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
创作欢乐之杯
充盈溢满，
一切都已不是我们，而是我们的，
与世界的联系牢牢确立。
——【俄】亚历山大•亚山山大罗维奇•勃洛克
当代中国最令人匪夷所思的事像是，十数亿人像逃避“萨斯”和海啸一样，惧怕与自己的历史照面。无论美国一个多世纪以来对中国的友善与援助，苏俄对中国的算计伤害，还是日本对中国的入侵，都是一团乱麻。中国自己的“家史”更是一篇造假作弊的大作。国民党、蒋中正的历史功绩（推翻满清、结束帝制、两次北伐打倒军阀、领导抗战、废除不平等条约、晋身反法西斯四强、缔造联合国、在台湾完成不流血土地改革、实行宪政……）至今被抹黑，通盘否定。共产党自己的党史更是一片谎言，“掩盖历史，伪造历史，随着这次五十周年大庆的到来而登峰造极。五十年来民族的大耻辱、大灾难统统不见了，这些大耻辱、大灾难的罪魁祸首毛泽东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清算和审判”（李慎之：《风雨苍黄五十年》）。
可以武断地说，中国现代历史尽管拥有不逊于苏俄、西方和任何国家的丰富而独特的内容，中国历史科学却是一片苍白、满目衰芜。中国史学界的缺席和失职固然有一万种理由，都无法摆脱因为对中国伟大史学传统可悲的背离而理应受到的谴责。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按其职业所属不必问津历史深浅真伪的刘宾雁，却是中国历史精神最忠诚的继承人。
1986年9月15日，刘宾雁在黑龙江记协新闻会上呼吁：“应该承认一个痛苦的现实，这个痛苦的现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常常不愿看痛苦的现实，我们宁愿生活在快乐的、美丽的幻想里，而不愿意张开眼睛看一看痛苦的现实，痛苦的现实并不是坏事情啊！”接着他谴责了“我们民族的一个弱点”：“就是一件大灾难，例如文化大革命，例如反右派运动，发生了多少年后，我们还不知道到底怎么发生的，我们付出了那么多鲜血、生命、时间、物质的和精神的财富，浪费了十年……，现在竟没有一个中国人，包括社会科学各界的学者、哲学家……，能马上站到这里来，一二三四说清楚。没一个人讨论，谁能讨论清楚？二十‘大庆’（指‘文化大革命’发动二十周年），没人讨论，这么大的一个问题，不要说建国以来，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人类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不说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很罕见的。我看是独一无二的。”刘宾雁这段呼吁给了人们一个研究当代史的角度，即通过若干重大历史事件把当代史统一起来。历史事实本来是无数人的个体经验的集合，然而在中国，单个的人，从来就不是一种真实的充分存在。从原则上说，每个个人的人生经验无论在现像过程中如何具体、真实，作为一种历史存在，都只有在所有同样传统、种族、文化、经历的同类构成的历史共同体中才能获得。1949年以后，由于斯大林—毛泽东主义的绝对统治，中国人的同质化和齐整化已经使任何个人的独特权利与完整性不复存在。不承认中国人在当代的共同命运，试图用西方现代理论（文化人类学、解构主义、符号学、逻辑实证主义等）诠释中国现代命运，乃是典型的“与其昏昏，使人昭昭”之举。中国高尚精神的严重消散、专制主义和腐败堕落的空前扩散，加上理论界自身的颓废，都证明了任何回避中国历史与现实重大事件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政治权力史”是一个社会进程中一种特殊的变形和虚假的现像，若干年来却无耻地僭越为历史核心。人们可以开出一系列的“政治权力史”为对像的书目清单。这些书绝大部分是“清官秘史”、“野史”、“稗史”、“秘闻”一类，有的则堕落为“艳史”、“风月史”、“情史”等下流作品。刘宾雁对此有明确的见解：“寥寥无几的所谓纪实作品，也仅仅写一些上层斗争，什么叶群怎样跟江青勾结了，什么二月逆流里哪些老帅如何如何了，历史是由这些人决定的吗？”把历史降格为“政治权力史”，是中国的一大悲剧、一大荒诞。当历史更趋向人性自由方向或者更为开明自信时，这种情况有所改观，如《史记》里除帝王将相外，尚容忍“刺客”、“游侠”、“滑稽”、“宦者”、“酷吏”等社会中人进入正史。而宋代国事日急、权争日剧时的《资治通鉴》则坚持帝王中心论，全部历史就是政治权力消长史，其反历史的功用十分明显。在当代中国，皇帝崇拜、偶像崇拜蜕变为领袖崇拜和权力崇拜，一切历史都归结在“共运史”或“党史”名下。于是，历史健壮的身躯被阉割，成为政治权力人物的奴仆和倡优。由于中国当代政治权力史没有多少值得夸耀的地方，政治权力及其演变并不是历史真实的正确反映，因此，即或是严肃的政治权力史，要么是无从下笔，要么是流于无聊。
