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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司令

1966年,32岁,男,T市某局设备处业务干部。

我的事是怪事——害怕五七年诱敌深入不敢造反——马季相声《牵牛记》牵上我爸爸——这外号又转到我身上——堂堂一个“造反”司令——别别扭扭背它背了十年

要说那十年,我这个人真没吃多少苦,也没挨过揍,可也不比吃苦挨揍抄家批斗好受。我这事怪,是怪事。忙,咱长话短说,十年,要信着说,别看咱没嘛大事,要把心里疙疙瘩瘩都铺展开,也得一天两天。我就单说这怪,行吧。

我的事为了一个外号。

这么说您不会明白,还得打头说。

我说,我这个人参加革命比较早。这“革命”不是老同志打游击抗日那意思。我们那会儿把参加工作就叫参加革命。现在不这么叫了。我是一直叫惯了。

我参过军,当过文化教员,当过干部,还在技术学校学习过,成绩不错,后来搞基本建设,我还坚持自学。技术、管理、行政,咱都行。人缘也不错。我姓牛,上上下下都管我叫小牛。我说那外号可不是这小牛。“文化大革命”前历次运动,“反右”、“四清”什么的都参加了,表现一直叫好。但我出身不好,我父亲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官,给我就撤劲撤大了。可是我呀,确确实实是吃共产党饭长大的,确确实实是共产党培养的,可我也知道组织上对我一直不信任、放心……不是我哭,也不是我委屈。为嘛哭我也说不好。

“文革”开始的前一年我去“四清”了,直到市委书记自杀,我们工作队就撤回了,“文革”已经来了,局里边已经面目全非。我们这个处跟别的处不一样,这个设备处相当一个公司,是局里的第二大处,直接管着下边好多厂子。“文革”前因为下边厂子太多,管不过来,就筹建一个总厂,厂里边的党关系还没打公司转下去,搞起“四清”就不能动了,“文革”一来完全瘫痪,许多杂乱无章的行政事就摊在我们处。等我回来时,处里边群龙无首,处长叫下边厂子揪去批斗,连一个管事的干部也被拖拉机厂揪走了。处里头没人,属我岁数大点,文化水平高点,局长就叫我暂时管管处里的事。反正那阵子没人有心顾什么业务了,有的怕丢乌纱帽,有的想当头,要不也轮不上叫我抓业务。我作为一般干部接下这个大破摊子,整天抓东抓西,拆东墙补西墙呗。这会儿,各个单位都闹着成立“造反队”,好像没有组织人就没保障。我们局里各个处也都闹起来。唯独我们设备处没动,因为处长不在,主要干部又揪去了。可目标就集中我身上,闹着叫我出头。我一来胆小,怕事;二来,我说了,出身不给劲,先渗着,能不干就别干。一动不如一静。

根据《十六条》,巴黎公社式选举“革命委员会”,非常荣幸,荣幸嘛呢,我们局成立“革命委员会”要选四个成员,一个正主任,三个副主任;原来的党委办公室主任当上了正主任,我被选上了副主任,要不是巴黎公社式我当不上,咱这出身哪行?这就非常荣幸了。革委会成立,搞牛鬼蛇神,揪呀烧呀斗呀都是他们三个同志操持。这三个同志出身好,算红卫兵。可他们工作素质不行,就光搞运动。我领着十几个干部干业务。说实话,我心里觉得这一次来势凶猛,早在工厂搞“四清”时就觉出来,可并不了解毛主席说的大权旁落,是要把刘少奇这些人搞掉,还没认识到这么高。只觉得五七年大鸣大放,不过是诱敌深入。六二年听到陈毅的报告,更明白这里边有深浅,接受历史教训嘛。再说出身不好,折腾不好就折腾自己了,我这叫明哲保身。我就闷头干实事,可光搞业务不搞运动也不成,人家说你不忠于毛主席,咱就接待红卫兵小将。这也是苦差使。外地串连来的红卫兵一拨一拨,有的客气,有的穷横,不管他们嘛样,得管吃喝住,弄毯子弄席子弄稻草帘子,叫他们住;给他们买绒衣棉帽;他们白吃白拿,就往帐上记,反正上边有精神,支援小将们。管这种事儿,苦大累,那些小祖宗那么好侍候呀。我们设备处三番五次挪,给他们腾住处,没窝儿了,最后只好搬到局长办公室外间的会议室里办公。

