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冤孽

我们都太早地消耗了青春、梦幻,因而失去了未来。

我们都太快地摈弃掉过去,因而又失去了历史?

“黑五类”子女,这是某一特定时代给我们的定位。此外,还有几个诨名:狗崽子、混蛋、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等。

其实,我的父母亲不过是寻常百姓,并非大富大贵。新中国成立后,父母亲参加了干部训练班,在文化馆干了几年,后来双双成为光荣的人民教师,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过不失。

但是,在1956年开始的“反右”运动到1957年的“反右”后期的肃反运动中,母亲不幸被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清洗出教师队伍。

当时我正读小学四年级。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蒙上一层阴影:我妈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她教我们唱《夏令营之歌》,她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她说我们是祖国的花朵,要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她的“历史反革命”罪名到底是怎么成立的?1939年,日本侵华,广州沦陷。那时我母亲17岁,随家人逃难到曲江县。为了生活,考入一个官办的青训机构“统计班”,在里面学习文书、译电码的工作。我妈会唱的《热血》、《毕业歌》、《铁蹄下的歌女》等抗日歌曲,就是那个时候学的。当时我父亲还滞留广州。他们原本是邻居,青梅竹马,因战乱而劳燕分飞。母亲在曲江仅待了半年,因相思之苦,只身潜回广州与父亲完婚。从此永远离开了那个青训机构。就是这几个月的经历,给我母亲带来终身遗恨。我曾看过那份给母亲定案的材料,内容大概还记得:该统计班名为抗日,实则反共。陈某某受训时间虽短,也没有直接的罪行,但该机构背景反动,隶属国民党军统管辖……陈某某认罪态度不好,没有主动交代这段历史,且在审查期间意图自杀,消极对抗……“意图自杀”倒是事实,“消极对抗”实在莫须有。因当时母亲受不了“审查小组”轮番的逼供,曾想一死了之,有一天趁上厕所的机会爬上学校大楼的天台准备跳楼。我永远记得,当日母亲由两个女同事带回家的情形,母亲哭得像个泪人儿。

那段日子里,妈妈白天劳动,晚上写交代材料。天天以泪洗面,原来红润的脸颊变成蜡黄,清秀的眉目蒙上愁云,特别是过去一说话总带着微笑露出一排整齐的皓齿,还有一对深深的梨窝,全消失了……那时母亲才34岁。

母亲被开除教职后,全家七口人全靠父亲微薄的工资艰难度日。我有一对孪生弟弟,当时才满两岁。一天,我放学回家,发现不见了“细弟”。昨晚我还教他唱“月光光,照地堂”呢……母亲含泪告诉我,为了全家好,让一户无子女的农家夫妇把小弟抱走了,甚至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家在何方,也不敢打听。穷人卖儿卖女也有个“卖”字,可“四类分子”的孩子竟一文不值。

没过多久,“三年饥荒”来临了。粮食定量,物价飞涨。当时父亲每月工资七十三元五角,每人平均只有十多元,还买不到一斤鸡肉。母亲饿得面黄肌瘦……

为了填肚子,我们几兄妹要半夜轮流到市场排队买菜。记得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在被窝里睡得正香,感觉有一只手在我脸上轻轻抚摸,摸了很久,我睁开惺忪睡眼,看见母亲站在床边,痛惜地说:“你不是答应去买菜吗,两点了,该去了,不然连菜毛也买不到了……”我无奈地掀开被子,母亲帮我把衣服穿上。我提起一张小板凳,走出家门,赶到市场。市场大门紧闭,门外已有一串人缩瑟地等在那里……终于等到天亮了,市场的大门开一道小缝,让外面的人一个个钻进去,争先恐后在各个摊位前再排长龙。那时的市场,肉类已经绝迹,每天供应的菜少得可怜,排队的人只能定量买一角多钱的菜,通常是番薯叶、芋夹、南瓜、苏联菠菜等。买到这些,拿回家去,已经功德无量了,母亲会奖赏我两片饼干,然后去上学。我那时13岁,读初一。

那时家门前挂有一块大纸皮,上面有“车、补、改衣服兼织冷衫”几个毛笔字,非常工整秀丽。那是母亲亲手写的。母亲为了帮补家用,替人缝补衣服。有次我放学回家,母亲教我试穿一套刚缝制好的新衣,是邻家孩子春节要穿的新衣,那户人家有港澳关系,洋布料很美,我穿上后母亲端详一番,扯扯衣角,拉拉袖口,觉得手工还可以,就叫我脱下,我一边脱一边冲口而出:“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本来只想卖弄一下在课堂上刚学到的诗句,不想触到母亲的伤心处。当时母亲潸然泪下的样子,现在还历历在目。

那些年,随着“阶级斗争”日益深入人心,母亲的日子一天比一天不好过。选民榜上固然没有母亲的名字,街道的群众大会亦不许她参加,连家庭妇女组织的劳动服务站也把她摈弃于外。本来母亲很想加入街道的“车缝小组”,但戴帽的“四类分子”没有这个资格。私人承接车补改衣服被“上纲上线”斥为“搞自发”,被勒令停止,母亲只好在家粘纸盒,而这些发外加工还要以我外祖父的名义才能领到。那些年母亲起早摸黑地劳作,家里任何空间都堆满纸盒,一毫几分地赚点儿血汗钱。