把“反右”、“文革”作为重大政治事件，除了与“政治权力史”具有完全不同的研究内容和目标外，在刘宾雁，还有更重要的原因。他从1979年发表《人妖之间》以来，一刻没有离开过对中国重大政治事件的思考和研究，但是他从未涉及“上层”，相反，他的所有题材，都是中国最一般、最不起眼、最普通的社会现像和人物。
1983年在上海《文汇月刊》第一期上，他对报告文学的性质作了刘宾雁式的概括：“我不反对写名演员，名歌手，名画家，名选手，名音乐家或舞蹈家，我只是有一点保留：在写名流、时代的成功者和幸运儿的同时，是否也应该写一写尚未成功，不是名流，置身于生活底层，肩负着中华民族成败兴亡重任而在第一线苦斗着的人们呢？就我个人而言，也许是一种偏爱吧，我宁愿选择其生活、其经历、其思想最能反映时代的重要矛盾的人物，而这种人是大量的，站在矛盾一方的，是真正的当代英雄，虽然也许终其一生，仍然籍籍无名；另一方，则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认真对待的各种人物——研究并揭开其生存条件、活动规律、行动方式和心理状态。”
刘宾雁“偏爱”的“倾向性”是鲜明的，他为自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任务：表现人民——下层人民在重大矛盾中的命运。在文学领域恢复人民的历史主人的地位，褪下几十年来外加在人民身上的形形色色的伪装，并把人民和历史都“还原”到大大使他们走了样的若干次重大政治事件中去。
历史感，就是对人民命运的关怀；离开亿万人民的命运，任何伟大的发明、运动和“革命”都是徒具空壳的历史僵尸。从人民命运出发——仅仅从人民命运出发，“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等政治事件才有意义，一切前提和结论——包括毛泽东、林彪、江青这类曾经不可一世的“大人物”，也只能是在涉及人民命运的意义上才有价值。刘宾雁毫不含糊地把他的历史观“还”给中国现实，“还”给人民：“我认为，甚至把一个县的文化大革命如实地记载下来，都比这些东西意义要大得多。到现在为止，究竟造反派是什么人，为什么会起来造反，一哄而上，几亿人，就叫一个人一下子号召起来，难道仅仅是个人迷信吗？能够完全归咎于毛泽东一个人吗？那不是太简单了么！”于是，在刘宾雁的作品中，使人陌生的，似乎怪里怪气、不合常情的人物出现了。《人妖之间》中，上上下下的“人物”都制造、掩护或避开王守信这个“人物”时，“小人物办着大事”了！手工织布工人刘长春、药材公司工人史怀亮——“两个小人物，却敢于蔑视这张魔力无边的网，向它挑战”。在《罪人的背后》中，女民兵王广香第一次对欺压她的县财贸办主任宁光施加了“恐怖”行动——投放炸药包……
十六
划船的渡工，
年轻的小伙子，
请你送我到对岸，
我要回家去。
——【俄】亚历山大•特里方诺维奇•特瓦尔多夫斯基
当代中国人民的承受了重大的灾难和不幸，这是一种历史存在。刘宾雁对当代中国历史的“剖析”之所以具有先驱的意义，并不在于他是否着力描写了灾难和不幸（在这一点上，许多作家对类似题材作了十分精确和自然主义的描写），而在于人民在重大的灾难和不幸中是如何思想和行动的，灾难和不幸——权力异化的各种形式“改造”了人民没有？最关键的是，从人民在历史活动中的位置和远景看，他们是否已经心甘情愿地承认和接受了严酷的现实？刘宾雁正是在这一根本问题上，在人民的悲剧命运上看到了历史的巨大生命力，看到了人民最终是历史主体这一中国当代史的本质。在这方面，他和他的朋友，尤其是无数的读者是有坚定信念的，刘宾雁对自己作品的命运和使命始终是清楚的：“写斗争，必然触及生活中阴暗的一面，但只要作家的态度不是有意诋毁或消极旁观，艺术中的‘阴暗面’就会成为唤起人们去消灭它的精神力量。这种作品的社会效果就会是对于邪恶努力的愤怒，对于斗士的敬慕，对于纵容和庇护恶势力者的鄙视和建立在科学认识基础上的斗争能力以及对于胜利的信心。”从1979年发表《人妖之间》到1986年发表《未完成的埋葬》，他写了近一百万字描写中国当代史巨大变化和复杂情势的报告文学，收到近七万封读者来信，除了十来封反对意见的信外，全都是热烈而强烈的反应。从灾难和不幸中走过来的当代史的承受者和创造者们的不断沟通，使刘宾雁对自己在反映中国人民当代命运的艰苦探索中直接站在历史之中：“正是这种反应，坚定了我对于一条真理的信心：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我们的人民更加清醒和更加成熟了。他们为生活中一切光明的东西感到欣喜，但不会陶醉；他们为生活中阴暗的一面忧虑和焦急，但又不绝望。只要我们真实地描写我们所从事的斗争——伟大而艰难的、令人振奋的斗争，就会使人们增强信心。”
