种忠诚》破天荒第一次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刘宾雁把两名死囚变成原告,把毛泽东和那直接滥杀无辜的刽子手还原成被告。历史以其异常曲折的形式证明,两封万言书的公开展示,不仅大大拓展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视野和人生境界,撕开了中国政治生活最厚密的帷幕、最森严的禁忌,而且直接预告了中国现代民主运动的前景。刘宾雁将这种类似专制社会的“死谏”冠以“第二种忠诚”,分明是对几十年来肆虐成灾的奴隶主义的鄙弃,而把真实的“人民”写在时代的旗帜上。它是对极权统治的政治术语和语言符号的无畏挑战,在中国第一次公开颂扬独立而非依附,清醒而非盲从,服膺真理而不崇拜任何偶像的人道主义和人民性,“在中国政治原野上虽然贫弱而稀少”的新人和新思想。

《第二种忠诚》同时把锋芒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本身。“万言书”作者目睹了“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一百多名犯人的面干下的杀人罪行。”目击者陈世忠与死者非亲非故,但在他本人冤案平反后第三天,就不断奔走为死者鸣冤,要求惩罚凶手。他在《人血不是水》中呼吁中国人“想一想,死者的亲属——年轻的寡妇和孤儿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想一想,人民钢铁长城的声誉怎能让杀人凶手玷污!想一想,这些制造假像、杀人邀功的败类至今还隐藏在党内、军内,成为我们事业的接班人!再想想,这件事本来很可能轮到你、我、他的头上,如果被害人是你的亲属,你又该怎么想?……还有,这种事若不查个水落石出,连同‘文化大革命’一切彻底否定掉,你能担保今后不会再发生吗?”

刘宾雁评论道:“问得有理,……然而引起我思索的却不是他的这些观点,而是他的那种感情,说起来似乎也很简单,无非是古已有之的人对人的同情吧,但是在陈世忠身上,这种感情为什么这样强烈,如此执着,本人二十年的凄凉遭遇没能冲破它,几千万人经历的旷古浩劫(那十年,死一个人又算得了什么呢!)也未能使它麻木呢?”“陈世忠不可能是个先知先觉,党内水平比他高出许多倍的有识之士多得很,难得的是他在那种境地竟然如此坦率地陈述自己的意见。”

1962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世界》发表,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在简短的《代序》中写道:“一个新的、独特的并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进入了我们的文坛。”索尔仁尼琴从此改写了苏俄文学史,并且在八年后摘取了诺贝尔文学奖。

不难设想,刘宾雁即使没有提到毛泽东,只是把那桩虐杀囚犯的事件非常“文学化”地展开为一个中篇,其艺术和社会成效也许与《一天》有同工异曲之妙。

富于独立精神的文学评论家刘再复认为,在中国,任何想感动世界的作品必须首先感动自己祖国的人民,他认为刘宾雁的作品是中国文坛上的重大现像,“如果不是他们经历过一个苦难的时代,如果不是他们经受过一次心灵的炼狱,如果不是他们本身所具备的高度的良知水平,如果不是他们有一种献身于社会和献身于文学事业的英勇精神和道义力量,这种散文是无法出现的。这种散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作家精神状态的巨大转变。它是我们民族心灵遭到巨大创伤之后的一种补偿,……是作家自由本质的一次光辉的实现。只有心灵受到十年震撼和折磨的中国人民,才知道这种散文是怎样的宝贵和值得珍惜”。

《第二种忠诚》是在历史真理和道德理想的领域与毛泽东的决裂,其颠覆性的意义至今犹存:极权主义和暴君政治的弥天大谎——“为人民服务”——像舞台上纸糊的布景开始翻转出它满是灰尘和蛛网的背面。

在此之前,从华沙到布拉格,东欧人民在匈牙利起义被血腥镇压二十多年后,再次走上挣脱斯大林主义锁链的“光荣荆棘路”。知识界、工人、教会和党内改革派正式结成联盟。瓦丘利克的《2000字宣言》、希克教授和里赫塔博士的《行动纲领》、瓦文萨们的《21条要求》以及哈维尔、昆德拉、米奇尼克们已把“自由”、“民主”、“人道”、“自治”、“独立”堂而皇之地写入历史的天空,东欧大地的自由解放运动已不可逆转。

《第二种忠诚》虽然还停留在对历史的清算和反思上,但在历史精神上与苏联、东欧的自由化浪潮却存在根本的契合:必须用真理、正义、人道战胜专制、邪恶和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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