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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宾雁的遗产(10)

1954年,刘宾雁去日内瓦参加会议期间所摄。

十三

夜深人静。我走上月台。
我倚靠在门框上,
细听往事的余音,
揣度今后的浮生。
夜色像千百只望远镜
一齐对准了我。
亚伯天父啊,如果可以的话,
免去我这一苦杯吧!

——接下来,“万言书”满怀忧虑地预感到,迟早总有一天,包括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等等在内的许多中央领导人都可能被打成反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最后,作者告诫毛泽东“千万不要重蹈斯大林的覆辙!”否则,“不错则已,一犯错误就错到底,后患无穷”。

毫无疑问,这是对共产极权的最高权威的挑战,意味着一个被掩盖的历史进程早已存在于表面铁板一块式的中国社会中。“万言书”作者之一陈世忠明确拒绝充当雷锋式的工具,“他唯上级命令是从,他预先就断定了你(毛泽东)永远是绝对正确的。……一旦你说错了话,你代表党中央做出了错误决定,又有谁能够帮助你们纠正呢?”

雷锋作为毛泽东精心培养的奴隶典型,其反人性、反文明更甚于王守信。它作为毛泽东绝对权威和权力狂的必要陪衬,作为公然变人为齿轮、螺丝钉、耳目、鹰犬的标本,在道德和伦理上发生过异常虚伪和卑劣的影响。雷锋式共产主义道德楷模的无耻和可怕,使中国历史的伪君子和宦阉之徒都会自愧弗如。在《人妖之间》里,刘宾雁发现的是中国令人绝望的最大阴暗面,毛泽东极权主义带给中国社会的人民分化,权力异化带给人民的腐蚀和毒化恶果。

《第二种忠诚》是中国现代文学和社会政治思想史的里程碑作品,标志着中国历史和精神发展中一种新范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人民在普遍奴化、兽化、物化过程中,同时出现的另一种重大变化。一种新思想和新人、新的人道主义和“人民至上”观的确立。

《第二种忠诚》破天荒第一次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刘宾雁把两名死囚变成原告,把毛泽东和那直接滥杀无辜的刽子手还原成被告。历史以其异常曲折的形式证明,两封万言书的公开展示,不仅大大拓展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视野和人生境界,撕开了中国政治生活最厚密的帷幕、最森严的禁忌,而且直接预告了中国现代民主运动的前景。刘宾雁将这种类似专制社会的“死谏”冠以“第二种忠诚”,分明是对几十年来肆虐成灾的奴隶主义的鄙弃,而把真实的“人民”写在时代的旗帜上。它是对极权统治的政治术语和语言符号的无畏挑战,在中国第一次公开颂扬独立而非依附,清醒而非盲从,服膺真理而不崇拜任何偶像的人道主义和人民性,“在中国政治原野上虽然贫弱而稀少”的新人和新思想。

《第二种忠诚》同时把锋芒指向“无产阶级专政”本身。“万言书”作者目睹了“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一百多名犯人的面干下的杀人罪行。”目击者陈世忠与死者非亲非故,但在他本人冤案平反后第三天,就不断奔走为死者鸣冤,要求惩罚凶手。他在《人血不是水》中呼吁中国人“想一想,死者的亲属——年轻的寡妇和孤儿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想一想,人民钢铁长城的声誉怎能让杀人凶手玷污!想一想,这些制造假像、杀人邀功的败类至今还隐藏在党内、军内,成为我们事业的接班人!再想想,这件事本来很可能轮到你、我、他的头上,如果被害人是你的亲属,你又该怎么想?……还有,这种事若不查个水落石出,连同‘文化大革命’一切彻底否定掉,你能担保今后不会再发生吗?”

刘宾雁评论道:“问得有理,……然而引起我思索的却不是他的这些观点,而是他的那种感情,说起来似乎也很简单,无非是古已有之的人对人的同情吧,但是在陈世忠身上,这种感情为什么这样强烈,如此执着,本人二十年的凄凉遭遇没能冲破它,几千万人经历的旷古浩劫(那十年,死一个人又算得了什么呢!)也未能使它麻木呢?”“陈世忠不可能是个先知先觉,党内水平比他高出许多倍的有识之士多得很,难得的是他在那种境地竟然如此坦率地陈述自己的意见。”