在严肃且正常的史学家眼里，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应当在五十年以后才能开始。需要留出时间发现、消化档案，并降低当事人的狭隘和偏见，历史自身有一个成熟期，等等。而当代中国是一个靠意识形态支撑的社会，历史学是共产政权安身立命的基石之一。由于许多当事人已经故去，由于恐怖心理仍然社会的基本现像，中国当代历史的所有领域都面临“紧急抢救”的困境，苦难和悲剧需要述说，罪恶和阴谋需要查证。专制主义的本性之一，就是销毁和篡改历史，历史研究在中国因此成为需要勇气的风险事业。此外，由于中国专制主义的特殊处境和内在逻辑，公正的历史研究成为防范更大灾变的重要减压器。最后，即使为将来纯粹而客观的历史学着想，跟踪和记录中国当代社会的足迹，也具备基础和工具的意义。
刘宾雁在其报告文学中展示出来的，大都是社会底层、普通民众的个别事例，同时保持着对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宏观思索。在刘宾雁身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名言，具有比克罗齐本人所赋予的内容更直接、更丰富、更经典的含义。
1986年11月7日，刘宾雁在上海《改革中社会问题学术讨论会》上发表讲话说：“我们长期生活在幻想之中，我们为几个概念付出了巨大牺牲，在世界上大概念是创纪录的。几十万、几百万人丧生只是为了维护几个错误、荒谬甚至是反动的概念和口号。一个概念是社会主义是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制度。它一经建立就‘牢不可破’，不容许任何人对它有任何非议，因为它是完美无缺的；第二个，中国共产党是绝对不犯错误的，有的话，也只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第三个，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必须一刀两断，连一根血管、经络都不能保留。中国三十多年就在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充满血泪的大辩论。”
1986年，正当刘宾雁几乎单枪匹马从南到北叩问中国现代历史之门时，苏联也正经历着1956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以来又一次向斯大林主义冲击的特殊岁月。亚•别克的长篇小说《新的使命》，提示了斯大林极权专横管理体制的实质，格鲁吉亚导演阿布拉泽的影片《忏悔》，用超现实主义手法暴露了斯大林主义的荒谬，特科诺夫的长篇小说《消逝》，控诉了三十年代对老布尔什维克的血腥镇压，格拉宁和杜金采夫的《野牛》和《穿白外衣的人》，描述了斯大林和李森科对经典遗传学的摧残，亚•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以记忆的名义》，表现了在专制统治下苏联农村生活的悲惨，安•阿赫玛托娃的著名长诗《安魂曲》抗议在列宁格勒进行的镇压，激起空前的反响，阿•普里斯塔夫金发表了《金色的彩云歇过了一宿》，描写1944年车臣人民被迫离开世代所居的故土的悲剧，阿•雷马科夫的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孩子们》，为斯大林的政治面貌提供了精确的肖像描写，鲍•皮利尼亚克1926年撰写的著名反十月革命小说《永不熄灭的月亮的故事》被重新发表，《新世界》发表了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十月》登载了格罗斯曼气势恢宏的战争史诗小说《生活与命运》。（这部小说曾被“查抄”，苏共意识形态最高官员苏斯洛夫对作者说，这部小说要写到两三百年后才能发表，但苏联人民在二十多年后就读到了。）
这一年，苏联数千万中小学生被告知，历史课考试取消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表声明，热烈赞扬这个决定，指出，“那些用谎言毒害人们的思想和心灵，欺骗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罪行是巨大的，罄竹难书！”1987年11月7日，戈尔巴乔夫在十月革命70周年纪念会上向全世界公开宣告，斯大林及其帮凶对成千上万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经济干部和军事干部、科学家和文艺工作者以及普通人民的政治指控和借以镇压的罪名，全是蓄意捏造的；斯大林及其亲信为大规模镇压和违法行为对祖国和人民所犯的罪行是巨大和不可饶恕的。
“历史从来不打招呼”，但历史从来不会滞留在一种状态中。中国始终在尾随，在追赶。刘宾雁一直走在人民当中，——有时走出去，又回到队伍中来，再走出去……。有了刘宾雁，中国当代社会、当代历史才不至于那样寂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