这时别的处都成立“造反队”,唯独我们没成立,这样就像我们不革命,对“文化大革命”有情绪有看法有意见,无形中就有压力了。我想个办法,天天下午坚持两个钟头学习,念文件,念社论,两报一刊社论,学语录,唱语录歌,唱国际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可风言风语就来了,说我们设备处是“逍遥处”。那时不是有句口号叫:“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吗?一个老局长对我说:“你们怎么这么保守呢?人家都成立队了,你们这样不怕人说?”还有一个老技术干部,人不错,也悄悄劝我:“你们也别叫人家有看法,总得有所表示。”我琢磨一下,就找来一份传单,是别的“造反队”成立的宣言,基本上词句不动,改改后边的署名,起个组织的名字,叫“东方红造反队”。刻钢板印传单,还是老局长帮着我们翻片儿印的,贴出去,就算成立了。我们这个组织是这局里最后成立的,这个局里也是山河一片红了。其实,成立了也麻烦。因为整个局,包括下边的各个公司各个厂已经形成两大派。而我们处在局里人数最多,下边又管着十几个厂,有些厂没厂长,我们直接管,被认为有实力,各厂的人加起来几千号,所以两派都争取我们。

我当时的想法是,成立“造反队”,只是应付一下,千万注意别像五七年“反右”最后把自己拗进去。运动总是一时的,应付过了这关,把处里的同志们安全带过去就得了。不管怎么说,不抢先,不冒前,别武斗,别闹事,别渗乎进社会上的两派就行。

一加入“造反队”,明白的事更多。过去是在“造反队”外边看“造反队”,现在是在“造反队”里边看“造反队”。真心说,关心国家大事,都是胡扯,不能不这么喊罢了。有的有捞头,挣命;有的像我,也是明哲保身,稳住劲儿。这么大的运动,谁知自己一个闪失栽在哪里。这决不像“反右”那样掏心掏肝,谁都不拿真心的,谁都有自己的一盘算盘珠儿,谁都留有余地。搞运动搞得人精了,比老家贼还贼。我的原则是不参加辩论,别卷进去,稳居中游,只做边边沿沿没风险的事。比如管管牛鬼蛇神,组织他们学习,贴贴大标语大字报。“君子动口不动手”,不动武。幸好我们局里没发生什么武斗。要说我们局的两派,都因为人际关系的背景。所谓观点,不过是借口。这两派以两位局领导为分界线,谁是谁的人,互相都清楚。原先不清楚,一闹也清楚了。一派是局里的老人,原先的干部班子,再一派都是后来调进来的新人,大都是政工干部,跟随一位后来调来的领导。这些干部都有斗争经验,习惯暗斗,不善明斗,别看运动激烈时也吵吵架,可天天中午还一块吃饭,打打岔。就这形势,还不错,没有你死我活,后来大联合也不费劲,二十六块牌子往门口一挂就算联起来了。我主要抓住一点,就是抓业务,那时叫“促生产”,最保险,运动后期秋后算帐,也算不到干活的人头上。直到后来搞万名干部下放,我们一直也没停顿工作,我想这样就保平安了吧。

可没想到,你不找事,事来找你,居然找到我头上来了。

一个“造反队”头头,一天拿个本本找我,给我看。这大概是六七年的事。他说:“这个本是五月三十号打市里‘革干联’头头家抄来的,上边有咱主任在他家汇报局里运动情况时,说你的话。”我一看,大吃一惊,又莫名其妙,竟然写着我爸爸是国民党的司令。我非常恼火,没影儿的事,我怎么成了国民党司令的儿子了?等到两派大联合时,我当众问他是怎么回事。基建处一位同志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几年前,有个同志在我们处里说,马季相声《牵牛记》的牛司令是小牛的爸爸,是句笑话,这话后来传到设备处处长耳朵里,笑话就成了半真半假。处长向上边领导汇报时,就说《牵牛记》里的国民党司令是小牛爸爸,成真的了。”