1962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世界》发表,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在简短的《代序》中写道:“一个新的、独特的并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进入了我们的文坛。”索尔仁尼琴从此改写了苏俄文学史,并且在八年后摘取了诺贝尔文学奖。

不难设想,刘宾雁即使没有提到毛泽东,只是把那桩虐杀囚犯的事件非常“文学化”地展开为一个中篇,其艺术和社会成效也许与《一天》有同工异曲之妙。

富于独立精神的文学评论家刘再复认为,在中国,任何想感动世界的作品必须首先感动自己祖国的人民,他认为刘宾雁的作品是中国文坛上的重大现像,“如果不是他们经历过一个苦难的时代,如果不是他们经受过一次心灵的炼狱,如果不是他们本身所具备的高度的良知水平,如果不是他们有一种献身于社会和献身于文学事业的英勇精神和道义力量,这种散文是无法出现的。这种散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作家精神状态的巨大转变。它是我们民族心灵遭到巨大创伤之后的一种补偿,……是作家自由本质的一次光辉的实现。只有心灵受到十年震撼和折磨的中国人民,才知道这种散文是怎样的宝贵和值得珍惜”。

《第二种忠诚》是在历史真理和道德理想的领域与毛泽东的决裂,其颠覆性的意义至今犹存:极权主义和暴君政治的弥天大谎——“为人民服务”——像舞台上纸糊的布景开始翻转出它满是灰尘和蛛网的背面。

在此之前,从华沙到布拉格,东欧人民在匈牙利起义被血腥镇压二十多年后,再次走上挣脱斯大林主义锁链的“光荣荆棘路”。知识界、工人、教会和党内改革派正式结成联盟。瓦丘利克的《2000字宣言》、希克教授和里赫塔博士的《行动纲领》、瓦文萨们的《21条要求》以及哈维尔、昆德拉、米奇尼克们已把“自由”、“民主”、“人道”、“自治”、“独立”堂而皇之地写入历史的天空,东欧大地的自由解放运动已不可逆转。

《第二种忠诚》虽然还停留在对历史的清算和反思上,但在历史精神上与苏联、东欧的自由化浪潮却存在根本的契合:必须用真理、正义、人道战胜专制、邪恶和暴力。

十四

夜深人静。我走上月台。
我倚靠在门框上,
细听往事的余音,
揣度今后的浮生。
夜色像千百只望远镜
一齐对准了我。
亚伯天父啊,如果可以的话,
免去我这一苦杯吧!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

从五十年代胡风的“精神奴役创伤”开始,经过冯雪峰、秦兆阳、邵荃麟到八十年代李泽厚从康德那里借来的“人是目的”,王若水等人对“异化”、“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在当代中国,有关人道主义的论争充满了风险。刘宾雁独特的贡献在于,他深知,人道主义在中国的特殊困境从来不是经院哲学问题,而是铁一般的物质性现实,是极权制度对人本身进攻的所有细节和恶果。它集中在毛泽东为首的“极左”势力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夺上。

1986年11月21日,在天津南开大学的演讲中,刘宾雁对当代中国的十个方面坦率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在谈到人道主义的命运时,他说:

人道主义的地位是什么?它到底是目的?还是手段?……在俄国发生十月革命时,当时在极其特殊的条件下,斗争是非常残酷的。有一个清醒的政治家,当时在德国已经被逮捕了的卢森堡,一个女革命家,给列宁写信,写了本小册子,向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提出忠告,说你们一定要注意,无论革命环境如何的艰苦、如何的残酷,但是希望你们注意你们采取的手段,不要太暴烈,手段应该是人道主义的……回顾我们几十年的历史、几十年国际共产主义的历史,我认为有这样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国际上,共产党的威信是怎么样被破坏的?头一个就是斯大林的所谓肃反扩大犯,……这是对共产党威信的第一次打击;第二次打击,就是文化大革命;第三次是最厉害的一次,就是柬埔寨波尔布特,我们扶植起来的。……就是在78或者77年,‘四人帮’刚刚垮台不久,当时华国锋当政,汪东兴也去过一次柬埔寨吧。这一次流血,这一次屠杀,我们是不知道……手段和目的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考虑!

