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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宾雁的遗产(4)

在相信那些握有权力或武力的人们能够把持异议者、不同意者排除政治生活甚至投入监狱的国家里,……在我们整个“政治文化”——如果还能用这个术语的话——上留下了几乎擦洗不掉的污点。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

1957年,带给刘宾雁一生坎坷的起点,还赐予他一份特殊的礼物:与毛泽东结缘。刘宾雁从青年时代起,就“不喜欢党对人的过于严酷和不必要的干预与压抑,不喜欢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那套舞文弄墨的做派、虚张声势、云雨翻覆的手法,与刘宾雁从马克思和俄罗斯那里感领到的深刻、庄严具有截然不同的美感。就在1957年,毛泽东擅自在刘宾雁的作品上作出批示(这种“御笔亲批”式的任意图鸦,是中国专制传统中最令人喷饭的劣迹之一):“有人(刘宾雁)不是想把事情搞好,而是想把事情搞乱!”

按照毛泽东们的标准和1957年中国社会的政治逻辑,刘宾雁确实无愧于一名“极右派”(关于“左”、“右”政治派别,从法国革命到俄国革命到中国革命,已经聚讼纷纭。作为一种睥睨文明和历史、试图重建世界的学说和运动,罗伯斯庇尔、斯大林和毛泽东们确实属于激进的左派;而作为珍视传统和人性基本价值,对世界采取总体同情和不忍之心的哲学,雨果、托尔斯泰、刘宾雁们应该划归保守右派。刘宾雁希望用自由、民主和人道主义来取代造反、革命和战争,正是自古而今保守主义的共同立场)。

从精神与权力的关系看,前者从来不是后者的对手(后者拥有整个帝国,前者永远是孤身一人),后者常常轻而易举地击败前者(囚禁、放逐、处决),而前者历经磨难后获得的荣耀却常常使后者黯然失色。(伏尔泰与路易十五,雨果与路易•波拿巴,托尔斯泰与亚历山大三世,索尔仁尼琴与勃烈日涅夫……)刘宾雁与毛泽东在1957年的结缘,当然不是他文学创作和精神生命的特别荣耀,却是他肩负历史理性和时代良知这一非凡使命的题中应有之义。从此,他头顶毛泽东强加的恶谥,亲身领教经崩溃本是体现生命尊严的简便形式,但是,他毕竟熬过来了,——他的使命未尽啊。

无论如何,刘宾雁在1957年被毛泽东们击倒在地,毛泽东从此成为中国的宙斯,而刘宾雁从此成为中国的安泰。2004年2月27日,刘宾雁在其八十寿筵上回顾自己的八十人生时,还感谢1957年,否则他将完全虚度一生。要么不知深浅,混到文革,老帐新帐一起算,“非死不可”;要么像魏巍、刘伯羽一类御用文人一样,在谎言和虚伪中度过一生,“并不值得羡慕”;要么与张春桥、姚文元一样“成为四人帮的帮凶”。刘宾雁在1957年从毛泽东手上领到一张死亡通知书,同时从历史那里获得一份特别资本。他将不再以统治者一员的地位,也不再以纯粹的“革命良心”的名义,而是以一名被逐的异端、受罚的囚徒的身份,重新体验、领悟生活,重新观察、沉思中国。1957年是刘宾雁的噩梦元年,他还发现自己“爱幻想、有几分怯弱”的天性中,原来珍藏着另一种品格,足以支撑他面对一切不测、横逆,在他从人生悲剧的序幕中,立下了贯彻始终的人生信条:在毛泽东们面前,刘宾雁“并不认为自己有罪”,甚至“并不认为自己失败了,更不认为这次失败是永久性的”。

索尔仁尼琴曾详细地描述过他被“特料人员”押解,从明斯克月台到莫斯科地铁的情况。他一直默不做声的潜伏原因是:“这些站立在两条滚动电梯上的莫斯科人,对我说来还太少——太少了!这里能听到我号叫的有两百人,就算两百人再加一倍,那么两亿人怎么办呢?……我模模糊糊地感到,有朝一日我将向两亿人呼喊!”正是在那些失去全部幸福和正常生活的黑暗日子里,刘宾雁与索尔仁尼琴被捕时一样,向自己、人民和整个专制帝国发誓:必须活下去,除了对妻子儿女的责任和爱以外,“有朝一日,我仍然能获得我失去的一切,甚至还会写出比1956年那些东西更高的作品!”

真理的精神,爱的精神,生命的精神和自由的精神……,若要拯救俄国,就需要这些精神的吹拂!
——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阿克萨科夫

从1949年到1957年,刘宾雁与毛泽东们并无重大分歧。他对斯大林主义的震惊和思考,还是间接、直觉、初步和道德主义的,他对新社会新制度中主观主义、官僚作风和特权的置疑,基本出自“革命中人”和“体制内”的担忧。就像毛泽东作为马克思和列宁的东方信徒(不能、也无必要怀疑毛泽东作为共产党徒的虔诚),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中国专制暴君和农民造反加诸其身的历史印记一样,刘宾雁作为中国“革命的良心”,与俄罗斯和西方的先驱们,也有明显的地缘和时代差异。