1961年母亲得了宫颈癌,做了切除手术。1962年母亲又患上肝炎,身体十分虚弱。生活贫困可以咬牙挺过去,可是精神劳役的杀伤力比肉体的癌更凶残。大概母亲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想争取在有生之年脱掉“四类分子”的帽子,让身边的人不再背黑锅;也许“谬误重复一百次,便成了真理”,她已完全相信自己就是人民的罪人,而自觉接受监督改造,早已习惯那些粗暴的训斥和冷漠的鄙视。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已经很少哭了。

每天早晨天还没亮,妈妈就挣扎着病躯出街扫地,由巷头扫到巷尾。只要监督的人说还有垃圾,又马上重扫。每个星期写一篇思想汇报,每个月底在街坊的评审会上接受群众的检举揭发。有两项罪名强加在她头上是很荒唐的:有个街坊在会上发言:“她替人缝补衣服时,我丈夫的衣服破了叫她补,她要我先洗了再补,真是岂有此理,衣服破了一洗不是更破吗?丈夫做搬运工衣服当然有汗味,她是怕脏怕臭,看不起我们劳动人民!”还有一个干部说:“我看见她儿子倒的垃圾中有几块破瓷片,她是有意用瓷片去扎贫下中农的脚,是阶级报复行为。”每次莫须有的“检举揭发”,母亲都是逆来顺受,接着通宵写检讨,自然是深挖狠批,以表悔改之心。

我们几兄妹升学政审时都被打入另册。我哥和我妹初中毕业都没考上中专,尽管他们都品学兼优。我侥幸考上高中,妈很兴奋,但我读到高二就被列为下乡务农动员对象。那时的我,政治上似懂非懂,青春期的躁动,又使人思想走向极端——“背叛家庭”、“划清界限”、“走革命化道路”一大堆说教灌满脑子。平时对母亲也不甚尊重,说出一些忤逆的话,还以为大义灭亲。高中毕业我别无选择地报名去了珠江农场。

母亲是1967年3月去世的,死时44岁。从1957年被清洗到1967年整整十年,正是极左路线在全国最盛行的10年。这条路线既然要把一部分人捧上天堂,自然也要把另一部分人打下地狱。母亲生命的最后一年是死神对一个顽强挣扎的生命最沉重的一击。1966年萧瑟的秋天,红卫兵举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铁扫帚”,两次来抄我们的家。他们把所有的家具、衣物洗劫一空。一对父母亲用了二十几年的枕头,一边绣有“同心”,一边绣有“协力”,是组织这个家庭时母亲用灵巧的双手和热切的心血绣上去的,抄家的人质问“用心何在”,竟用剪刀剪破了这对枕头。还有一张大床,因为太重不好搬,竟用刀在周围乱砍……抄家过后,专政机构一声令下:所有“四类分子”统统滚出城市!于是将母亲的户口强行迁到一个边远山区。在那里她每天被押解着在荒山上搬石挖渠。三个月后,一天母亲劳累得吐血晕倒在地上,经检查是末期肺癌。父亲带着单位介绍信前往苦苦哀求,才让他把病人带回广州。

这一切,父亲瞒着我没有来信告知。那时我在农场表现很好,是学习“毛著”的积极分子,农场工会的文体委员,也是出墙报、搞“红海洋”的好手。我终于可以从“贱民”晋升为“平民”了。到1967年初,母亲已经病危。我接到家信后,请了15天假,回去看到家徒四壁,母亲已经不能走路,也不能平卧,吃什么吐什么,连说话都无力了。待到我的假期已满,正忐忑不安,母亲把我叫到床前,留给我最后一番话:“孩子,纪律重要,前途重要,你还是准时上路吧……我是什么身份,一切都定局了……你还年轻,自己去闯吧……”

我硬着心肠离开了这个可怜的家,那是1967年2月底。回到农场,我马上投身于造反派向走资派夺权的“革命行动”。我们进驻了场部,把农场党委几个头头儿拉下了马,轮番批斗他们。那阵子沉迷在红旗如海歌如潮的“革命造反”中,狂热无知的人们似乎都失去了自我,完全没有工夫去考虑个人或者家庭,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没有什么不可以牺牲的。

一天早晨,有人给我送来一张电报单,上面写着:“母死速回”四个字,我拿着这张纸,长长叹了口气:“她终于死了!”心中竟然异常的冷静,潜意识里还有点儿如释重负的感觉,是替死者?替自己?还是替全家人?我慢慢抬起头看着造反派贴在墙上的大标语:“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我没有掉泪。

母亲生我育我,传我学识,给我智慧,教我许多做人的道理。最亲爱的人死了!世上的一切并没有多大的变化,潮水照样有涨有退,太阳依旧有起有落,人们还是那样天天奔忙着。一晃30多年过去了,我心内的痛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加剧。现在每当看到有人在报上登的讣文,其中“随侍在侧,亲视颔醶,尊礼成服”等字眼,总会咬噬着我的心,大概这就是惩罚吧,因为我不曾尽过孝道,该回馈的时候没有回馈,该恸哭的时候没有恸哭……

是什么使我们泯灭了天生的有缘有故的爱?又是什么使我们衍生出太多无缘无故的恨?是什么使我们对值得怀疑的东西一味地盲从?又是什么使我们对不必怀疑的东西却又怀疑一切、打倒一切?

是那个时代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荼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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