把刘宾雁封为中国“极左”势力的公诉人,符合实情。在“极左”势力充满罪恶阴谋、也所向披靡的历史上,刘宾雁没有改变力量对比,但他改写了中国最肆无忌惮的黑暗势力的精神病历,并多次用刘宾雁式的简洁写好了他们的墓志铭:

极左路线,中国的极左路线,跟外国的极左路线不一样。因为他们是掌权的,掌权的极左,又是东方的国家,它核心的东西,就是对人的仇视,对人的轻蔑,对人的侮辱,对人的践踏,和对人的残害。这个事情,毛泽东早就总结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简单说:不把人当人。……极左路线把人变成了非人,把应该享受自由的人变成了没有自由的人,把应该是有独立人格的人变成了所谓驯服工具,把人变成兽。这个过程,就包括人的内心,中国民众心里良心的消失。一种忏悔心情的消失。作为人的特征的许多东西,独立思考,信守诺言,……良心消失了。……发展起来的是什么呢?相互仇恨、相互猜疑,冷酷;冷酷和仇恨成为美德。……在这个基础上,又造成了全民族的恐惧,对暴力的恐惧,对权威或者叫领导的恐惧。明明是在那里大行不义,但是我们可以袖手旁观,我们可以退避三舍,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可以把全世界都毁灭掉。……所以我说左的核心,中国的左,东方的左,就是反人性。

1949年之后的中国,一反人性常态和文明成法,歌功颂德成为亿万中国人的唯一表达。秦始皇以来专制传统发明的感恩载德之辞已难敷大用。大小新式御用文人铸造了无数新词,将全中国连同每个大脑的任何角落统通打造成谀词之海,颂歌之邦。刘宾雁一百多万文字中,竟然没有一个句式、一个单词、一个字曾经让专制和既得利益者们赏心悦目。刘宾雁之所以不去写可以证明他的创作才华、奠定他文学地位的小说,“明知报告文学更苦,更慢,还得为每一篇料理后事费大工夫,伤很多神经细胞,但良心上却轻松一些”,还有一个他屡次公开直言的目的:“报告文学能够发挥小说无法发挥的作用,它能直接地对生活进程发生一点影响,能造成一点震撼,——有时候,你简直觉得那是一种能摸得着的物质一样的东西。它可以对坏人多少起一点威慑作用,不然,他们的日子也未免过于舒适了。”

事实上,从《人妖之间》到《第二种忠诚》,刘宾雁在能“为中国写作”的八年期间的每一篇作品,都引起“极左”势力的愤怒和反扑。“一篇报告文学得罪一个省”,甚至有五、六个省联名在北京“告状”,以至胡耀邦、万里一类党内开明派领袖都被迫对刘宾雁发出告诫,而他们在内心其实很赞成和欣赏刘宾雁。

直到1987年1月24日,忍无可忍的邓小平直接下令,开除刘宾雁中国共产党党籍,他第二次从中国共产党“圣殿”被放逐。刘宾雁本人的文字记录的历史裁决,其含义已经勿需多写一字:

八年前也是这一天,一月二十四日,我结束了为期将近二十二年的政治僵尸生活,重新回到中国共产党内。两次开除,一个原因:我公开批评了共产党内部的弊端。这一生中,我因受难而得到过别人的同情,因成功而受到过人们的祝贺。我蒙受过最大的屈辱,也享受过极高的荣誉。今天,我却同时经受着这两种东西,这是从未有过的体验。这是幸福吗?是的。我应感到幸运,因为只有极少的人有缘得到这种享受。

刘宾雁第二次为中国人民效劳的短短七年如此清晰、完美、波澜壮阔,充满史诗式悲剧特有的雄伟壮丽。“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地方像中国这样发生着如此普遍、深刻、剧烈的变化,而十几亿人民命运的改变,必定是具有全人类意义的”。毫无疑问,在这个最大的生命共体中,在这艘最大的生命方舟上,刘宾雁始终据于中国历史风浪的最前沿。在浊浪排空、雷鸣电闪、豪雨倾覆的生死关头,刘宾雁是真正的大丈夫、男子汉,始终站在不幸、苦难和牺牲者一边,对中国的危情、凶兆和险境不断发出警示。在半个世纪里,他一直是中国悲剧档案无畏的收集者,中国罪恶不妥协的公诉人,中国命运和希望不知疲倦的代言人和预言家。在暴君、精神行刑队、肖小庸人合谋挖掘的滔滔忘川之上,刘宾雁像珠穆朗玛峰一样,使中国保持着它的高度、尊严、苍茫和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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