当时两派在场的人听了都哈哈大笑。我又气又急,质问这主任。他挺硬,他弟弟在北京当大官,是个高干,以为自己有后台。不但不认错,还当面骂我:“狗崽子,你算什么东西,国民党来了,你准反攻倒算。”我气愤得上去要抽他嘴巴,他戴眼镜,我摘下他眼镜给他来了脖溜儿,没打嘴巴,离得太远,就手指头尖扫着他一下。可打那以后,我就落下个外号叫“牛司令”。先是给我爸爸的外号,又落到我身上了。当然这是个取笑的外号,我也不介意,有时还挺得意。我行政上挺行,又管一摊事,叫我司令,等于尊敬我。天天和人一碰面,就是“牛司令”;打电话找我也是“牛司令”。局里没人不叫我“牛司令”的。下边有些人也知道。不知我姓名也知道设备处有个“牛司令”。只是不知道这外号的来由。叫我外号,表示热乎,好找我办事。后来干部下放转工人,有的到干校去,有的到新单位去,我就背着这外号到基层工厂,倒觉得是个爱称了。无论谁这么一叫,倒觉得挺近乎。这不该完了吗,不。

到了七六年拨乱反正,清理“文化大革命”,不知怎么,糊里糊涂,不知打哪儿造出来的,新单位的人竟然都以为我是原先局里的司令,“造反队”的头儿,成了造反司令了,冤不冤?不知哪个王八蛋造的,可这不是儿戏,上下都当真了。

我那次不是扫了主任脖子一下吗,那主任一口咬定说我打他了,说打砸抢就占了一条,一直暗地里审查我。我的职称问题,定级问题,提拔副厂长问题,总受这事牵连,改革方面提意见也没人敢采纳。糊里糊涂一个外号,好像“文化大革命”我有什么罪恶似的。要是当初在局里我闹一回,谁再叫我这外号,谁就是王八蛋,就好了。更倒霉的事是嘛呢,在局里时,一次两派联合斗当权派,在人民礼堂,不知打哪儿弄来市委副书记陪斗,架市委书记的人个子太小,站在旁边没气势,管专案的一个同志说叫我上去,因为我个子大。我就上去了,还叫摄影记者拍在照片上了,后来翻出来,算我“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错误的证据,无形中又和“牛司令”这外号联在一块了,倒霉不倒霉?

我们局里“文革”后新组成一个班子,我们那一派,那些老人都走了,另一派为了回避问题,就把事儿都推在不在场的人身上。不但没人替我解释,反而恨不得我有事才好。我这“造反司令”就被默认了。弄得我很痛苦。一次次清查,又不当面问我,查也查不出什么来,还总暗地查。

每到清查一紧,局里有的好心人就打电话通知我:“告诉小牛,最近又要清查了,叫他别到局里来,避一避好。”好像我真有问题似的。你要真去问他们,他们会说,谁查你了,你难道心里有鬼?弄得我有工作也不敢到局里请示。在单位里上不上、下不下,当面没人说我,可是常常感到有点事似的,就这么背着这外号背了好几年,难受不难受?

直到前年,市委组织部调查整理情况,才有人正式告诉我,你的问题查清了,不属于打砸抢,那次是那主任骂你,你打他又没打着,不算打人。去年市纪委找我谈话说,这几年你就是受了累,原来准备安排你副厂长,就为这些事,经过反复核实,清了。嘿,这才了结,好家伙,一个外号弄到市里去,厉害不厉害。

对这“牛司令”,他们说这没什么,也别向本单位群众解释了。因为没立案,也就没有落实问题。

现在不知道情况的人,还有的叫我“牛司令”;知道这些情况的,不再叫这外号了。大概知道这不是好事。这事怪不怪?

生活超出人的想象那部分是荒诞。

(选自冯骥才著《一百个人的十年》,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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