远在斯大林暴政出台前,1918年,普烈汉诺夫就在其遗嘱中预言布尔什维克将按如下规律演变: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成一党专政,然后演变成领袖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起初是阶级恐怖,接着是全面的全国恐怖。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为他们一旦实施民主和自由,立刻就会丧失政权。布尔什维克除了恐怖、欺骗、威吓和强制,就别无道路可走。被破坏的将不是旧世界,而是祖国俄罗斯。这位“俄国共产主义之父”“为俄罗斯人的命运而痛哭”,同时“很有把握地断定:布尔什维克的垮台是不可避免的。”

罗曼•罗兰一直公开支持十月革命。但是列宁对社会民主党、立宪党和孟什维克的镇压,使他极为失望。他发表公开信,对苏俄“军事共产主义”表示抗议:“新政权的领袖们往往肆意抛弃最崇高的道德价值:人道、自由和真理。”这位十月革命为数不多的欧洲拥护者公开告诫列宁,“暴力政权、特别是歌颂这类政策的拙劣文章,已经产生了使欧洲自由思想家的优秀人物如伯特兰•罗素、乔治•勃兰兑斯、阿纳托尔•法郎士与俄国革命分道扬镳的必然后果,正如法国革命的大屠杀,最终使得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席勒这样的人脱离了它一样。不管你们是否对这些人嗤之以鼻,你们都丧失了他们身上伟大的道义力量,而这种力量对于广大群众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我认为,这就是法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但愿俄国革命者考虑到这一点。谁瞧不起心灵的力量,谁就要遭殃!……思想独立是人类的基本力量,谁也驯服不了它。信仰是以受压抑的信念中喷射出来的,请你们再三思考!请你们不要玩火!火会把你们吞噬的!”

在苏共垮台后仍然忠于共产主义的苏俄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在其长达一千页的巨著《让历史来审判》中最后写道:

过去我们许多人给予斯大林的活动以极高的评价,可是那时我们并不了解他的罪行。但是,现在斯大林的大部分罪行已经被党揭穿了,所以现在当列举这些罪行可以编写成许多卷书,每卷中的每一行所犯下的罪行都应该得到最严厉的判决的时候,这时,还有这样的人,他们企图为斯大林辩解并把这个刽子手和国家罪人捧为英雄,那么,这已经是无法理解的了。现在对斯大林的任何平反本身就是对党的严重的犯罪,是对党的一切基本原则的厚颜无耻的污辱。正如哲学家格•波梅朗茨所公正地指出那样:“在了解了斯大林的所作所为而还要恢复对斯大林的尊敬,这意味着树立一种新东西,即树立对告密、非刑及极刑的尊敬。这是连斯大林都没有想要去做的事。他宁可去选择伪善的办法。恢复对斯大林的尊敬——这意味着在我们的旗帜旁边树起一个精神的怪物。这样的事还从来没有过。卑鄙无耻的行为曾经发生过,但我们的旗帜仍然是纯洁的。在这旗帜上写着:‘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旗帜旁边站着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他们都是有人类弱点的人,但是他们都是人。关于他们可以用马克思所喜爱的谚语来形容:‘我是人,人类的一切对我都不是隔绝的。’斯大林如果要再和他并列在一起,这就意味着玷污我们的旗帜。”

同属纪实性文献,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对专制、暴力、苦难和罪恶的作证,其立场的彻底,道德抗议的纯粹和历史洞察力,与同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苏俄作家们相比,明显带有半中国历史环境的印记。在同样险恶的环境中,俄国的良心写作一直保持着“男低音和女高音”天作之合的纪念碑式的完美。卡拉万斯基的《请求书》、尤里•艾亨瓦尔特的《刀刃之上》、阿马利里克的《被迫的西伯利亚之行》、娜杰日达•曼杰施塔姆的《严峻的历程》、瓦拉姆•沙拉莫夫的《科雷马河的故事》以及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都是无愧于俄国苦难,坚持救赎的传世之作。

应该承认,既是以俄为师的革命,与毛泽东们至死只能以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自封一样,包括刘宾雁在内的所有中国革命的良心人物,都不可能达到俄国先驱们曾经达到的境界和高度。同理,中国所有现代自由、民主派(包括艺术先锋派们)也无法摆脱邯郸学步的无奈和尴尬。也许,只有当西方和俄国的经验与教训在全世界成为常识并与摹仿效法者的经验融为一体时,中国和所有非西方国家的历史宿命,才可能解除,人类才可能告别支配了世界几百年的野蛮、愚昧、冲突,战争和浩劫。

无论按照西方资本主义还是苏俄社会主义的标准,中国都处于完全不同的发展阶段,属于迥然相异的文明形态,中国的劣势和落后一目了然。然而,中国在照抄、照搬西方和苏俄过程中,必然呈现出人类历史不断演化、进步的伟大法则:精神对权力的抗衡,自由与暴政的对峙,人类最柔弱、最无形的心灵力量必须在不幸和罪恶面前表达自己,从而使自由、真理和幸福成为世界性事业。正如毛泽东竭尽所能要“天才地”把马克思发展到“顶峰”一样,刘宾雁也听从良知和命运的召唤,在毛泽东生前死后坚持对重大善恶是非的追究,不容忍历史真相与暴君同入坟墓。

刘宾雁后来在中国发出的声音,明显带有俄罗斯历史沉钟的回音,但却有独创的节律、色彩、气韵、旋律,人类救赎精神在东方的伟大心跳,风断云续、垂天而降的天籁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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